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国际关系学科自创立以来由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交替或共同主导。然而，三大理论不仅相互质疑，还面临着来自其他理论新方向的挑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兴起的关系理论便是其中之一，并形成了备受关注的“关系转向”。 关系转向对主流理论所普遍建基于的牛顿式的个体主义和结构性实体主义提出挑战，认为现实的基本要素不是实体而是关系。这意味着并非像实体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实体存在于关系之先———如在经典的台球比喻中，先有台球实体，之后才能展开它们之间的互动并形成关系类型；情况恰恰相反，实体来自于关系，或在一些关系论学者看来，实体与关系共存共生，不分先后。
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本体论，多数关系主义者主张，研究关系而非实体才是首要的。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的争论植根于深远的社会科学传统。在社会科学的发展长河中，关系主义一直是一支重要的支流，广泛分布于各学科中，尽管许多相关理论和论述并未刻意强调其关系主义渊源或给自己贴上关系主义的标签。西方知识界普遍将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 ｏｆ Ｅｐｈｅｓｕｓ ）视为过程哲学的开创者。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对偶关系、中庸辩证法、变通等概念都蕴含着丰富的关系性理念。
据此，则中国的关系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文王所作的《周易》，乃至上古的神农时代的《连山易》和黄帝时代的《归藏易》。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末在国际关系学科兴起的关系转向蕴藉于并呈现在社会网络分析、实践理论、实用主义、话语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这些理论并不局限于国际关系学科，往往贯穿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
的确，这些多样化的学科和理论说明，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学还是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关系主义都具有丰富的谱系。而关系主义的系谱图也并不是唯一的。除了通过学科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来区分关系主义内部的差异，另一种常见的区分法是强调不同的文化和地理背景，后者最突出地体现在关于中西方关系主义研究的讨论中。 尽管西方关系主义的内部存在诸多分支，但当非西方关系研究，如中国的关系研究加入对话时，学界往往更倾向于暂时搁置西方内部的不同，而将关注点投注到西方关系研究作为松散的整体与中国关系研究的差异上。这主要是基于文化影响（也许并非决定）论的假设，即不同的地理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研究者对关系、关系的作用，以及该如何研究关系产生不同的理解。这种影响的一个明显表现是， 中国的关系研究更关注身份、权力、声望这些关系所孕化的表现形式，而并非上述西方所热衷的关于研究路径和方法论的争辩。与以往的东方作为他者和异己的传统不同，中国的关系研究往往并不是被动地被视作带有中华文化的烙印，相反， 独特的文化渊源正是它着意强调的，以此来突出与西方理论的不同。当然，这种独特性通常暗含着优越性。例如，中国“关系转向”的代表学者秦亚青就曾明确指出，他的关系理论以中国哲学文化为营养，以中西思想沟通比较为途径，力图对中国传统的理念和思想进行概念化凝练和理论化建构。 与这一文化自信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学派的兴起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提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现象和背景。
一方面，自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以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等流派为代表的理论创新。尽管各流派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各有差异，但它们都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 于 ２００５ 年呼吁关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ＩＲ ）的概念和倡议。他们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
尽管多元的理论谱系和文化渊源使得关系主义者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这些学者之间至少存在一点共识，即以关系本体为旨归，这也是他们之所以都可被辨认为“关系转向”的发动和推动力量的最根本原因。关系本体的一致立场为以更综观的视野来梳理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中也不乏此类尝试，如以关系本体来沟通中西文化分述路径。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止于关系本体作为共同点，并未进一步细分各学者对于关系本体的多样化理解（以及学者个体在不同阶段对于关系本体的认识的发展），也没有充分挖掘这些不同理解之间的对话。
如何对关系本体论内部的分支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明晰的认知，是理解“关系转向”的基础。为此，本文所提议和采用的围绕关系本体而展开的梳理方法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一方法并不否认学科方法论和地理文化等差异，而是将关系本体作为另一种比较和区别的视角。它不因文化或方法论差异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划界，却可以以关系本体为蔓，串联起最大范围和最多样化的关系研究，因此更具有包容性；第二，对关系本体论各分支的分析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围绕异与同的对话中展开，因此有助于发现这些理论在推进关系本体上所呈现出的一定程度的承续演进的趋势。
