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1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名单公布，17岁的中专生姜萍以第12名的成绩成功晋级。晋级名单上，她的名字夹在来自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学生当中。
社交媒体上，人们惊讶于姜萍的天赋，为她来之不易的成就喝彩。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声音出现，有不少人说，一位女性获得第12名的成绩就被大肆报道，是对排在她之前的11个人的不公平，其他成绩优于姜萍的男性，被忽略了。
然而，很大程度上，姜萍的成就引发广泛关注，正在于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刻板印象，她在学术资源受限的情况下，突破重围，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名次。
相较于疑惑这条新闻是否值得大范围报道，我们更应该提问的是，为何不能纯粹地为一位女性的成绩庆祝？在为女性的成就庆祝前，考虑男性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是一种必须吗？承认女性成就之难，究竟说明了什么？
讲述|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当女性开始追求职业发展
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英语国家的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词：“男孩危机”(boy crisis)，具体指男孩在教育中的表现落后于女孩的现象。数据显示，在全世界最发达的70个国家，男孩都在中学成绩、高中毕业率、大学入学率，和语言表达能力上显著低于同年龄段的女孩。在成年后的高等教育中，女性的比例也超出男性。
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性别差距发生显著逆转。从大约1986年起，拥有本科和硕士学历的女性数量超出了男性，从2005年至今，性别比例一直稳定在女性占本科毕业生57%，硕士毕业生60%左右，也是从2005年开始，女性在博士学历的比例上也终于追齐男性，并从50%稳步增长到2023年的54.2%。与此同时，全美从2016年到2021年大学招生减少了150万人，男性占其中的71%。
在特定的一些学科这些数据变化得更明显，比如从2016年开始，大部分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和法学院也显现了超过50%的女性入学比例。这与历史数据形成强烈对比，女性在法学院招生的占比在1960年只有3.5%，在1970年只有8.5%。
《隐藏人物》
根据诺贝尔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的追溯，上世纪70年代是女性在所有专业学位课程上的转折点，女性的专业选择更加职业导向，进军牙科、MBA、医学、药学、法律，这意味着她们开始追求长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而在此之前，女性则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市场。
对应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生存之战》中的论述，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之下，“身处高经济阶层的男性选择配偶时，更偏好拥有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实力的女性。比如掌握几门外语，或者会弹钢琴，虽然还是没用处，但是在婚姻市场中，拥有这种文化资本的女性，与拥有药剂师资格证的女性相比要有利得多。”所以上述的专业转向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婚姻结构变化。
中国大陆的性别比例也呈现稍低程度的同步，1999年，全国范围内，女性硕士研究生在总招生人数中占比36.5%。从2009年起，女性硕士生开始超过50%，2019年，女性硕士生人数占比55.1%。小学到高中的课堂也普遍呈现出某些教育家所称的“阴盛阳衰”。
这一系列的变化当然反映了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某些进步，尤其在中国大陆地区，1979年到2015年的一孩政策让这期间出生的大部分中国城市女孩避免了需要与兄弟分享或者争夺家庭教育资源的不利条件，也伴随着国家对教育领域的关注和建设投入，中国年轻女性从而进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
但是，美国也好，本国也罢，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系列现象是一个危机的信号，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的男孩们怎么了？”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动机和合理性，文章后面会做分析。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个“男孩危机”。它的确揭示了一些男孩，以及男人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
02.
