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专题 | 叙事学

01.

为什么要讲故事?

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结构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它已脱离了母体,成为独立学科。又由于该学科的主要人物和术语皆来自于语言学,所以放在文体学之后介绍也是合理安排。叙事学通俗说,就是研究如何讲故事,学理化的说法,就是研究所有叙事行为中意义的产生机制和叙事的基本程序的学问。

我们这一讲大概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为什么要讲故事,第二,故事的内涵和结构,以及第三,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先看为什么要讲故事。故事和情节的区分是叙事学的关键。故事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事件,但有些事件是值得记录的,有些事件则是因为记录了而值得。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讲出来了的、情节化的、作为叙事的故事。与之对照,作为事件的故事是自然发生的,必然有时间次序,情节则可以从故事中的任何一点开始,从后向前回溯,甚至闪回,情节还可以向前跳跃,暗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叙事学内部也有许多流派相互竞争,各派都有自己喜欢的一套术语。比如戴维·洛奇更热衷于俄国形式主义使用的故事和情节的区分,而北美的许多叙事学家则用话语(discourse)代替了情节,因为话语并非狭义的情节,也包括风格、视点、节奏等,是令叙事产生其效果的整体包装。法国的热奈特使用另一套术语historie、recit、narration, 内涵相当于故事、情节和叙述。

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被情节化,作为叙事而存在,是因为它具有可讲性,值得一讲。为什么呢?

首先,讲出来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满足,亚里士多德说,快乐和满足是通过模仿真实生活和它本身的韵律而产生的,叙事的特有形式在讲述骗人者反而被骗了,或者局面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时,就制造了曲折变化,给人以快乐和满足。叙事的快乐、满足是与欲望关联的。叙事本身的发展是受强烈的认识欲的驱使的,是受想知道的欲望驱使的,我们想要发现秘密,想要了解结局,想要掌握实情。

其次,讲出来的故事还具备一种功能,就是教我们认识世界,向我们展现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通过不同的聚焦方法,让我们从别的角度观察事情,并且了解他人的动机,而我们通常是很难看清这些的。小说家福斯特注意到,小说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弥补了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对他人的无知。他说,小说的角色“是那些生活的隐秘清晰可见,或者可能被窥见的人,我们则是完全隐匿私生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会给我们带来慰藉,尽管有时它们讲述的可能是邪恶的人,小说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容易理解,因此也就更容易掌握的人类,小说使我们产生一种睿智和力量的幻觉。”

第三,通过讲出来的故事,我们学会认识自我。按照西方的传统,小说表现那些强烈的愿望是怎样被驾驭的,以及如何使欲望适应社会现实。许多小说都讲述青春的幻想是如何破灭的,它们向我们讲述欲望,刺激欲望,为我们编排了激起男女相爱欲望的情节。而且从18世纪以来,小说越来越刻意地暗示我们,如果我们还能实现真正的自我的话,那就只能在爱情、在私人关系中,而不能在公众行为中去实现。小说在展示我们无法掌控的外在世界以及我们无法掌控的内在情绪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选择(不管是自觉的还是盲目的)所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各种与人性有关的关系、价值和可能。随着一系列的认同,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我,小说是一种使社会准则内在化的有力方式。

第四,叙事也提供了一种社会批评的方式,它们揭露世俗成就的空洞虚伪,揭露世间的腐败,说明它们不能满足我们最高尚的愿望。它们在那些吸引读者的故事中,揭露被压制者的困境,通过感同身受使读者明白某些处境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叙事让我们对于存在本身的意义进行反思。叙事到底是知识的一种根本形式(通过制造感觉让人们认识世界),还是一种既歪曲也揭露的修辞结构呢?叙事究竟是知识的来源,还是幻觉的来源?是否叙事使事件变得清晰和使心灵得到慰藉的效果都是虚假的呢?紧接着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独立于叙事之外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真实可信的知识?正是这些方面,引发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乃至于女权主义等批评理论的争议,说到底还是:谁的真实?何种正义?

02.