本文依托国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文献及国际关系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首先围绕过程关系主义、过程建构主义、共在存在论和量子关系理论来讨论关系本体论内部的分支。在对关系本体进行细化分析后，本文将讨论推进至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即在面对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时，关系理性如何超越实体主义下产生的描述问题的方法论，而成为求解问题的方法论。最后提出对关系本体及国际关系学科相关层面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关系转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本体的多样化理解
过程关系主义、过程建构主义、共在存在论和量子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关系转向”的四种典型理论。杰克逊和内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是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学中关系本体论的宣言和奠基。他们关于关系本体论的诸多主张至今依然是很大一部分关系理论（尤其是西方各关系理论流派）的公约数。２１ 世纪初以来，秦亚青提出并发展了过程建构主义，旗帜鲜明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挑战杰克逊和内克松所奠定的主流关系本体论的公约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也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灵感，但以与秦
亚青相异的思路，提出“共在存在论”。秦亚青和赵汀阳的关系理论不仅丰富了关系本体论的多样性，受到西方关系学界的关注，也开启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转向”。然而，当中国关系学界在文化影响论的框架下讨论关系本体论时，忽视了量子关系理论的兴起这一国际关系学界最新的理论动向。
本文选取并着重论述这四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它们不仅在体现对关系本体的多样化理解上具有典型性，也表现了充分的本体论自觉。这一自觉体现在它们相互之间围绕着关系本体论而展开的对话和论辩中。这使人们有机会观察、梳理和思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所呈现出的关系本体论的演进趋势。
（一）帕特里克·杰克逊和丹尼尔·内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
杰克逊和内克松发表于 １９９９ 年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关系先于国家：实体、过程和世界政治研究》，被认为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界关系转向的开始。其后的关系研究无论是试图改进该文的观点，或是另辟蹊径，都很难否认或多或少受到其启发和影响。１９９７ 年，时任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的穆斯塔法·埃米尔拜耳（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 ）在《关系社会学宣言》中提出，现今，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最大选择并不是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能动主体、个体和社会等这些我们所熟知的二元对立，而是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受埃米尔拜耳的启发，杰克逊和内克松提出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根本界分，并指出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都属于前一阵营。作为牛顿经典物理学在各个学科的投射，实体主义早已在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中根深蒂固，那么什么是关系和关系主义？在 １９９９ 年的文章中，杰克逊和内 克 松 并 未 在 埃 米 尔 拜 耳 与 其 在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导 师 查 尔 斯 · 蒂 伊教授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国际关系领域———给出更为清晰完整的定义。但他们强调过程对于实体的建构作用和关系的动态性。一方面，关系的构型形成实体；另一方面，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此，“过程关系主义”是比关系主义更为妥切的术语。２０ 年后，在关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系研究的综述中，杰克逊和内克松明确提出“什么是关系主义”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对其做出充分的概念性阐述，而是试图在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 ）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学两维度———个体主义和结构整体主义、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中为关系主义定位。他们指出，关系主义既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无论是个体主义、结构主义还是关系主义，都既可以是物质主义，也可以是理念主义。
