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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然见风骨，执手共白头，绕膝享天伦，化雨润桃李，问学兼遂深！”
2023年7月30日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学界泰斗瞿葆奎教授（1923年2月5日--2012年7月30日）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非常期待以我自己特有的方式再次与同门师兄弟姐妹们跪拜纪念恩师和师母，并举行“瞿葆奎教育学讲座暨教育学基本范畴建构学术研讨会”活动。特此刊发拙文《恩师与我三十年》一文，以示悼念。
夜半起身，伏案提笔，浮想联翩，屈指算来，自我有幸成为恩师瞿葆奎先生及门弟子，三十年相处，十年离别，倏已逾四十年。
今年是我来澳洲的第30年，30年前的5月15日上午9：30，我搭乘澳中之间唯一航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从此开启了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和创业的生活。转眼间30年过去了。2023年5月15日是我来澳洲3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的生日，此前一日5月14日恰是母亲节。三年疫情之后，数日并庆，我决定旋飞老家山东看望母亲，陪她一起过母亲节和我的生日，于是踏上了旅程，并特别带上了纯黑色西装正装，计划在看望了母亲之后，专飞上海祭拜先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悉尼出关过完安检后收到大姐电话说母亲早晨没有醒来，情况不好，让我加紧赶路回家。我在登机口得知母亲是5月13日早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6岁。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撕心裂肺，我自己躲到机场大厅的角落痛哭一场，而后在泪目中登上了经香港转机旋飞山东老家的澳航航班。本来专门携带的祭拜恩师瞿葆奎教授的黑色正装西装，却先用在了参加母亲追悼会上。
2012年7月8日至9日，我在珀斯参加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第18届年会期间，第二次复发肾结石，7月9日夜晚，我忍着撕心裂肺之痛飞行5个小时夜半回到堪培拉即被焦急等待的敝内和两个儿子直接送进了堪培拉医院急诊室。7月13日刚刚走出堪培拉私立医院的我便踏上了回国赴山东省济南市参加2012年“华文教育、校长研习”研讨班的旅程。
按照行程，我先回家省亲，后赴济南报到，然后再去沪上探望先生。忽闻先生在沪上因病已经月余未能正常进食，遂决定直飞上海，然后再去济南报到学习。于是，7月17日下午我途经山东青岛旋飞上海浦东，由师弟郑金洲教授安排车辆接上我直奔华山医院，第三次在医院中见到了正在与病魔作斗争的恩师瞿葆奎先生。不知是预感还是巧合，我这次不由自主地随身带上了我的莱卡口袋机，谈话之余，先生欣然同意我和他，还有程亮教授在病床前合影留念，不想这次照片竟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留下的仅有的珍贵的诀别照片。即使是先生病重数日已不进食，但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铮铮铁骨的气质，让我仰慕，敬佩，难忘。
（2012年7月17日，恩师葆奎教授与我最后一次合影）
在此之前，我曾两次前往上海华山医院探望先生。第一次是2011年8月8日，当时因“梅花”台风侵袭东南沿海，所乘航班取消，在山东朋友的陪护下，我们当天早上6点从山东老家潍坊昌乐驱车出发，马不停蹄行驶近千公里午饭后抵达上海。当时是先生病情最重甚至是神志不清的时候，医生也曾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当在我站到病榻前时，陪护先生的长子瞿一谷老师有意探问先生这是谁，先生竟一口回答，“这不是经常来看我的李复新同志吗！”，话语一落，实在让我们惊讶。2012年1月11日，我携家人回国探亲，我从成都专程飞往上海去医院探望先生，那是他的病情比较稳的时期，我坐在先生的身边，握着他的手，我们说了好一阵子的话。每次探寻，先生舍不得不想离开的我，但是医生却时时提醒我病人需要休息。
（2010年9月18日，李复新携儿子赴上海看望恩师葆奎教授）
2012年7月底，山东济南研讨班结束之后，我与国内几个摄影高手朋友第二次赴青海进行大美青海采风摄影，同时也想看望在门源草原上希望小学的小卓玛等几个孩子。8月1日，我们到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傍晚下山回到县城住下，准备早休息，以便第二天早起赶拍当地闻名遐迩的蒙古族“那达慕节”开幕式。打开手机，读到因边远地区信号不好而延迟收到的师兄弟郑金洲教授和刘家访教授的信息：“泣告我先生于7月30日上午10时50分在上海仙逝，先生遗体告别安排在8月3日上午10点。”
走下楼梯站在路边，我拥抱告别了好友张新杰，转身上了朋友备好的丰田越野车，穿越浓浓的晨雾，我们赶奔西宁机场。因多是山路、绕路和崎岖不平的草原之路，高铁动车时代280多公里的路段我们竟然走了6个半小时，并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在机场广播催促之声中，最后一个赶上了当天唯一一班西宁直航上海浦东的班机。