亚里士多德:

叙事的关键成分及其道德内涵

亚里士多德是叙事学最早的核心人物。他在《诗学》中说,人物应当显现于行动之中,也就是应当体现于情节的方方面面。脱离其行动,我们就无法认识人物。他确立了情节的三个关键成分:1、hamartia;2、anagnorisis;3、peripeteia。

Hamartia的意思是过失,在悲剧中指人物在性格上的致命缺陷,也叫做悲剧性缺陷;anagnorisis的意思是认识,指故事中主人公意识到真相的那一刻,它常常是自我认识;peripeteia的意思是逆转,指的是命运的逆转,古典悲剧中,常指由高位向低位跌落。亚里士多德在确定这三个关键成分时,和当代叙事学家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审视一系列不同的故事,从中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这也是物理学家常用的方法。宗旨都是以训练有素的眼光穿透表面的差异,洞悉内部的相似与一致。

即使最简单的故事中,我们也能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个成分。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三个成分都要以主人公为核心,这种看法还是太单一了。我们举一个现代卡通故事的例子,在这个故事中,三个成分就分属于不同的人物/形象。

这个故事情节中的“缺陷”或过失是一只小猫在桌布上留下了脏爪印,它因此受到了女主人的责骂,于是命运发生逆转,不再为主人所宠爱。主人只好另换了一张桌布。恰好下午女主人的姑姑来访,在喝茶的时候,姑姑愉快地注意到,铺在桌子上的桌布就是自己当初送给侄女(这个女主人)的礼物。姑姑当然不知道这张桌布不是侄女的首选,而是因为前一张桌布被猫弄脏了才换上这一张的。但我们作为读者知道真相,因为我们旁观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可以说,讲故事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披露,而在于隐藏。读者常常知道故事中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反之亦然,而叙事者对双方皆有所保留。故事的核心机制就是延滞(delay),即延滞信息的披露。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科林斯有句很著名的话:一部成功的小说就是“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等”。

回到这个故事,猫的缺陷或过失是它弄脏了桌布,它的逆转是因此而被主人冷落。其实,与之对应,女主人也存在反向的缺陷和逆转:缺陷是她被动地换了桌布,逆转是她受到姑姑表扬。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情节要素认识。所谓的认识就是猫主人略带内疚意识到,自己差点就错过了一个向姑姑表示谢意的大好机会,这再次引发逆转,也就是小猫再次得到主人的宠爱。猫主人内心很庆幸,正是小猫的过错让她有机会以这种意外的方式弥补过错,表现出自己很看重姑姑送的礼物,而小猫在命运逆转之际,也有了新的认识,它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神情。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行动的展开既有猫和主人的主动选择所导致的过错和责任,也有着各种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的介入,让他们的认知出现偏差但也带来转机。而这就是优秀的叙事所要表达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的三个关键成分因此更加偏重于故事的主题和道德目的,同所谓的深层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们涉及内部事件(例如道德弱点、自我认识、产生的后果),许多叙事中,这三者并不难辨认,它们构成了叙事的道德力量。它们常常是心理原料或佐料,然后烹饪出具体的叙事佳肴,即我们看到的情节。然而,实际上,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情节,不同的讲法,要把它们描述出来,我们就需要另一套不同的体系,一套可以描述出各式各样的不同行为的技术化的、中立的要素,它们更接近于故事表层文本的系统。

03.

弗拉基米尔·普洛普:

叙事结构的常项

近世的叙事学家拿出了范围更广的清单,其中包含了更多从变化无穷的表层叙事结构中抽取出来的常项。这就是叙事学的第二个核心人物是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干的事情,他是一位俄国形式主义者。我们在结构主义一章已经对普洛普的叙事理论有所介绍,这里更加详细地展开。普洛普从俄国民间故事中总结出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情节,在1928年出版了专著《民间故事形态学》,普洛普在前言中说,形态学这个词的意思是形式的研究,而整本书就是关于民间故事的结构与构成,而对其历史和社会意义丝毫不加提及。20世纪五十年代,该书在埋没了二十多年以后,被结构主义者重新挖掘出来,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普洛普的思想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让人们认识到普洛普的重大贡献。

普洛普的研究基于一百个民间故事之上,他认为所有这些故事都形成于31项“功能”(即可能的行为)所构成的素材库。没有哪个故事完整包含31项功能,但所有故事的构成实际就是在这31项功能中做出选择:

1、家庭的一个成员离家出走。

2、主角得到禁令。

3、禁令被打破。

4、恶棍试图打探消息。

5、恶棍收到受害者的消息。

6、恶棍试图欺骗受害者,以占有他或他的财产。

7、受害者上当受骗,无意中帮助了自己的敌人。

8、恶棍伤害家庭的一个成员,或者8a,家庭的一个成员缺少什么,或渴望得到什么。

9、灾难或匮乏公之于众,主角受到命令或请求,被允许,或受命令出发。

10、寻觅者同意,或者决定采取反向行动。

11、主角离开家。

12、主角受到测试、质询、攻击等等,从而为他接受魔力或有魔力的助手铺平道路。

13、主角对未来赠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

14、主角获得魔力(一件东西,或一只动物,等等)。

15、主角被送到目标所在的地方。

16、主角和恶棍直接冲突。

17、主角得到标榜。

18、恶棍被打败。

19、先前的灾难或匮乏解除。

20、主角回家。

21、主角受到追逐。

22、解救主角于追逐。

23、未被人认出的主角回到家乡,或来到另一个国家。

24、假主角提出要求。

25、主角被要求完成艰难的任务。

26、任务完成。

27、主角被认出。

28、假主角,或恶棍被揭穿。

29、主角面貌焕然一新。

30、恶棍遭到惩处。

31、主角成婚,继承了王位。

要构造任何一个故事,只需从这些基本单元中选出一些,然后把它们搭建起来,不需要使用所有31个功能,但也不可能超出这31个选项。再进一步,各个功能总是以表中的次序出现。例如,某个故事可能以5、7、14、18、30、31这样的次序构成,但没有哪个故事可以打乱这样的次序,例如,让30出现于18之前,即恶棍在被打败之前就得到惩处,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功能的次序固定,按照普洛普的说法,部分原因是事件本身有着一定的次序。例如,目击者可能对看到什么争论不休,却很少对看到的次序有不同意见,只有先破门而入,才能劫得财物,等等。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是要显示,虽然各种故事表面上五花八门,令人惊叹,其实更令人惊叹的是它们在深层次上的一致。它们都是用相同的材料(其实更准确说是原理)做出的不同的菜式。

显然,这里所说的故事更注重其表层,而非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注重其深层。而且,表层事件之可能数量要远远超过深层主题。不过,简单审视普洛普的功能表,会发现其中一些问题。例如,功能6恶棍试图欺骗受害者和7受害者上当受骗,显然实际发生的事件只有一个。有人行骗,就有人受骗,欺骗行为的成功总需要双方。这里的两个事件实际是从不同视角叙述的同一个事件。类似的,功能10主角决定采取反向行动与11主角离开家,也不是两个单独的事件,因为主角下决心去做紧接着他确实去做了。所以看上去,普洛普的归纳还是有些重复或冗长了,但是,从普洛普的角度,这已经是最低限度无法缩减了。反过来,我们又可以想想,我们所看到过的,或所构想的民间故事,其功能要素能超出这31项之外吗?

对于全部31中功能及其变体的描述占据了《民间故事形态学》超过全书一半的篇幅(50余页),与之相比,书中对角色类型的讨论则要简略许多,对于普洛普来说,人物仅仅是故事中编排功能的机制。他还注意到,所有31项功能都有着组群的自然倾向,例如,追捕、俘获、惩处构成了一个自然群组,因此,把由此出现的七大“行动范围”视为角色(roles),而非人物(characters),似乎更合理些,因为这样就体现了行动对人物的统辖作用,这就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叙事中的人物是在行动中得到表达的。普洛普提出的七大行动范围包括:

1、恶棍

2、捐赠者(提供者)

3、帮助者

4、公主(追求的目标)和她的父亲

5、分配者

6、主角(追求者或受害人)

7、假主角

使用31项功能和七大行动范围,就可以生成出任何一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具体情节,就如同有了英语的语法、句法和词汇(用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语言),我们就能够生成出任何可能的英语句子(即言语)。罗伯特·肖尔在《文学中的结构主义》中指出,这一民间故事的结构图示适用范围十分广泛,“一个人物在故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恶棍可能也是假主角,捐赠者可能也是分配者;同一个角色可以由不同的人物来扮演,例如,同时出现多个恶棍。它们是叙事故事所需要的全部角色,构成了叙事故事的基础,虽然这些故事在其他方面可能迥异于民间故事。”