事实上，对于关系、关系性及相应的关系主义定义不明是已有关系研究普遍存在的情况，如潘成鑫所言，人们通常不是从正面直接定义关系，而是通过否定，即它不是什么而定义之。而概念的定义不明又暗含着本体论的缺陷。杰克逊和内克松并不否定实体主义，事实上，在他们看来，很少有政治学者坚持完全的实体主义或关系主义立场。然而，他们指出，实体主义在解释全球化、相互依存等涉及世界政治变化的议题上存在不足。实体主义者通常借助演化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论来解释变化，即将变化视为外生因素冲击下一系列新形式的涌现。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释变化本身，也首先面临着如何界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的问题。如果所谓的外生因素能对实体发生作用，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不再存在清晰的界限。这些问题在过程关系主义中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过程关系主义中，实体与过程融为一体，于是外生因素与内生因素便不再有严格的界限，避免了实体主义对两者的界分难题和悖论。同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可以充分观察实体在任一时点的状态，从而对实体的变化形成系统性认识。因此，变化也并非如间断平衡论所阐述的那样，在外力作用下突然而至。
作为国际关系学界“关系转向”的开创者，未能对关系的定义和关系本体论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无疑是一大缺憾。但杰克逊和内克松提出了作为动态关系的过程对于实体具有建构作用这一关系本体论的核心观点，成为此后学者反思和发展关系本体论的基础。此外，从其早期研究至今，杰克逊和内克松一直在发掘关系和关系主义的更多层面，从而不断完善对其认知。例如，他们提出了过程关系主义的四个核心概念：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构型（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工程（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制约（ ｙｏｋｉｎｇ ），阐析了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中性及位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和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两条研究路径，还系统梳理了关系主义各分支的渊源。
（二）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
秦亚青在对西方关系理论的批判中，提出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过程建构主义。他指出，尽管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实体主义思维的缺陷，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但西方关系研究的背景依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话语体系，所以对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为关系而关系”的状态，对关系的本质意义、关系与过程的关系、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并不清晰，于是往往有意无意地回归实质主义。在此背景下，过程建构主义在对关系本体的推进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过程建构主义反对过程（或关系）与行为体（实体）的二元论。已有关系理论反实体优先论而普遍主张关系先于实体，不仅有典型的如杰克逊和内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在秦亚青看来，赵汀阳的“共在先于存在”亦属此列。秦亚青指出，无论是行为体优先还是过程优先，都摆脱不了二元结构，都试图将过程视为可以和行为体分离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过程的行为体抑或没有行为体的过程。因此，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存共生的。第二，过程建构主义在对关系动态性的认识上更为彻底。秦亚青指出，杰克逊和内克松将过程定义为一系列“事件”，这其实是回归了实质主义，将在某一时空点上发生的事件及其物化结果作为过程的构成部分。而过程建构主义则强调互动关系而不是事件；突出的是流动的、历时性的主体间行为，而不是具体的行为结果；观察的是运动中的变化，不是互动中的物化。第三，过程建构主义将关系的运动视为过程发展变化的动力，解决了过程的自身动力问题，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的自在性意味着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并不需要以结果和为结果而界定，它自身就应该是研究重心。这一思路挑战了西方建基于因果律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过程研究，同时也回答了西方关系研究没有回答的过程动力问题。如上所述，杰克逊和内克松认为关系主义对实体主义最大的补充意义是可以解释变化。实体主义必须借助外部因素来解释变化，而事实上并未解释变化本身。在他们所提出的过程关系主义的框架下，实体在每一时点的状态都能被充分观察，从而得以在过程中了解实体的变化。这一论述在过程自在性的假设下会面临三方面质疑：首先，即是上一点所强调的，将过程分割成实体在各个时点的状态，便是将过程物化和回归实质主义；其次，将过程视作解释变化这一结果的途径，有违于过程独立于结果的自在性假设；最后，尽管杰克逊和内克松排除了以外部因素来解释变化，但还没有说明不断发展而形成变化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可以在过程建构主义中找到的答案是，复杂关系的交错流动产生了过程的能量。第四，过程建构主义着力讨论了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的作用，包括帮助行为体形成自己的身份，产生权力，孕育国际规范。这也正是上述杰克逊和内克松所指出的中国关系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关系所孕化的表现形式的关注远多于西方。