发展问题在男孩中显现
除了刚刚提到的教育表现上的差异，男孩们还有着很多相关联的行为问题。比如在美国，被诊断患有ADHD，也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男孩是女孩的三倍，在过去十年增长了一倍，于是更多男孩从小就开始服用相关药物用来应对注意力缺陷的问题。
另外，自2015年起，男性青少年的自杀率超出了同龄女性，并在大幅提高，根据美国2020-2022年一系列的数据，全国80%的自杀者为男性，而且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15%的美国男性称自己没有亲密的友情，这比1990年增长了五倍。
《伯德小姐》
与此同时，男性长期以来是大部分暴力犯罪的施加者以及受害者。当青少年出现严重的发展问题，或者衍生的心理问题，女性往往选择伤害自己，而男性则更可能选择通过伤害他人来宣泄情绪。
美国从1966年至今大型枪击事件的行凶者，其中98%是男性，近些年的校园枪击事件更是很多与性别关系问题直接相关，多位犯罪者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女性关注或性资源的incel（非自愿独身者）。用学者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的话说，“When boys hurt, they hurt us. ”当男孩们感到伤害，他们从而伤害我们。
我们的确该问问，男孩们是怎么了？
一些人认为自己从教育中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提出：男孩出现这些发展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教育方式太“阴柔”了。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方法更适合女孩，所以女孩才表现更好。有些报告说，男孩子从小学起，就会相对女孩受到更严格的纪律管教，也就更可能形成行为上的不良影响。
也有人说，男孩子天生就是好动，让他别乱动，乖乖坐着上课，就是对他天性的压制。还有人说，男孩是靠动觉学习的，包括碰触、摆弄东西，不是靠语言，而现在的课堂越来越依赖语言和文字，又不断减少让男孩子有机会做学习探索的户外、手工、体育课程，和课间时间。
总之，男孩们是被现代教育系统忽视和边缘化的牺牲者，甚至，如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萨默斯（Christina Sommers）著书所称，这是一场“女权主义针对男孩们的战争”。需要提一下的是，克里斯蒂娜·萨默斯是连男女收入差异都不承认的，甚至认为男性才是职业发展中劣势的一方。
《伯德小姐》
那么如何解决教育中的“男孩危机”呢？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更适应男孩的教育方法的改革——这一条听起来没什么毛病，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更有个体适应性的教育方法改革，而不是更适应男孩或者女孩。教育表现中的性别内差异，其实远远大于性别间差异，也就是说“更适应男孩/女孩的教育方式”这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伪命题。
03.
“男孩危机”掩盖着在教育中的女性劣势
刚才我还提到一位学者沃伦·法雷尔，他也是“男孩危机”的一名重要宣讲者，虽然早年参与过第二波女权运动，但后来转而投入到“男性权利运动”并成为一名领军人物。
他与另一位作者John Gray——就是写过那本令人一言难尽的《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金星来》的那位——在2018年共同发表了一本书《男孩危机：为什么我们的男孩在挣扎，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简单地说，他把男孩们从发展时期就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三个根源：
（1）因为离婚率提高和传统家庭结构的破裂，近乎1/4的男孩在缺少爸爸或者父亲角色的环境中长大；
（2）在男教师只占24%的条件下，男孩在校也缺少正面的男性榜样；
（3）男孩缺少人生目标感。随着女权发展，女孩们的人生目的选择变多了，但男孩们并没有，仍然只有“赚钱养家”这一条单一使命被主流社会接受，但这和新的性别关系变化又不再适配，以前那种“顶天立地大男人”的简单但又明确的人生目标感也不再适用。
相比前面提到的观点，沃伦·法雷尔的论点的确相对没那么简单粗暴了，但是他说的这些“根源”，仍然只是现象，并没有触及到后面的结构性原因。
为什么男孩子在缺少正面男性榜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暴力这样严重的发展问题？这个相关性是什么？又为什么男孩子没有目标感？为什么“赚钱养家”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又已经过时的选择？为何做家庭主夫或者一名护理者不能成为让他们向往的人生目标？
《隐藏人物》
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被问的问题，“男孩危机”却不是。事实上，很多研究揭示，“男孩危机”本身基本上是一个迷思，如同“剩女”一样，是一个经过很大程度虚构的议题。
首先，“男孩危机”援引数据往往是为了说明，在教育中不存在女性的劣势，甚至女性才是占有优势的一方。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数据的确可能给人一种女孩子们势如破竹蓬勃成长的印象。但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没提到的科研结果：拿“男生天生比女生擅长理科”这个性别偏见来说，这是科学界早已破除的传言，脑科学家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这个观点的大脑差异。