普洛普的方法可以开辟出新的空间,不仅可用于分析简单的叙事,也触及到构成心理小说、现实小说基础的复杂动机和人物构造。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同行动的关系逆转了过来,角色也难以截然分为英雄和恶棍。超一流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就说,他写的不是善与恶,而是善且恶。在他的故事中,人物可能原本意在帮助,结果却成了阻碍。甚至人物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普洛普的方法似乎表明,从简单叙事中凝练出的人物原型或许可以照亮现实主义小说错综复杂、幽暗难明的基础。

不过,普洛普的体系也有其不足之处,它对故事的具体呈现方式,如视点和风格只字不提,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个人物所关注的焦点。

04.

热奈特:

如何讲好故事?

继罗兰·巴特之后,最著名的法国叙事学家就是热拉尔·热奈特了,他所关注的焦点并非故事本身,而是叙说的方式,是说故事这一过程本身。下面根据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并综合其他论述,就叙事行为提出如下九个基本问题:

1、叙事的基础是模仿还是叙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最早提出了模仿和叙说的区别。柏拉图并不是完全反对模仿,而是说要模仿高尚者的言论和行动。并且,在长篇故事中,叙述的篇幅应该大于模仿的篇幅。在热奈特这里,模仿和叙说成为完全技术化的东西,为叙事的效果服务。模仿的意思是呈现或上演,叙事中以模仿的方式呈现的部分具有戏剧性,是生动的再现。也就是说,其呈现在场景中进行,有着具体的环境,使用包含直接引语的对话。模仿是慢说的方式,它把所说、所做的一切统统呈现于读者面前,然后产生出身临其境的幻觉。与之不同,叙说则是转述,叙事中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部分节奏迅速,具有全视角或总结性的效果,其目的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关键信息,而不必营造事件就发生在眼前的幻象。叙述者仅仅说发生了什么,而不必紧随事件的发生展开叙事。

实践中,作家交替使用这两种叙事方式,原因之一是,小说如果完全以模仿的手法叙事,可能会冗长得令人难以接受,而完全采用叙说的方法,则根本不成其为小说,至多也就是个内容提要。当然也存在所谓独幕短篇小说,几乎完全以模仿的方式写成,海明威的许多短篇小说就属于这个类型。例如《白象似的群山》就仅仅包含一个场景,讲述一对美国夫妇在西班牙偏远小站等待火车时所发生的故事,二人的思想、言辞、行为暴露出两个人之间的危机。读者听到两个人所说的,看到两个人所做的,仅此而已。不过,较长的小说结构都要求综合模仿和叙说两种方式,比如下面这段描述显示出二者的过渡:

五年时间里,马里奥每天早晨上班走同一条线路,可再也没有见过特尔玛。接着,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他走过地铁车站,沿查林·克罗斯路向上行。那天阳光明媚……

这段话中第一句是叙说,它对一长串事件迅速回顾,所有这些事都发生于舞台之外。如果没有这样的段落衔接,根本不可能有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剩余的部分是模仿,迅速回顾之后,作者在下一个场景放慢速度,开始搭建布景,告诉读者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当时天气如何,从而令读者在自己的心眼里看到那一幕。模仿和叙说互相需要,相互合作,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它们的基础作用显而易见,就像搭建叙事大厦的砖瓦。

2、叙事如何聚焦?

聚焦意味着视点和透视,也就是故事从什么视角展开叙事。比如一个异性恋爱的基本故事:一个青年男子追求一个青年女子,他们要结婚的愿望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不过经过一系列曲折,这对年轻恋人又走到了一起。在表述这个有三个人物的故事时,可以从痛苦的女主角的角度来叙述,也可以从怒火中天的父亲的角度叙述,或者从男青年的角度叙述,或者由一个对这个故事感到困惑的外在叙事者来叙述,或者由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来叙述,他能描述一个人的内心感受,或者他可以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保持一定距离去叙述。