杰克逊和内克松将这一中西关系研究的差异归因于文化。这一解释不乏一定的道理。在对关系的这些作用进行阐释时，秦亚青借助了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源。不难发现，中国文化资源中的案例不仅仅只是可选项，它们的确对更为深入完整地理解关系如何孕化身份、权力、声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对于这些现象的解读往往只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才能豁然开朗。例如，中国人的“面子情结”。“面子情结”是关系性的，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它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的组合。“面子”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还可能关涉社会互动中享有的 权 力 和利益。
由于秦亚青将关系性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来看待，因此，他的关系理论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面临着关于理论的可流通性和普适性的质疑。首先，理论是否可以被打上国别标签，这也直接催生了关于中国学派的质疑，即是否可以国别为标准来划分学派。 其次，尽管中国古代就有“关系”一词，但主要为牵涉或影响之意。将其视为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对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是现代才有的用法。
这一意义上的“关系”，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所言，事实上并非中国的本土概念而是外来语。 中国传统语境中只有与之相近的表述，如“人伦”和“伦常”，特指从亲属关系外推、将人分成亲疏远近的对人的认知模式，是中国人基于“人伦中心”生活方式的特殊经验。如果秦亚青的关系理论所借用的是这一关系概念，那么，无疑无法作为普适性的概念加以推广，也不能用来补充西方个人社会的契约关系。
（三）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
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分了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两个具有完全不同存在论的世界。物的世界关注存在及何物存在；而在事的世界即人的生活世界，人被做成什么样的存在才是重要的。 “人被做成什么样”意味着人是一个未完成且可选择的概念，由人们所做之事来定义，而这些事又不是可以独自完成的，必定与他人有关。于是，“我做”创造了人际关系和互动行为。“我做”不仅创造了“我在”，同时也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共在。人的世界是一个存在于互动关系之中的世界。赵汀阳所区分的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或人的世界）也就是实体的世界和关系的世界。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关系决定存在只限于人际， 关系主义只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物的世界依然通行实体主义。这既不同于杰克逊和内克松将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无论是否与人有关）作为普遍通行的先在，也并未像秦亚青那样，不仅将人的关系视作社会世界的核心，也以关系本体来定义物的世界。因此，从对适用范围的界分来看，赵汀阳并非彻底的关系主义者。
在对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进行界分后，赵汀阳将关注点集中到事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关于物的世界的解释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的事。赵汀阳所描述的事的世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在事的世界，存在论问题由“是”转变为“做”，做事就是在创造，意味着人有超越必然的自由。人必须决定何事存在，以何种价值去做事，于是存在变成了应在的结果，价值问题与存在问题交汇成一个问题。对“人”这一主体的强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秦亚青希望通过强调无主体过程的存在来证明过程的自在性的思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尽管秦亚青批判西方普遍以有主体过程为思维定式，但这些主体通常是国家或机构（如国际组织），很难找到人的身影。赵汀阳则旗帜鲜明地把人放到突出显要的位置，并论证了人可以通过做事来创造和修改命运（亦即人的存在），于是，生活有了意义和价值，有了自由、道德、幸福和爱这些创造性的奇迹的可能。这些主张都与儒家思想对人的价值的重视不无关系。
（四）量子视角与关系理论的新动向
量子关系理论是“关系转向”与“量子转向”相结合的产物。“量子转向”是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重要动向。更有学者预言，或许国际关系学界将迎来一场持久的量子革命。
２０ 世纪初量子理论引发了物理学变革，社会科学界的跟进相对滞后，直到近十年才涌现出大量相关文献。 但事实上，至少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量子理论就已受到了政治学界的关注。１９２８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威廉·本尼特·蒙罗在演讲中提到量子理论的影响力。此外，物理学界也曾指出量子力学的形成深受东方哲学的启发，并关注到两者间的诸多相似性。这些都说明， 量子的相关理念早就已经孕育在社会科学的土壤中。
尽管无论是关系研究还是量子研究都已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现象，并被冠以“转向”以预示其引领潮流的革新性潜力，但它们之间却鲜有交集。在量子关系理论的倡议者看来，关系转向和量子转向的彼此忽视令人费解，因为两者都持反牛顿本体论的立场，且量子力学以一种全面深入的方式推崇关系整体主义。值得强调的是，量子理论的整体论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这一时间的整体论认为，历史是一系列不可完全分离的，在内部或逻辑上相关联和依赖的事件，且这种依赖是构成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尽管认识到量子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意义的学者并不多，但有意思的是，早在杰克逊和内克松 １９９９ 年的文章中就已经用量子力学中体现互补原理的波粒二象性来比拟物体既是实体又是过程和关系的集合。