美国学者发现，女孩和男孩在幼儿园时期完全没有数学表现上的差异，但到了二到三年级，性别差异开始显现；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教育文化对于这种性别差异的期待，恰恰是塑造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老师、同学、家长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言语表达无处不在而且可能很隐性，比如老师会说，“女孩子只要够努力就能和男孩子数学成绩一样好。”
暗示着男孩子的数学能力是天生的，而女孩子需要更多努力来弥补劣势。这样的态度也反复一致地反映在问卷数据中：当面对家庭背景、数学成绩、其他行为指标都完全一样的女孩和男孩，老师仍会认为男孩的数学能力更强。
这样无孔不入的信息的社会化影响下，男孩和女孩对自己的认知和信念也在发生变化，简单说，就是男孩普遍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比女孩更有信心。
而且就算经历失败，男女的归因也会不同，当男性相信自己在某些领域，比如数学，更有能力或者竞争力，一次成绩失利可能仅仅被归因为表现不佳，但对于承受着“女孩就是学不好数学”这种刻板印象的女孩来说，一次失利则更可能被归因为“我果然天生数学不行”，成为“自证预言”。但同时，这也会形成一种对男孩的隐形要求，让一些男性难以面对自己在刻板印象中“该行”的领域的“不行”，造成一种逆向压力。
《天才少女》
还有很多研究提供了辅助性的论据：在高校中一直存在STEM学科（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理工科）上的性别比例差异，然而学者们发现，来自女校的女孩在大学选修STEM课程的比例高于来自男女同校的女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包特在一篇刚刚发表的经济学研究中发现，当女孩拥有兄弟，她对于“个人努力”在成功中作用的信心就会显著降低。
所以STEM领域的性别差距，其实并不能说明“男女天生的理科能力差距”，而恰恰是说明了“男女天生的理科能力差距”这种观念孵化出的性别偏见，及其实际上的行为影响。
包特在采访中提到另外一个经济学研究：女生被分为三组，第一组直接去解数学题，第二组女生先看一些说女生不善于解数学题的新闻再解题；第三组女孩先看一个辟谣帖，说女生不善于解数学题是谣言，科学证明没有这回事，最后再让她去解数学题。结果显示，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干预，对女孩儿最终解数学题的成绩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女孩选择大学专业最首要的预测性因素，是这个专业有多大程度的性别歧视，而与专业是文科还是理科并无相关。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女生擅长“理科”（经济学学者包特也提到，自己的学生里，表现最好的都是女孩子），但她仍然可能因为“女孩不适合经济学”这样的偏见，以及渗透着这类偏见的学校和专业文化，被阻挡在求学大门之外。
所以，教育学学者指出，这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偏见，仅仅依靠一定的教育平权措施（比如保证一定的女生招生比例）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是短期政策，并不一定会带来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只要对这样的偏见做一点有意识的矫正，给面临阻碍的女孩一点有意识地托举，女孩们就会飞速成长，展现本来自有的能力。就如同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RBG金斯伯格所说，“我要的不是性别优待，而只是他们把脚从我们的脖子上移开。”
04.
“男孩危机”背后，究竟是什么？
中国高等教育也仍然存在偏向男性的招生歧视，警察、民航、军事等传统男生报考更多的学术或者培训项目，或者规定只招男生（比如民航专业，空乘培训除外），或者公开限制性别配额，比如2021年6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的女生录取的分数线比男生高出127分，同年某知名警察学校招生，因为前一年将女生比例限制在15%，当年在140名通过考试进入该项目的学生当中，只有五名女生，尽管报考女生超过了1000名。根据校方数据，录取分数最低的女生比分数最低的男生高出40分。
对此校方解释说，这些是高危险和高压力的职业。这个理由能否正当化强加的性别比例暂且不谈，但其他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等传统女性报考居多的学校，与此同时却也在限制女生比例，比如中国传媒大学2021年录取的女生平均分比男生高20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费师范生学前教育专业在内的很多幼师和师范专业要么仅招收男生，要么为男生降低考分门槛，以抵消女性教师的优势。
传媒类专业以性别平衡为由为男生降分，师范类学校则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男孩们缺少男子气概是女老师太多的缘故。所以即使女性师范学生居多，毕业后也得不到同样的就业机会。
《我的姐姐》
在“男孩危机”的语境中，发生的仍然是限制女性机会以维护男性发展。已有的向女性倾斜的矫正性动作，被反对者诟病为对男性不公的女性红利。与此同时，他们又要求体制更适应男性，表现出一种毫无自察的双重标准。