这就存在着各种可能,例如,可以使用外部聚焦法,把视点放在所描述人物的外面,读者仅仅知道人物外部能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例如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与之相反,使用内部聚焦法时,焦点聚集于人物所思、所感之中,就算你当时在场,也不可能直接感受这些。例如,“特尔玛站了起来,向马里奥高喊”这个句子,就使用了外部聚焦法。而“特尔玛突然紧张起来,马里奥可能没有看到她,沿着查林·克罗斯路的另一边走去”这句话,则使用了内部聚焦法,展现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如果故事通篇主要以特尔玛的内部聚焦来讲述,她就叫做故事的聚焦点,虽然她并不是在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读者还是要从她的视角去了解事件。有时,小说家会自由进入不止一个人物的心灵和情感世界,仿佛洞悉那里的一切。这就叫做零聚焦。根据普林斯《叙事学词典》(1987)中的解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缺少系统性的思想或感知限制,以决定哪些可以呈现,哪些不可以。零聚焦是传统或经典叙事的特征,它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名字——全知叙事。

3、谁在说故事?

当然是作者在说故事,但未必是以他自己的口吻或身份。零聚焦叙事中的叙事者完全不是独立的人物,既无姓名,也无个人历史,仅仅是一个声音、一种语气。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智慧的意识,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它仅仅是一个叙事媒介,力图做到中立、透明。此类叙事者有时也叫做隐蔽叙事者或销声匿迹的叙事者,或非戏剧化叙事者。或许我们会不耐烦地说,这不就是作者直接发声吗?必须记住,这并非作者真实的声音,他不过是利用这个声音、步调、细节披露程度,以完成一部虚构作品。要是我们在聚会或酒吧中遇到一个人也以这种口吻和我们说话,我们可能根本忍受不了几分钟。因此,还是要把这位没有具体形体的叙事者视为作者角色,而非作者本人。

另一种叙事者同小说中某个独立人物紧密联系,既有名有姓,也有个人的经历、性别、社会地位、喜好、厌恶等。此类叙事者或者目睹,或者听说,或者参与了所叙述的事件。可以称之为显露叙事者或戏剧化叙事者。这种叙事者还有不同的类型:外述型叙事者并未参与到他所叙述的故事中去,例如《呼啸山庄》中的洛克伍德。内述型叙事者则参与到所叙说的故事中,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例如简爱。注意,通常所讲的第一人称叙述或第三人称叙述的分类,并不能准确把握如何叙说。第一人称叙事者既可以是外述型(旁观者),也可以是内述型(一般参与者或主角),因为他们也可以说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全知叙事者无一例外都是外述型。

4、如何处理故事中的时间?

叙事者常常包含前瞻和回顾,因此叙述的次序同事件发生的次序并不一致。有时,故事会闪回到过去,陈述之前发生的事情,这部分可称为回溯式叙述;同样,故事也可以向前跳跃,陈述、预期某个将来发生的事情,这部分叙述可称为前跃式叙述。例如,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中,上菜时撒了一瓶酒,预示着故事结尾的流血。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篇同样具有预示作用,一桶红酒洒在路上,预示着革命所带来的流血。作家时常利用前瞻和回顾这两种方式,因为通常开局并非最精彩之处,真正的故事大都从中间开始,而利用这两种方式,既可以概述之前发生的事情,又可以暗示之后会发生什么,从而吸引读者,产生叙事的动感。

5、故事如何包装?

故事常常并非直出,作者通常会使用叙事框架,也称为初级叙事,在其中再嵌入叙事,也称为次级叙事。比如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中的主体故事就嵌入在一个叙事框架中。圣诞节之夜,乡村大屋,一群男士围着炉火讲鬼故事,其中一位男士讲的鬼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注意,这里所谓的初级叙事仅仅意味着时间在前,并无“主要”的含义,实际上它通常都不是故事的主体。随后出现的次级叙事通常才是故事的主体。热奈特把嵌入的故事称为元叙事,所谓元叙事,也就是叙事中的叙事。