也许是苍天助我，飞机在台风侵扰上海浦东导致倾盆大雨来临之前10分钟平稳落地，在我出机场疾步走出坐上郑金洲教授安排的车后，从天而降的暴雨使我们的车子根本无法正常行驶，但这足以使我淡定，因为我能够赶上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根据先生的遗嘱，不搞追悼会，不发布讣告，不设灵堂，只同意家人和弟子们举行简单遗体告别。8月3日上午10点，瞿葆奎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宝山殡仪馆举行，来自先生家人、亲友和四面八方的学生们共计百余人，在郑金洲教授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大巴准时赶到殡仪馆，大厅中央悬挂着先生的巨幅照片，四周摆满了悼念花篮，大厅中间的鲜花摆放着先生的遗体，大家心情沉重，气氛庄严肃穆。电视屏幕上闪放着先生生平的展示片，用大量的图片和25个字完美地总结了先生光辉的一生：“卓然见风骨，执手共白头，绕膝享天伦，化雨润桃李，问学兼遂深”。我自告奋勇承担了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摄影任务，一拍一泪，全面完整地记录了为先生送行的最后一程。
（2012年8月3日李复新专飞上海参加恩师瞿葆奎教授追悼会）
这篇文章原本是在2012年9月10号教师节后为纪念先生90大寿而写的祝贺文章，不想现在写来却成了一篇悼念文章。
及门弟子
1980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我通过高考报考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贸英语系，由于对山东人讲英语有口音的偏见，我的英语成绩虽然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居榜首，总分也超出当时的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二十一分半，但是最终没有逃过命运的安排，我落选全国重点院校和省内重点院校甚至一般本科院校，却意外地接到了昌潍师专（现为潍坊学院）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同学们觉得惋惜，我自己觉得委屈，家人觉得诧异。但与家人协商，至少为了一个农转非户口的机会，我放弃了来年再考的想法，接受了录取通知书，入读山东省昌潍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一个经常坐在母校山东省昌乐一中后山孤山（现在改名为首阳山）的松树下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而产生的远走高飞的梦想算是破灭了，因为学校离我家只有50多公里。
带着一种委屈和不甘的心情，我走进了昌潍师专英语系，学习的课程有精读、泛读和听说，公共课有教育学和心理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我的启蒙老师是华东师大毕业的方庆鸿副教授和陆继萍副教授，我也是在这两位老师的讲课中最早听到瞿葆奎教授学术精湛、治学严谨的美名，只是没有太多往心里记，因为觉得远在上海又是大家名家，离我的生活、学业和目标比较遥远。由于我是大本落选生，个人的英语功底比较好，学业比较轻松，入学的头半年还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数理化语文政治，准备再考本科院校，后来得知虽然是专科生但毕竟是大学，不能再考大学，于是自觉没了方向，整日里迷恋邓丽君歌曲，喜欢穿着打扮奇装异服，酷爱南拳北腿少林武术，学业上不再有什么追求，直到临近毕业我都没有找到学习教育学的感觉。
昌潍师专毕业，我被分配到我的母校昌乐一中担任英语教师四年，前后四年带了八个高中班720名学生。1984年初忽闻有师专毕业同学以同等学历考取河北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滕大春教授的研究生，于是精神大振，查询复习资料，拜访老师，每个周末从老家坐火车到山东师范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旁听时事政治，并在1985年初报考西北兰州大学普通心理学专业，但终因时事政治不及格而落第。1986年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和招生大纲出来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瞿葆奎教授扩大招生，并强调实践经验。于是，在方老师的鼓励和辅导下我斗胆报考了华东师大。1986年4月，昌乐一中春季运动会，我是运动场上的发令员，这时学校传达室送给我一封华东师范大学的信。手里捧着这封信，我久久不敢打开，因为怕这封信带来的命运与一年前兰州大学的相同，但是又觉得不同的是，这封信比较厚，不像是先前信件里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等到晚上先把饭吃完后，我才小心翼翼地打开，映入眼前的是我的复试通知书。也许是把它看得太重，未敢狂喜，只是淡淡地高兴，悄悄地准备行装，赶赴上海参加复试。
第一次从山东到上海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虽有呕吐但也兴奋。在当时的上海真如站（现在是上海西站）下车后，按照事先得到的地址直接找到了先生。初见先生，感到先生既热情又严肃，除了问我是否已经有地方住下和希望第二天准时参加复试外，没有多说话。