作为国际关系量子理论的主要开拓者，温特是少数认识到量子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学者之一。他指出，量子现象的整体性和合作性能够有力支持以关系为起点的理论。但温特主要关注量子理论如何解释意识及意向性现象，继而统一物理和社会本体论。尤其是他希望通过解决心身问题来推进的社会科学争论主要是关于能动者与结构、物质与观念这些埃米尔拜耳所言的传统的二元对立，并未提及实体与关系。在此基础上，潘成鑫提出，关系转向和量子转向的深入融合需要由一种更为鲜明具体的量子关系观点来实现。他认为，量子理论中的全息视角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全息理论强调部分参与整体，而并非组成整体。
这意味着任一部分的缺失并不在构成意义上影响整体的完整性。如温特谈到的国家与个人的例子，一个国家即使在一场自然灾害中失去了大部分人口，但仍能基于幸存者而重建其核心机构。这是因为，部分通过全息仿真来反映整体，或者说整体被包含在每一部分中，故而关于整体的信息可从任一部分中获取。这也说明，整体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于作为其部分的任一实体内部，因此实体无法与整体剥离开而单独存在。此外，全息状态是动态的。任何物质实体的量子射出都携带着其量子态事件历史的非定域信息。在国家的例子中，一个国家是它所在世界的一个动态全息缩影，它既卷入整体的动态关系中，同时又是那些动态关系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对量子理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纠缠、不确定性、测量问题等概念上，对全息的讨论相对不足。温特是一个例外。他认识到全息见解对我们如何理解国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温特的相关讨论主要局限于将国家视为一种全息图像，并未在本体论意义上有进一步的展开。基于理论物理学家戴维·玻姆（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ｍ ）对全息理论系统性的论述，潘成鑫深入探讨了全息视角对关系理论尤其是关系本体论的意义。
潘成鑫的量子全息关系理论对关系本体论的完善和推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已有的关系理论缺乏对关系和关系性的明确定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形式，量子全息有助于减少对于关系定义的模糊性。其次，已有的关系研究着力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量子全息理论看来，这种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关系的一种即外在关系。量子全息理论将关系视为实体存在的必要因素，即关系从一开始就隐缠在实体之中，每个实体内部都存在着其大的整体、整体的各个部分和部分间的所有关系。因此，量子全息理论能够充分阐释另一种长期被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关系，即存在于事物内部的隐缠关系；最后，如前所述，已有关系理论因为基于实体与关系的二分法，往往陷入实体与关系之间孰先孰后的本体论困境。秦亚青试图摆脱这种二分法，提出过程与行为体共存共生，存在与共在互为生命前提。可惜的是，这些主张更多地止于对可能性的描述，并未就这一状态何以可能给出清晰的理解思路。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给出了关系和实体的本体二象性这一具有针对性的解药。不同于二分法，二象性强调关系自始便存在或体现在实体中，因此，在本体上解决了二分法所带来的困境。
当然，以上四种理论远不足以概括和呈现关系转向文献的全貌，后者还包括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关系平衡理论、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卢伊扎·奥迪塞奥斯（Ｌｏｕｉｚａ Ｏｄｙｓｓｅｏｓ ）的关系共存理论、亚伯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米利娅·库尔基（ Ｍｉｌｊａ Ｋｕｒｋｉ ）的关系宇宙论（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ｍｏｌｏ －ｇｙ ）、 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卡琳·菲尔克（Ｋ Ｍ Ｆｉｅｒｋｅ ）的 全球交谈（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和全球纠缠（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等代表性理论。尽管本文未对它们展开详细论述，但并不是意味着对其影响力的忽视，也需要学界对其进一步探究和分析。
二、关系理性与伦理相交汇：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实体本体论将世界切割为本质上不同的个体和部分，产生和强化了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界分。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先于关系直接导致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国家间相互敌对的认识。即使有学者以文明来补充、拓展或替代国家，也依然难逃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模式。如温特所言，只要经典世界观占据社会科学，竞争和冲突就会被默认为人类本该有的状态。世界的分裂和冲突是否如实体主义所理解的那样自然而然和理所当然？关系主义对此有不同看法。
（一）理解差异和冲突