叙事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分为单结局型、双结局型和侵入型。所谓单结局型,就是嵌入故事结束时,并没有回到叙事框架,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如果再回到初级叙事,就得交代听众有什么反应,故事中许多含混不明之处就要得到解释,要么就引起争论,而正是这些含混不明之处构成了故事的精髓。双结局型则在嵌入叙事结束后,故事重新回到其主框架上,回到那群听众那里,双结局结构大都起到加强主题的作用。侵入型是指嵌入叙事有时被打断,回指其框架。比如《黑暗之心》中,马洛船长一度打断自己的故事,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当然……你们比我那时要见多识广……”这段话提醒读者意识到,所有叙事在视点上都有局限,也显示出康拉德对传统零聚焦叙事(全知叙事)的厌恶。他刻意选择了一个世界观有明显局限的叙事者,这段侵入型叙事话语强调听众所处的黑暗与隔绝(“天已变得漆黑,我们几个听故事的人都看不到对方的脸”)。那位不知名的听众(正是他记录下马洛船长的故事)道出了这个故事所引起的道德不安,仿佛在同读者对话,提醒读者,要保持警惕之心。使用侵入型框架插入了另一个间离化的声音,刻意打破叙事之魔力,显示叙事所包含的道德错综复杂,从而令读者不会身陷故事之中,失去独立的判断,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冒险故事去读,而忽视其殖民主义背景。

6、言语和思想如何呈现?

热奈特称之为词语叙事,这一领域中,作者有多种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直接引用呈现对话,比如:“你的名字?”“特尔玛。”

另一种选择是间接引用,例如:他问她名字叫什么,她回答是特尔玛。

最后一种选择是自由间接引语,这种风格很适合内聚焦式叙事,因为由此滑入人物内在思想感情似乎显得更自然:

她叫什么名字?特尔玛。特尔玛,是吗?不够响亮,不是那种能为大轮船命名的名字,更像是乡下人的名字。

自由间接引语便于向另一方向发展,就外在行为和反应给出指示,因此,对于作者来说,它是件灵活有用的工具。

此外,叙事者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也可以采用和转述别人的语言,比如通过一个儿童的感觉来观察事物。巴赫金认为小说从根本上是复调的(有多重声音),或者具有对话性质。小说的核心在于它呈现了不同的声音或说话,因此也就表现了社会上不同的想法和观点的冲突。

7、对谁说话?

叙事者心目中总是有特定的读者群预设的。任何叙事都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施特劳斯学派在研究柏拉图时提出了“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的问题,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说,这是一本“为所有人写而又不为任何人写的著作”,这都是为了对读者进行挑选。叙述总是或明或暗建构了一群听众,而这些听众的观念可能是一个现代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比如女权主义批评一直关注欧美文学叙事中怎样经常假设一个男性读者,暗地里把读者当作一个同意男性观点的人。

8、根据什么说话?

比如简·奥斯汀的《爱玛》叙述者开头写道:“爱玛·伍德豪斯,漂亮、聪明,而且富有,有一个舒适的家和快乐、开朗的性格……”我们并不怀疑她是否真的漂亮、聪明、快乐。我们一般不需要证据就很自然接受这个描述。如果叙事者提供的背景信息和他们倾向的暗示足以使我们怀疑对事件的解读时,或者如果我们有根据怀疑叙述者是否与作者持有同样观点时,我们会说他们靠不住。叙事者也会讨论他们在讲述一个故事,对如何讲述犹豫不决,或者炫耀他们可以决定一个故事如何结局,这时他就是在自觉叙述,也就是在主动说明叙述的根据问题。比如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在进入故事之前的大段交代。

9、综合叙事学

也就是把以上所有叙事学工具整合起来,首先,了解故事和情节的关键区分,从而知道叙事应当如何安排,能有什么样的安排。其次,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指向叙事的一些深层心理基础。再次,普洛普的系统为思考情节的表层细节提供了资料;再次,热奈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故事如何叙述上。最后,结构主义一讲介绍过的罗兰·巴特的五种代码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的普遍结构(导入性代码、阐释性代码、文化性代码、语义性代码和象征性代码)。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主题,普洛普主要关注情节,热奈特主要关注叙述,那么可以说巴特主要关注读者的解码。

05.

叙事学家在做什么:

继续以《椭圆肖像》为例

叙事学家寻找所有叙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把批评焦点从故事内容移开,转向说故事的人和说故事的方式。他们强调行动和结构,以平衡传统批评对人物和主题的注重。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源于寻找各种叙事间的(固有)联系,而非少数独特与原创的精华。

我们再看看爱伦坡的《椭圆肖像》。我再重复一下故事梗概。

一个军官身负重伤,侍从带着他破门进入一座废弃的庄园,他们在其中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墙上挂着很多绘画,军官躺在床上,对着烛台翻开枕头边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着对墙上每幅画作的评论。夜半时分,仆人睡去,将军透过烛光突然看到了一幅年轻女子的肖像。军官是懂画之人,一下看出这是采用了晕笔的技法,所以如此逼真。不仅如此,画作中的那种神秘复杂的气息顿时让军官从沉沉睡意中清醒过来,他被强烈打动,开始时感到惊艳,最终迷惘、挫伤、恐惧。