第二天的复试是在华东师大河东第八宿舍第一层的教育系办公室，除了先生还有后来的研究生班班主任兼副导师雷饶珠副教授。我抽到的问题是“教育是一门科学吗？”我脱口而出“教育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不想这正是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虽事先鲁钝无知，但从先生面带笑容的反应中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我背起行囊登门向先生告别，临行先生嘱咐哦我一句话“回去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心知肚明老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这次考研究生是有眉目了。可是我回到我当时任教的昌乐一中，却意外地收到了教育系的通知说我不予复试。虽然感觉到这里面可能有工作人员不经意的失误，可是想当名门弟子且求学心切的我又一次乘火车返回了上海，直接赶奔到先生家里。先生看到我很纳闷，因为开学时间还没有到怎么又回来了。待我说明情况，先生二话没说，亲自带我步行很远到教育系办公室找到招生办的负责人，要求立即查清失误并核实有无其他类似情况发生。真是好事多磨，我一个师范专科英语毕业生，一个中学教师，22岁的毛头小子，是上苍的眷顾把我推向了先生，我时常问自己何德何能担当成为恩师瞿葆奎先生的及门弟子。
（2000年11月4日李复新赴上海看望瞿葆奎教授）
在高手如云的弟子中，我的学业功底属于先天专业知识不足，后天学术营养不良的。研究生学习一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本英文版的《教育人类学概论（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慢慢地对这门当时在中国还是新兴的学科感兴趣。1987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瞿葆奎教授约请，被誉为当代教育人类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斯平德勒（Spindler, G.B & Lousie Spindler）为《学报》撰写《教育人类学综合研究的初步尝试》。当时国内这方面的资料甚少，这篇文章算是为国内这一学科构筑材料基础，先生一直想推动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也先看看国外的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专稿可以说是先生为提携我而专约的。由先生允准，我担任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并由先生出面邀请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的吴棠先生和师兄李一平博士把关校对。先生不仅提携我的专业知识，还请名家提升我的专业英语特别是翻译水平，因为这是我与师兄弟们同修“专业英语翻译”之外的宝贵学习机会。同年8月，我在《教育研究》发表了《当代教育人类学述评》，1990年又在第4期《教育理论与实践》发表了我的《“教育人类学”术语辨析》，后来我与先生合署发表了《教育人类学：理论与问题》。我坚持作为导师先生是第一作者，而先生坚持一定是第二作者，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为我修桥铺路。后来，我设想编辑出版一本像张人杰教授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搜集了英、德、日、法、荷等国的名家名篇50篇，准备日后在人教社出版，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教育人类学》一书。其实这也是先生治学之一贯思想，那就是“学术研究，资料先行”。除了纲领性指导和策划外，先生还亲自出面约请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张德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教授以及师兄弟中学问之好堪称我师的师兄弟周浩波教授、郑金洲教授和刘家访教授翻译有关文章。这本书稿，因我才疏学浅加上出国发展一直打拚不止，成为我对恩师先生、各位前辈和师兄弟们最大的“文债”。
人教岁月
1988年7月，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开始试行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分配双向选择制度。这年冬天，我带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介绍信到北京去找工作，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市教科所，均未果。后由我个人意愿、先生推荐和单位要人，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工作。临行前，先生和我谈话送行，并送给我一句话“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并嘱咐我“没有人把你扶起来，只有你自己站起来！没有人为你打牌子，只有你自己为自己打牌子！”其实这些话我当时听了但是没有深刻领会先生深邃的教意。
（1988年秋李复新与瞿葆奎教授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合影）
