2021年，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乡村儿童的抑郁检出率为25.2%，焦虑检出率为25.7%。其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更大：抑郁检出率为28.5%，过度焦虑检出率为27.7%，均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份报告调查的对象涵盖安徽、甘肃、广东、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7个省的16所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收集到有效问卷2498份。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和乡村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逐渐拉大，乡村儿童的成长相比城市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本刊采访了长期调研县乡儿童心理问题的芝加哥大学青年学者付琳赟，以及两位一线县乡学校心理教师，在她们观察下，不止乡村儿童，乡村乃至县城中小学的很多学生，其实都在默默承受着一些可能未曾充分注意到的心理困境。她们接触的不少孩子，有的缺少父母陪伴，有的在校园遭遇欺凌后难以获得帮助和支持，有的因为家庭贫困而自卑。这些生活中的风险因素，加上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源支持。在孩子身上外显为低自尊心、自残自伤、厌学、网络成瘾……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芝加哥大学博士 付琳赟
我在重庆农村长大，从乡村小学读到县城初中。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小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自卑的问题所困扰。比如我考到重庆市区的高中后，在我上台朗诵完一首诗后，老师却说：“这个普通话水平都有胆量上来读？”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口音的英语口语这些都是我被嘲笑的农村印记。
或许因为这个因素，从2009年到北京读大学，到我2015年硕士毕业，再到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读博，我参与的很多社会实践以及2023年博士论文的选题关注的都是县乡儿童的心理问题。我发现，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今，他们比我当时更早更直接地感受到和城市孩子的差距，会产生更严重的自卑感。
《小舍得》剧照
2019年起，我在广东、重庆、湖南、河南等省份展开正式调研，走访了一百多所县乡学校，收集了七八千个学生的调查问卷，也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学生，重点关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孩子的心理问题。我发现，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表现在自卑、社交障碍、抑郁、厌学、自伤等等。
最常见的一种是网络成瘾。我们看一个数据。2023年，我们团队对55所乡镇中小学的5017个学生开展了调研，在五年级学生中，47.87%的学生已经有轻度到重度的网络成瘾问题，网络成瘾的七年级学生更多，超过了50%。成瘾的背后，是孩子们缺失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家庭支撑的现实。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现了很大问题，只能寄希望在网络上被看见、被尊重、被接纳。
我访谈的一个初一男孩，父母离婚，爸爸常年在外打工，能慷慨满足孩子一切物质需求，但对孩子的教育是打骂式。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抑郁焦虑孤独，在网络上寻求快乐，麻痹自己，一直想泡在网络世界里，后来直接不去上学了，老师带他去医院，才发现他早已经抑郁。孩子爸爸对抑郁症完全没有认知，觉得是儿子偷懒不想上学找的借口。为了惩罚儿子“说谎”，这位爸爸要求他每天傍晚放学后不能进家门，在院子外站到晚上11点。他最后彻底辍学了。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多种风险因素叠加，但有几个明确的诱发因素。
风险因素之一是家庭经济困难。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些孩子从小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有个留守的女孩，父母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带她去买夏天的裙子，她会小心翼翼地挑了一件最便宜的，希望为家庭减轻负担。上初中后，有同学嘲笑她的穿着很“乡巴佬”。长时间的自卑缺爱，让她表现出抑郁焦虑的躯体化症状，她会失眠，突然一个人大哭，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乡村资源有限，没有渠道能给她提供专业帮助，她只好时不时找学校里的兼职心理老师聊聊天。
风险因素之二是家庭结构变化，比如留守或者离异。我调研的大部分省份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输出大省，父母外出打工的比例很高。我目前在重庆一个县城调研，这里的农村小学一个班里有70%左右的孩子都处于留守状态。学期初，老师让孩子们识别自己的情绪跟哪些事件有关系。老师拿起“开心”这个词时，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各种开心的事，但他们伤心的事非常相似，就是爸爸妈妈过年没回家、或者过完年又出去打工了、还有爸爸妈妈离婚了，亲子分离和父母关系就是他们所有不开心的来源。