军官连忙打开笔记本,翻到有关这副椭圆肖像画的介绍,上面记载,这位女子年轻时欢快活泼,美艳绝伦,画家爱上她,娶她为妻。但是,狂热的画家在娶她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爱得更深的新娘,那就是他的艺术。艺术成为这个女子的情敌。画家决定要为年轻新娘画一幅肖像,新娘的心在战栗,她预感到危险的前景,但她又是那样温顺、谦恭。于是,许许多多个星期,她顺从地静坐在画室阴冷的角落里。画家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片刻不停地画着,时而狂乱,时而忧郁。孤独的角楼中,惨淡的烛光下,新娘的健康和精神都在枯萎,画家视而不见。新娘保持微笑,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她看出画家作画时浑身燃烧着兴奋的火苗。夜以继日,画家画着深爱他的新娘,可新娘却一日比一日虚弱,萎靡,在创作热情的灼烧下,画家不能自已,双眼定于画布上,他只看到画布上的肖像绽放出的活力,却对作为模特的新娘的苍白憔悴的面容毫不关心。最后一刻,嘴唇上再来一笔红艳,眼睛上再补一点水灵,又一个新娘从画布跃然而出,仿佛灯罩里跳动的火苗。画笔落下,最后一抹颜色溅落在地上。有那么一会儿,画家立于画前,为自己的创造所倾倒。可是,他不安起来,面色骤然煞白,发出毛骨悚然的叫声:“这就是生命”,他猛然转身,看见新娘已经停止了呼吸。

故事中的事件叙述分为两大块,两块的时间次序正好相反。故而情节与故事的区分显得一目了然。按照情节,我们先知道内战,叙事者的伤势,他到荒郊古堡避难,然后发现那幅肖像画。最后,我们读到肖像画中那个女人的故事,而那一切都发生在多年之前。如果严格按照时间次序来叙述,效果将大为不同,两部分之间的转换也将困难得多(故事中军官拿起笔记本的那一刻成为自然的转换点)。

故事的这两大块构成初级叙事框架(关于受伤军官的那部分)和次级嵌入框架(关于肖像的那部分),即故事中的故事。应当注意,框架和嵌入其中的故事通常处于一种特殊的平衡之中,框架部分往往要小于嵌入部分。在情感上,二者也有着隐含的对等。因此,叙述者的负伤,以及他观赏肖像时的蕴涵,同另一个悲剧故事有着同等的分量。或者作者在第一部分已经暗示,故事发生于一个为追求理想反致生灵涂炭的国家,这也可视为嵌入的故事在更广阔范围上的对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框架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回答是:它令嵌入故事的主题得到回应,从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过,框架也有一种延滞叙事的手段,可以唤起某种情绪或氛围(类似歌剧中的序曲)。还可以补充一点,这里的框架有着开放性的结局,故事最后并没有回到军官和随从,而是在最高潮,即艺术家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已死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显然,双结局框架会冲淡这种戏剧效果,比如叙述者也需要评说几句说,就算追求艺术,以生命为代价也太高昂之类,难免陷入俗套。当然,就阅读效果而言,可能还是有读者在这个故事中期待看到军官感同身受发反应或反思,这幅画的冲击对他接下来的人生的影响之类。

这篇故事中,普洛普式的分析材料出人意料地丰富,它揭示出,嵌入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融入了两个童话原型。第一个是被恶魔囚禁于高塔之上的公主,或许还被喂了迷药,或者中了诅咒,长睡不醒。之后,英雄发现、拯救了她,并和她结为夫妻。另一个童话主题似乎同法国民间的蓝胡子传说有关,他假装求婚,然后把新娘一个个杀害,尸体藏在地窖里。这个故事中,新郎已有妻子(就是他的艺术),新娘也命不久矣。在这里出现了罗伯特·肖尔所说的角色重合,英雄和恶棍由一人担当,艺术的魔力原本应丰富生活,这里却成了生命的杀手。注意,我们在此对普洛普的功能14(主角获得魔力)做了较大的改造,以适应这个故事。