1988年4月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暨换届大会，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先生担任理事长，瞿葆奎先生担任第一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黄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王逢贤教授和中央教科所藤纯研究员担任副理事长，研究会挂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秘书处设在教育理论编辑室，时任室主任的胡寅生编审任秘书长，后来增补上海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院长施良方教授（1997年11月15日不幸殉职，年仅45岁）任副秘书长，现任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总经理殷忠民先生和我担任学术秘书，日常工作以我为主，我是第一秘书。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承担了由瞿葆奎教授主编的“七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国以来第一套全国重点研究项目大型资料丛书《教育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编辑工作上我参与此书，在学会工作上秘书处的工作以我为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长途电话是“奢侈品”，甚至需要总机转接，但我们书信往来频繁，可能是老先生众多弟子中书信来往最多最频繁的，没有之一。先生的每一封书信不管是长还是短，每字每句，刚劲有力，字风独特，工工整整，从不潦草，字字严谨，许多信件我都完整珍藏。
其实，我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期是我有机会继续师从先生做学问学做人的最佳时期。我虽在人教社工作，但是编辑工作、研究工作和秘书工作与先生联系频繁密切，自然受先生指导也良多，同时我也有机会跟从和陪同先生拜访教育名家如毛礼锐教授、朱智贤教授、张健教授、陈元辉教授、胡克英研究员、张同善研究员、黄济教授、王策三教授、王道俊教授、郭文安教授和陈侠研究员等，对我自己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另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我能有幸担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学术秘书，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研究会理事长叶立群先生的耳提面命的栽培也是与先生的大力举荐分不开的。是瞿葆奎教授和叶立群社长把我从一个农村孩子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学教育、做教育、终身办教育的教育工作者。
（2002年李复新赴北京看望叶立群夫妇）
留学澳洲
1993年5月，受世界银行贷款资助，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团员，我赴澳大利亚联邦课程公司(Curriculum Corporation)和皇家理工大学联合培养进修，并于当年11月中旬学成回国。1995年10月，我第二次自费回到澳大利亚，起初担任知名麦克米伦国际出版公司的特约编辑，后因蒙纳什大学第二次授予我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奖学金，而且这次的奖学金高于第一次，于是我于1996年1月开始在蒙纳什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退休的彼得•格朗（Peter Gronn)首席教授，研究方向是教育理论。我之所以一直想进入蒙纳什大学学习教育原因有三：一是它的教育学科是澳大利亚最强的学科，澳大利亚大学中教育学科排名世界第一；二是如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是第一院系；三是80年代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澳大利亚的《二十世界教育发展史》作者康奈尔(William Connell) 就是在这个学校工作的。
（1999年李复新与导师蒙纳什大学彼得●格朗（Peter Gronn）教授）
1998年5月，我回到上海做实地研究，就我的博士论文收集第一手资料。我之所以选择到上海做实地研究，原因有三：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涉及上海公办学校的体制问题，尤其是管理权限的下放问题，也就是说“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问题；二是自我师大毕业之后一直怀念学校的校园生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重温先生的教诲。先生请师弟郑金洲教授把我安排在泉州楼博士生公寓住，既有机会接触学校的博士生，相互学习，相得益彰，也方便我每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和访问专家。先生为了我的方便还专门请当时上海著名的陆台合资学校—锦绣园学校校长陈秀卿老师到先生家里接受我的访谈。在访谈中，先生不时地点评和指导，使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学校信息和学术信息，并鼓励我趁热打铁把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半成品”以便回澳后揉进我的论文。两个月的实地研究，我自己已经完全沉溺在华东师大的学习氛围之中。结束时，我就像孩子又一次背上行囊走天涯一样，当面向先生辞行，那种离别之情，难舍之情，委屈之情，我不禁在先生面前大哭一场，就像一个在外打拼受了好多委屈的孩子在父母面前哭得那么伤心，然后回宿舍收拾行装搭车离去。后来才知道，先生为了送我，匆忙赶到校门口，对着每辆有可能我乘的出租车摆手告别，而我只顾伤心地走，错过了先生的那次让我感恩不尽的特殊告别。