在访谈中，许多孩子展现出超出年龄的成熟懂事。才上二三年级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赚钱养家才出去打工的，不会怪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没人在身边关爱他们，他们内心经常孤立无助。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做问卷调查时，有道题是关于留守状态的，班级里两个五年级的孩子做到这题时眼泪就掉了下来。这其中，对小学阶段的孩子而言，父母离异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难理解爸爸妈妈离婚这件事，有的孩子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有个三年级的女孩，妈妈外出打工后和爸爸离婚了，她觉得妈妈跑了，是因为不想照顾她，不爱她，她是个负担。女孩陷入强烈的自责和内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想要割腕，还好被老师发现后及时制止。
《狗十三》剧照
在乡村地区非常凸显的另一个风险因素是校园霸凌。霸凌会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创伤性记忆，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比起村子里的学校，镇上学校的霸凌现象更为突出。撤点并校后，周边许多村的孩子都聚集到镇上一所学校，孩子们不像在村里上学时互相熟识，知根知底。镇上学校的人际关系更复杂一些，再加上学生数量多，一个班五六十人，一个年级十几个班，学校资源不足，管理较松散，就更容易滋生欺凌与暴力。
有个女孩小学时跟父母外出打工，初一下学期回到老家的镇中学读书。她回来之后发现班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同学会悄悄说她坏话，评价她的穿着长相，每天都感觉被人指指点点，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到了初三她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出现自残行为。我见到她时她怯懦地低着头，不愿意抬眼直视我，说话声音很小，双手紧握在一起，是很戒备的状态，抗拒和人交流，聊天时一次只蹦出几个字。即使有她熟悉的心理老师在场，和她聊完四五个问题还是花了近两个小时。
这个女孩的经历是校园霸凌里典型的社交霸凌——通过社会性的关系排斥一个人。对于初中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同伴关系，他们很在乎自己是否能融入群体，社交霸凌就把这块关系整个都剥夺去，伤害是巨大的。校园霸凌属于学校层面应该解决的风险因素，但很多乡镇学校并没有能力建设一个零霸凌的校园环境。有所镇中心小学我去了三次，一进校门就感觉乱哄哄的，混乱无序，课间的走廊上有几个同学围着一个男生殴打，但并没有老师出来制止。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几个男孩拿着铁盘子铁碗就朝着同学拍过去，老师校长同在这个食堂吃饭，却没有阻止。
《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现在很多老师对管教学生的方式和尺度摸不准，面对一群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的学生，老师也很无力，害怕介入同学矛盾后不小心就会被学生上告，导致自己担责，甚至丢了工作。我们觉得这几所学校的老师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后来就习惯了。再加上许多乡村学校的老师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校园霸凌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深，如果真打出事，就让家长直接带回家。
如果说，城市儿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竞争压力，比如我们常说的“鸡娃”、“内卷”，在父母的高关注强管控之下，压力过多，把孩子压垮了，那么县乡的孩子很多是父母支持缺位、贫困压力等等保护性因素过少，没有托举住，孩子就下坠了。
在处理心理问题上，我们调研的很多老师自身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面对学生的重大心理问题手足无措。有个小学老师告诉我，班上有个学生想跳河，她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是不想帮这个孩子，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只好想尽办法不见这个学生，“躲得我太累了”。我老家重庆县城一共有一百多所学校，加起来只有30名专职心理教师，其中一半都在县城里，乡村学校能配备的很少，还有好几个并非心理学专业，是“半路出家”。许多老师和我聊天时都表示，遇到学生自伤自杀这类严重的心理危机，他们整个人都是高度焦虑和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很痛苦。
我和家长老师都聊过，当一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老师会说父母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父母会说老师应该管，好像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但其实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我们不能单一地依靠父母或者老师，而应该将几方联合起来。家长层面上，不在孩子身边的农村父母，也是有多种手段增加跟孩子的联系的。学校层面上，要帮助老师加强社会情感能力，先有幸福健康的老师，才能教出幸福健康的学生，比如开设针对老师的免费线上工作坊，帮他们疏导压力，认识自己的优点和情绪。社会层面上，公益组织的介入是很重要的，加强农村地区心理健康知识的科普宣传，减少家长孩子的病耻感。
《黑暗荣耀》剧照