说“男孩危机”是迷思，还有一层实然层面的原因。很多研究早就发现，教育中的性别间差异远远小于性别内差异，而男孩群体的内部差异远远大于女孩群体的内部差异。真正的“危机”维度并不是性别，而是种族和阶级。所谓“男孩危机”其实只存在于低收入的有色和少数族裔人群中。中产以上的白人男孩不但没有“危机”，而且在美国常春藤院校中仍然占据多数。
而就算对于中等以上阶级的男孩，他们展现出的情感和行为问题，追根溯源是来自主流社会和家庭的高压，是被“卷”出来的非适应性信号。这一点对于同阶层的女孩是一样的，她们的问题行为（比如药物依赖，或者饮食障碍）和男孩同等比例。
所以教育专注者应该着眼的，或者说“男孩危机”背后，一是社会结构下的阶级和种族不公正，二是导致如今这种高竞争性、高规范性、资源集中于单一路径的教育模式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很多宣扬“男孩危机”的家长，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理念的服从者和施加者。
“男孩危机”后面的真正担忧，或许并不是针对“我们的男孩”，而是针对某种惯有性别秩序的变化，某种传统男性气质的瓦解。
这种局限性的性别观念，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现有的性别关系和看待性别秩序的角度，也一叶障目地让我们看不到影响所有人类的更大结构性问题，比如资本主义对自由自主的个人发展选择的限制，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争抢和扩张逻辑，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导致的就业焦虑（以及教育压力），还有，父权制度下传统的阳刚气质对于男性发展性的压迫——事实上，很多男孩的行为和情感问题，恰恰是“阳刚之气”导致的。
因为他们已经发觉了理想男性气质的不现实性和单一性，也发觉自己作为男孩与之的偏离，在这样一种性别文化的规训下，他很容易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不够男人，得不到需要的接纳和认可。这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发展问题的开始。
《倒数时刻》
破解“男孩危机”的迷思，不代表男孩不需要帮助。恰恰相反，男孩们的确需要很多帮助，但“阳刚式教育”不但不是解决方案，而且正是如今男孩问题症候群的原因。
男孩们，以及男人们需要的，不是阳刚的男子榜样，而是看到和体验到，自己除了阳刚还能有什么方式做男人，除了传统男性气质还有什么方式能表达自己，发展自己，塑造和别人的关系，拥有一个好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缺少正向榜样。
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处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构建新经验。现状的问题，不是因为“进步”导致的，而是由既有经验导致的。依赖回归旧有秩序，将进步塑造成“危机”，这只会让我们的男孩离理想人生越来越远。
尾声.
请“义无反顾地前行”
但是，在现有环境下，仍然有很多女性面对自己应得的机会，却因为某些有被迫害情结的个体的厌女言论，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还有多少女孩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因为类似的阻碍放弃机会，或者选择没有往前一步呢？一个一个这样的怀疑时刻积累成的选择，再积累成的距离，不正是我们现有的性别不公正吗？
请这些女性一定要义无反顾地前行。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她们的前行不对男性的退行负责。
中国最早的建筑师之一林徽因曾因女性身份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婉拒入学，后来虽然入学而且在1927年以优异的表现毕业，却在将近一百年后，在2024年才被追授她的建筑学学位。1934年，也就是林徽因入学十年后，宾大建筑系才终于开放招收女性。
《泳者之心》
物理学家吴健雄在1936年去往美国攻读原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她的孙女袁婕达（Jada Yuan ）在关于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她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一个不变的话题是：无论走进哪个房间，她都是罕见的、通常是唯一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中国女人”，而她实际上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最看重的β衰变研究权威，在原子弹制造项目中承担着关键工作。
吴健雄在1956年的实验成果直接导致她的研究伙伴李政道和杨振宁成为了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她的成就却至今隐没于这些男性科学家之后。
这就是两代人以前，STEM学科的顶尖女性，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要经历的。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放弃任何机会。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6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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