(2002年李复新和马小梅分别获得蒙纳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我每年都会回国，或者学术交流，或者省亲访友，或者公事业务，但无论我要做的事情在哪里，只要我踏上中国的土地有一个地方我必去，那就是上海，那就是华东师大，因为在那里有我们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有我们校园生活的美好记忆，更有我们尊之敬之仰之爱之的导师瞿葆奎教授和师母。每次到上海，我必先到文科大楼二十一层《教育学文集》办公室拜见先生。后来先生年纪大了，为了不加重他的劳累，我便是先沐浴更衣，在先生中午休息过后到家里拜见先生。先生每每会精神矍铄，问寒问暖，关心家庭，畅谈学术，关心事业。
他国创业
1995年10月我获得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生最高全额奖学金(APA)开始在蒙纳什大学攻读教育学哲学博士。1996年7月，由朋友们凑钱，加上我俩奖学金积蓄和抵押贷款，我注册了澳大利亚第一个专门从事大陆简体字中文教学和教材推广的“澳新汉语教材发行中心（TRILONG International Trade & Technology Pty Ltd）”。美其名曰公司，其实就是自己家的客厅里按了一张二手桌子，一部二手传真和一台二手计算机，利用学余时间，开始发行教材，仓库就是自己的车库，这就是艰难的汉语推广之路的开始。白天有时间我开着车出去走访学校，晚上回到家里在车库昏暗的灯光下分理教材。为了让汉语教材有尊严，我花了150澳元买了一个手提皮箱专门携带教材教材出去宣传。记得1996年春节那天，天上下着濛濛细雨，学校开学，我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去给学校送书，身体不舒服又想念远在国内的父母和亲人，车里收音机还播放这肯尼吉（Kenny G）的萨克斯管名曲《回家(Going Home)》，一时心酸，眼泪横流，视线模糊地往前开车。1999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开始在教育系上课，同时也兼任由维州柬华联谊会创办的墨尔本育华中文学校的校长。2000年3月毕业典礼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北上寻求在政府工作发展机会。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外交部大规模的招聘选拔活动，在3000多人的申请人中，经过激烈角逐和层层筛选，我成功地进入了300人的第二轮复试。复试以写作为主，写作的题目是“美、日、澳三国安全对话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你怎么样向澳大利亚公民解释？”这个问题是我经常关注的问题，因此，我未加思考就以“中国无威胁”论为观点，以立论、佐证和结论为三段论，洋洋数言完成答卷，而且自鸣得意，觉得是自博士论文之后几年来少有的得意之作。事毕一身轻松，但好心的朋友与我分析，认为我立场出轨，严重跑题，必定不第。不出所料，在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澳大利亚外交部寄来的信件，其结果与朋友们事后为我剖析的一样，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们遗憾地通知你没有被录用”。这件事没有使我太惊讶，因为我有思想准备，但是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反思良多。同时这件事情更促使我下决心放弃在澳洲寻求工作发展的计划，放弃了新加坡一家东南亚最大安安农牧业教育培训部经理的高薪聘请，并在当年的40岁生日晚会上同家人协商，作出了我人生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拴到自己的裤腰带上，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给自己喜爱的事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海外汉语教育与教材发展事业。2003年的生日家庭晚会让我终生难忘，不仅使我做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而且上帝给我送来了人生最大的生日礼物儿子李晟，还有做出了在堪培拉创办一所中文学校的决定，把公司在澳新地区推广发行教材所获得的微薄利润全部投入为华人弟子和有志于学习中文的澳洲孩子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
（2004年2月1日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在堪培拉正式开学）