再回到热奈特的范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框架和嵌入故事主要都是模仿,但模仿的程度不一。故事的开局部分仍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叙述,例如,叙述者说随从破门而入。这种抽象色彩更常见于叙说,而非呈现中,破门而入这个成语已经略显叙事化了,由叙述者做了一番总结。而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场景如何。随从是用斧子劈开门上的锁,还是用肩膀反复撞门,或者用石头把门砸开?破门而入,顶多算是部分模仿。

屋内的描写更接近于完全模仿,屋内的装饰富丽堂皇,不过已陈旧破损。装饰究竟是怎样的呢?那些形状不一的铠甲军械到底是什么呢?是盾牌、剑、头盔、甲胄,还是别的什么?数量多少?怎样摆放的?这些问题在这种中等模仿中找不到答案,因为其作用并非像摄像机一样缓缓绕屋子一周,呈现屋子中的一切,而是就屋子的本质,以及其中的气氛给我们一系列生动的印象。从第三小节开始,故事转入全面模仿,叙述的节奏进一步放慢,开始与军官的印象步调一致。我们十分精确地身处军官的位置,与他一起观察,仿佛一切就在眼前发生。之后,故事一直处于全面模仿之中,直到军官拿起那本书,嵌入叙事开始,而那也经历了从部分到全面的同样过程。

故事中的两段叙事的聚焦方式也很有趣。框架叙事为第一人称内述型,由一个显露的,或者说戏剧化的叙述者叙述,他有着独立的个性和经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还是可以推断出关于他的一些细节,他受过不错的教育(知道18世纪的哥特小说家安妮·雷德克里夫,也知道晕笔画这种绘画技巧,似乎对感知的过程和阶段有着浓厚的兴趣),家境或地位也不错(有个随从),嵌入叙事的叙述者则问题多一些,枕头边的小本子上的文字意在批评和描述屋内数量惊人的画作,这表明他可能是位鉴赏家或艺术批评家。可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就一无所知了。他应该是一个外述型叙事者,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可故事分明又说“谁也不能进塔楼”,那么他那些信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个未解之谜。要么,他是个全知型的叙事者,能自由出入故事中人物的心灵;要么,他同画家本人有着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或许甚至他就是画家本人。画家通过这种冷峻记录的方式来省察自己,这或许又成为他的第二次艺术创作。我们可以认为墙上数量惊人的现代绘画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因为显然它们画风一致,或许都产生自类似的情景中,每一幅都代表着一条生命。所以笔记本上对它们一一记录下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思考原本仅限于技术角度,可现在却把我们引向内容的深层。

这就把我们引向亚里士多德的关注(即推动故事发展的罪恶和过失),过失当然是那位天才艺术家的道德缺陷,他视自己位神灵,去创造生命,而又必须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他既无自知之明,更无先见之明,看不到自己对艺术的痴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奇怪的是,就艺术家而言,他也缺乏同情心和想象力,故而难以复制有生命的东西,只能拿出摹本,一种全息图像,他以为绘画能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却没想到这个绘画不仅扼杀了一个肉身,而且生命之精髓早已烟消云散。自我认识的那一刻到来的太迟了,他从未想到“她的生命在流逝”,等到他意识到“她死了”时,已经太迟了。命运的逆转也发生展故事中两个人物的身份上,新郎由声望卓著的艺术家沦为吸血鬼和杀人犯,而新娘对爱的渴求令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被抽干而无能为力(这也是爱伦坡的故事中大多数女性的命运)。

可见,叙事学的技术性范畴确实可以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以揭示叙事中意义如何产生。同时,它又能为我们带来新鲜思想,令我们更深入了解故事,以及它所蕴涵的主题,即生命与艺术之间的冲突。

最后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把这两段故事关联在一起?至少在这个小说中,故事的初级叙事框架并不仅仅起到引导出次级嵌入框架的作用,它也有让人关注的实质性内涵。我们不禁要问:那个军官与那个艺术家到底有什么内在的相似之处?比如,他为了国家而在战场上受伤,就如同艺术家为了艺术而痴狂。反过来,艺术家的艺术激情或许会以献祭他者的生命为代价,战争则更会为了某个表面正义的理由而牺牲无辜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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