另外，我想呼吁的是我们需要从问题视角转向预防视角。当我们关注到县乡儿童的心理问题时，往往是孩子已经抑郁了、辍学了、自伤了的时候，这时才会觉得心理健康真的好重要。但我们应该把这个点再往前推一推，不要等到问题暴露才来事后补救。如果从小受到好的心理教育，建立起个人保护系统，在孩子之后成长的一路上遇到各种风险因子时，有能力去抵御，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就低得多了。
湖南县郊小学 芒芒老师
我是个语文老师，2022年下半年开始在担任学校的心理老师。
我任职的这所小学在湖南省西南部一个县城的郊区，规模比较小，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班35人左右。学生基本来自周边乡镇和进城里务工的农村家庭。我们做过摸底，只有一个孩子是父母有体制内工作的。大部分孩子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太好，超过一半孩子是留守儿童。比如有一对三年级的双胞胎女孩，他们家有四个孩子，父母外出打工后，七十多岁的奶奶照顾她们。她们家在县城的另一头，我去的时候发现家里连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拿凳子当桌子，坐在走廊或者阳台上写。奶奶为了省钱，每天走路半个多小时接她们放学。
我对心理学一直很好奇，七年前为了了解我读小学的女儿，我曾去上过一些心理培训课。萌生在学校担任心理老师的想法，是在我觉得班级里孩子们状态不太对之后。这几年，因为学校想提升孩子的语数外成绩，将音体美课程减少。你能明显感受到，这之后孩子们特别不快乐，眼里面没有光了。上语文课的时候我提问，他们几乎都是一脸茫然，不愿意表达自己。有学生下课会来和我分享心事，说自己很孤单。我意识到孩子们缺乏心理支持、理解与陪伴，所以2022年下半年，我和学校申请，成为了专职的心理老师。每周，我都会给二到六年级的班级上一节心理课。
《小欢喜》剧照
和很多孩子深入接触后，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家庭支持系统是非常弱的。我能理解家长，他们忙着赚钱养家，他们很难照顾好孩子，对自己其实也没有关注。当他们心里面没有爱，只有苦的时候，给孩子的也只能是苦水。我印象很深的是给三年级孩子们上的一堂语文课，分享“我的爸爸”。本来是很温馨的一堂课，结果我上不下去，几乎每个孩子站起来都说，自己的爸爸在工地上搬砖，回家的时候背是红的、脱皮的，很辛苦。然后就第一个孩子哭，第二个哭，第三个哭，最后全班在哭。孩子们从父母那里接收到的就是生活很苦。
很多家长试图用自己的苦难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但往往忽视了孩子的情绪。他们常常给孩子们贴标签。我在心理课上讲到成长性思维和固化性思维这个部分时做过统计，80%以上的孩子听过家长对他们说：“你学数学不行、你不是读书的料、以后你就只能去打工……”其实孩子们自己也很想努力，很想考上好的中学，但从小家长没有陪伴孩子去建立一种价值感和配得感，那他们就是处于无力状态的，信念系统都是“我不行，我做不到”。他们都是有恐惧在心里面的，没有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会逐渐走向放弃。
孩子们也需要在学校这个系统里得到支持。上学期有个六年级的女孩，出现了自伤行为，整条手臂都是浅浅的划痕。和她聊天之后我才知道，孩子不知道怎么处理和班主任的关系。班主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返聘老师，非常认真负责，但一辈子在乡村教学，教育观念比较传统，常常骂孩子。这个女孩很崩溃：我上课听不懂，不做作业老师要骂我，从作业帮抄了老师也要骂我。和老师的互动让她受了伤，和妈妈倾诉后，妈妈和她讲道理，说老师都是为她好。孩子所有的情绪出口都被堵死了，她觉得“我就是很没用，不如死了算了”，所以开始划手臂。
有一个孩子小易是我关注了三年的。最开始注意到他是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班主任想抓住他时，他跑向教室窗户的位置就想跳下去。班主任以为他要跳楼，当时就吓瘫到地上去了。事后班主任来找我求助，我和小易聊了聊，他告诉我，他不是想跳楼，只是在家里一犯错就会被爸爸揍，他怕老师也要打他，条件反射想从窗户逃跑。小易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小易跟着爸爸和奶奶生活。他爸爸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要么是埋怨他人，要么就是把小易毒打一顿。
他在家和在学校都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关注和爱，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坏孩子。和他建立起深度连结后，我感受到小易的本性是善良的。四年级时他跑出班级，那天我正好穿高跟鞋，我边走边使劲喊他：“小易你在哪里？我好担心你，老师的脚好痛，我穿了高跟鞋。”没过多久他从厕所里走出来了，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出来，他说：“我怕你的脚痛，你还在跑。”每每讲到小易我都特别心痛，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他有错吗？
乡村儿童的心理问题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家庭系统、学校系统、社会系统都出现了一定问题，给孩子们的是一个不太健康的成长的环境。我们县城有15所小学，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只有两三所有专职心理教师，所以很多时候要求助于公益机构的帮助。我们和一家基金会合作，他们一直很关心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课程包。我当然很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个大的系统，上心理课还是能起到一些帮助。我给二年级的孩子讲注意力，到高年级就讲自我认识、性教育和青春期的话题等。
《少年派》剧照
我欣喜地发现改变正在发生。最近有个六年级的男孩小志来主动找我说，老师我很焦虑，现在有两个烦恼。他说马上要体育考试，但跳远总是不及格。我和他一起探讨每天可以做的一个微小行动是什么，他自己说每天练习跳一次。昨天上完课，他兴奋地跑过来给我表演，从讲台上一下子跳出去好远。从这个举动能看到，这些只是受到一些心理帮助的孩子，比起其他孩子，他遇到困惑的时候就能够主动求助资源。