2003年11月28日，经过法律注册、择校选址、课程开发、招募教材、遴选教材、广告招生等，我把几年来汉语教材推广的微薄的全部利润全部投入还不够，又把家里准备买房子的积蓄一起投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创办了“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 。这所开学之初只有21名学生，3名上课老师和2名哲学博士作为管理杂务的社区学校，成了汉语教材的理想的“试验田”，不同种类、不同层面的新教材都可以在这里试验。同时也加大了推广汉语教材的力度。为了降低成本自办发行，我学会了开大卡车，从悉尼港口自己拉教材，然后运到堪培拉再发行到全澳各地甚至新西兰。当年，在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毕业于澳大利亚名牌大学的博士，穿着黄马褂，开着大卡车床穿梭于几个城市间运送汉语教材。除了发行教材，也开始进行教师培训，2004年4月，与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在澳新地区最早举办中文教师巡回培训工作，由原社长韩绍祥带队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中文教材专家团从珀斯、墨尔本、堪培拉、悉尼、布里斯班和奥克兰一共培训了196名教师，如今这些教师都是中文教学第一线上的资深优秀骨干老师。
学校开办之初规模很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校是国家汉办在澳新地区最早派遣国际汉语志愿者的学校，2007年8月23日，学校迎来了第一位国际汉语志愿者教师刘江娜硕士，2009年4月14日迎来了第二位汉语志愿者教师叶林峰博士，2017年2月1日又迎来了第三位汉语志愿者教师鲍云燕硕士，2020年1月17日又迎来了第四位汉语志愿者教师周志峰硕士。2008年12月21日，学校以其办学质量和成绩取得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教育部课程资格认证为专业语言学校，全澳38所大学承认学校11和12年级毕业生的中文成绩为直接上大学的成绩，学校地位和课程性质相当与当地政府高中相同。2009年10月20日，学校荣膺中国国务院侨办首批评定的“华文教育示范学校”，是全球55所获奖的华文学校之一。2014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第一个世界第七个尼山书屋落地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2015年6月23日，国际汉考总部在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17年5月1日，尼山书屋出版社又相继落成。2017年7月7日，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澳大利亚森隆国际旅行社同时揭牌成立。2021年12月12日，福建图书角在学校落成。2023年9月1日将落成“齐鲁文化体验中心”。我的事业，家庭，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功都是与先生的鼓励和耳提面命的教诲分不开的。每当我遇到沟沟坎坎时，想想恩师瞿先生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他的教诲，他的做人，他的鼓励激励我永不放弃。
（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
2011年9月10日教师节，我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澳大利亚落地电台FM88的邀请，做客播音室直播“教师节专题节目”访谈。我的开场白就是“恩师如父，我今天参加这个教师节访谈就是要感恩我远在上海与病魔作斗争的瞿葆奎先生”。当时我的嗓音有些沙哑，主持人也有感于我与先生的感情，在访谈结束后专门给我刻了一个光盘，希望日后有机会让先生亲耳听听。2012年7月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第4套中文国际频道全球播放了对我的专访《李复新：把华文课程带进澳大利亚的人》，在节目中特别介绍了我与先生的师生情，而且编导还专门找到了先生那张儒雅、深邃、博学的身穿中山装照片。遗憾的是，2012年7月17日我飞赴上海探望先生时还没有拿到编导为我专刻的光盘，先生既没有亲耳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图像，只是平添了我对先生的无尽的怀念。
童年之时，我爷爷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你一辈子如果想做一件善事，那就是从事教育。”其实就算在我接受了两年的师专教育当了中学老师之后也没有形成从事教育的真正意识。是恩师瞿葆奎先生把我从一个农村孩子脱胎换骨培养成为一个学教育、做教育、终身办教育的人。先生是一代学术宗师，一代教书育人大师，先生犹如我再生父母。我德不如先生，学不及师兄弟，但对先生的感情不在他人之下。
这篇文稿曾经腹稿于我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上。后因俗务缠身，又加上几次提笔，先生的教诲在耳边，先生的笑容在眼前，先生的怀念在心里，两眼时时湿润，几次落笔不畅，便拖了下来。爷爷的熏陶，父母的养育，先生的教诲，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做人准则：感恩父母，感恩恩人，感恩社会；不孝之人不交，变节之人不交，忘恩负义之人不交。自古至今，成功的人必定是孝敬之人，一个人可以不成功，但是不可以不孝敬。我也时时联系郑金洲教授和程亮教授恳请关照使得我能够赶上用出版专辑文章这样一种方式来悼念恩师瞿葆奎先生，如果我赶不上这样一个悼念的机会，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宽恕。
敬爱的瞿葆奎先生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热烈祝贺2023年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年会在达尔文隆重召开)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没有人把你扶起来，只有你自己站起来！”---瞿葆奎教授
本文作者：李复新博士，祖籍山东潍坊昌乐县人，澳大利亚华人教育家。1990年7月获得华东师大教育学硕士学位，导师是瞿葆奎教授；2000年3月获得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剑桥大学原教育学院院长、终身教授彼得•格朗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14），澳大利亚社区语言联盟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22），荣获“澳洲华人十杰”称号（2022）和“澳大利亚中华孝亲人物”称号（2023）。现在担任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主席（2015- ），澳大利亚社区语言联盟秘书长（2019 -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社区语言学校协会主席（2018 - ），澳大利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2023 - ），澳大利亚华人摄影协会主席（2009 - ）。澳新汉语教材发行中心董事长（1996 - ），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校长（2023 - ）。2015年应邀参加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2019年应邀参加七十周年国庆阅兵庆典。2020年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大选第一位华人独立议员候选人，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第一位华人独立参议员候选人。
本文作者：李复新博士
附录：瞿葆奎先生100周年祭
维 公元二0二三年七月三十日，时值癸卯盛夏。瞿门弟子，集聚先生陵前，谨献香花素果，泪诵祭词，释奠恩师瞿公葆奎先生。
先师瞿公，祖居宜兴。少小苦读， 敏悟聪颖。
烽火求学，矢志向明。卓尔学成，复旦传薪。
后入华师， 躬耕惟欣。恪尽职守， 践履笃行。
修身治学， 三严为精。厚德敬业，双师皆名。
爱徒如子，冷暖常询。擘画前程，竭虑殚心。
指点研究，探赜出新。切磋问难，周末论经。
立足本土，西学为镜。兼收并蓄，开元辟径。
正本清源，力倡争鸣。商榷对话，启 智益情。
课堂揭秘，实录亲临。示范全国，实践引领。
编刊辑文，优质上品。同侪后进，竞相阅引。
运筹学会，联合同仁。攻艰克难，破结除症。
学联域外，移植理论。译介评述，务求本真。
呕心文集，十年建勋。沥血分支，学科问顶。
竭其毕生，著述无尽。数千万言， 叠书成林。
终身成就，史册永铭。杏坛 独帜，后学有幸。
殷殷泣拜，感念恩灵。颂祀祈颐，先生笑盈。
伏维，尚飨
几点注释：
一、“立足本土，西学为镜。兼收并蓄，开元辟径”主要指的是先生立足中国，创立、开辟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新纪元，以及倡导“求新、求异、多元”的学科发展路径。既指开辟“教育问题的元研究”，推崇“元教育学研究”之意，亦含先生的“三统一”原则等等学术思想。
二、三严，指先生倡导治学的“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双师”，指“经师”，“人师”。
三、“课堂揭秘”,指先生为了探索分科教学论与教学的规律，亲自到中学听课、录课，出版《中学语文课堂实录》《中学数学课堂实录》《中学英语课堂实录》等等系列丛书。
四、“运筹学会，联合同仁。攻艰克难，破结除症。学联域外，移植理论。译介评述，务求本真。”我仍然主张，这四句还是要保留，因为这是先生一生学术工作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后，西方教育理论的译介，引进，先生功莫大焉。
五、“学科问顶”。“问顶”，意思就是爬到山峰的最高处，也指一个人在某方面达到了极致。分支学科丛书，可以说是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顶峰。
六、“学联域外，移植理论”。指先生译介，引进，移植国外的教育理论名著，以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如，主持移植苏联教育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组织翻译《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B.S.布卢姆等编），校订施良方等译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情感领域》（D.R.克拉斯沃尔，B.S.布卢姆等编）、《教育目标分类学：动作技能领域》（A.J.哈罗，E.J.辛普森编）等等世界教育名著。
七、“终身成就”。指先生获得全国教育学终身成就奖，一生成就，世所公认，成为教育学界一代宗师，载入中国教育学发展史。
八、“杏坛独帜”。先生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从事学术科研，无论是言语交谈，还是书面撰文，乃至“思想工作”等等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独树一帜，这是学界公认的。
九、“颂 祀祈颐，先生笑盈”。指弟子们集聚一起，祭拜、缅怀、歌颂先生，先生听了含笑九泉，颐养天堂。
十、其它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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