福建县城中学 心心老师
2020年夏天，我从福建一所师范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毕业后，回到位于福建东部的家乡县城，成为一名专职心理老师。
这是我们县城里最好的中学，有初中，有高中，学校不是军事化管理的风格，整体氛围比较宽松，寄宿生中午也可以在校外吃饭。学生的作息是早上七点二十分到校，初中部晚自习九点半结束，高中部十点十分结束。一个年级14—16个班，初高中共四千多名学生，有四名专职心理老师，基本满足福建省要求的1000个学生配1个心理老师这个比例。
当了几年心理老师，我发现，有些学生来心理咨询，只是需要一个能被允许畅快哭一场的地方。如果他们在家里或者班级里哭，父母同学会说，不是什么大事，不要哭。到心理咨询室坐下后，我会看到他们隐忍泪意的状态，我不会安慰他们别哭，而是递过纸巾，说想哭就哭，我在这里陪你。通常他们听到这句话会爆发出很大的哭声，哭一小会儿心情就平复了，开始和我梳理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最后他们会主动说，老师，我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做了。其实他们都有自我觉察性，只是需要有个出口。
初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地关于人际关系。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会担心自己成为班级里的显眼包。比如我上课时u盘不好插，需要钻到讲台底部，这时候有个同学上来帮我插u盘，底下就会爆发出“哇——”这种怪声怪调的起哄声。心理课上需要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故事，但愿意主动分享的人寥寥无几。初中学生已经发展出较强的自我意识，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想在同辈面前维护好自己的形象，不想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暴露自己。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希望自己合群且隐在人群当中，不出声，不想当“出头鸟”。
高中学生的心理困惑主要在自我跟学习方面。他们会觉察到自己很迷茫，以后不知道要做什么。有一些学生会觉得，我未来没有方向，生活有点没意义，学习是他们眼前唯一能看到的事。能考进这所县中的其实都是各个初中最优秀的孩子，之前都是尖子生，更难接受自己排名下滑。他们很想跳出这片小天地，去外面看一看。特别是高三的学生们，都很想要拼，想把进度条赶紧拉到高考，成功考上一本大学、重点大学。但在单一评价体系下，他们很容易把学业的失利转化为对自己的全盘否定，觉得“这次没考好那我就是很差劲的人”，陷入内耗。
《盛夏未来》剧照
有的学生会因为一次考试的退步，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选这个科目？如果选了其他科目会不会更好？或者一次没考好，和我说“完蛋了老师，小考都考不好，那我高考怎么办？”他们会紧张对待一切影响因素，提前给自己预设坏结果。上周我们开展了全校的心理普查，最突出的一个指标就是学业压力，超过一半的学生自述有学习上的焦虑和压力。
有些时候心理问题并不通过极端的自伤、自杀等形式表现出来。我接手过一个初一的男孩。他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想在家里待着。父母以为他只是单纯厌学，表面上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我和他聊过之后才知道，其实他已经出现了幻听和幻觉，睡眠也受到严重影响。他告诉我，躺在家里的床上，会听到脚步声，感觉有个人站在墙边，侧着身子马上要过来和他说些什么。他的父母一直忙于生意，虽然孩子表达了自己的不舒适，但没有引起注意。紧张的家庭氛围和初中陡然增加的学业压力重重叠加，最后他在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症。父母带他在省会城市的大医院治疗一个月后，他回到学校，自杀倾向有明显降低，但依然会出现自残行为，时不时划自己手臂，现在已经毕业了。
《狗十三》剧照
在县城当专职心理老师，最初有些迷茫。我毕业时是有点“胸怀大志”的，但进来后感觉并没有受到学校的重视。市里的中学有心理名师团队，手把手带着新老师备课，做教案，上课反馈。但在我们县城，我来的时候虽已有两个心理老师，但还没形成比较规范的状态，上课都是东一节，西一节，没有按照主题来，进度也不统一。要靠自己在网络上学习，自己制作课件，设计课程内容，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会很困惑。好在现在我们县城来了个教研员，很重视心理教育，带着我们一起开展了许多心理活动。
入职五年来，主动来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的学生越来越多，从一周一个到现在的一周三四个。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变化。同时，我也感觉到心理老师人手不太够用，加上心理咨询的时间，平均一位老师一周要上17节课，比一些主科老师的工作量更大。另一个我觉得应该关注的点，是县城资源所限，学校和医院之间没有完备的转介流程。在学校心理咨询时遇到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比如抑郁症，我们是没有资质和能力应对的，我自己对这块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需要及时转介给专业医生，但我们并不知道要转介给哪个对应科室的哪个医生。我们县城的医院主要针对的是成年人的精神疾病。我们只能建议家长自己带着孩子去省会的大医院。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未来学校是否能够和市里的医院心理科形成良好完善的合作关系，让孩子能及时得到专业的帮助。
（芒芒、心心为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