赵汀阳把人类所深陷的各种冲突归因于现代社会科学流行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而最大错误是把自私合法化，也就是造就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文化。这种单边主义的个人理性一心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必定导致他者不合作，甚至增加并深化本无必要的敌意和冲突。因此，理性化的自私往往导向集体非理性，各种精妙的个人主义策略只能使人们在集体非理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秦亚青也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他进一步用黑格尔式的冲突辩证法来揭示西方将冲突视为事物间关系的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他指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事物的两极构成正题和反题，根本上是对立和冲突的。只有当一极压倒或消灭了另一极，事物才能向前发展和进化，形成新的合题。
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强调事物两极性的冲突辩证法，都将差异视为事物的根本特征。传统的关系主义认为是关系建构了事物的特点和差异，但由于无论是对关系还是过程的阐述都并未在对它们惯常认知的基础上有更为实质性的推进，因此，也无法使人们对事物各自的特点及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如何在流动的关系和过程中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形成清晰的认识。量子全息关系理论通过整体—部分二象性，具体描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得以在对这一特殊的关系形式有了较为充分完善的认识后，理解差异不过是全息中各部分的偶然的、受时空影响的展出而已，并不是事物独特的固化的本质。
在量子全息的视角下，尽管每个部分都与整体发生着全息纠缠，但它们体现和展出整体的方式又是具体的和各不相同的，因此，使人们得以区分这些部分。它们的差异来源于与时空的不同关系，这些关系使它们在整体中处于不同的且不断变化的位置。因此，差异不仅体现在处于不同位置的部分之间，也随着同一部分位置的变化而发生。例如，潘成鑫提出并论证，中国崛起可以被视为一个全息转变的过程。
同一个整体中的不同位置性和展出使得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它们发端于同一根枝干。在国际关系中，这表现为不同主权国家看似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用这种独特性和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理解可带来的清晰的身份认同，推动国家对于自我利益的追求，制造了国家间针锋相对的场景，使得世界更加分崩离析。然而，差异只是展出过程中产生的表象而已，尽管这使得具有差异的部分看起来好像本来就是可分割的、独立的单元一样。但重要的是，这只是“好像”而已，它们并不是客观上彼此割裂的自我和他者。
（二）关系理性：冲突化解之道与更好的世界
关系主义学者以关系理性为方法，探求化解冲突之道。秦亚青指出，关系理性是指关系界定理性。强调关系性并不是要排斥理性，而是说理性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思维中的排斥了关系要素的，将理性人视为独立、分离的行动者的个体理性（或称之为工具理性）。赵汀阳通过“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更具体地阐述了关系理性与伦理相交汇如何得以可能：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人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人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
赵汀阳强调，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不仅是一种伦理主张，也是一种更有远见的理性计算方法，也就是关系理性。在这一意义上，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或许正是孔子所相信的利益与道德的结合点，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
基于对关系理性的这些基本认识和主张，并以其为方法，关系主义学者提供了化解国际社会的冲突和世界问题的多样化视角和阐析：
１． 荀子思想的启发：以“世界”为政治分析单位。赵汀阳指出，从霍布斯以人人冲突的自然状态为分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假设开始，到洛克、康德、韦伯、哈耶克、罗尔斯，这些奉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无法为克服冲突，形成合作这一人类最大的难题提供解决之道。他们对冲突有着足够清楚的认识，却无望解决冲突，因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使得从冲突到合作的进化成为一个“无中生有”的难题。与霍布斯的人人冲突的初始状态不同，荀子相信，个人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初始状态必定是社会合作状态。正因此，合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人类社会的先天基因。人际冲突并非源于独立个人之间的争夺，而是合作之后出现的如何分利的问题导致的。但赵汀阳也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固然与人际关系的初始状态相悖，却适用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探求国际社会冲突化解之道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人类能否作为一个总体的群而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天下理论，以寻求对人类冲突普遍有效的合作解释。
中国传统政治是为了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生发于西方且无法从中国本土孕育出的“民族国家”。社会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政治空间，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如果一种政治完美到万民归心，就将成为整个世界社会的政治。这个“世界性社会”就是“天下”。因此，按照“世界性社会”或“天下”的成立标准，目前的无政府国际社会并没有成为世界，我们有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世界。这都源于西方政治思维看不到国家之外还存在着世界公利。在天下理论中，不仅仅是“国家”，“世界”也被当作一个政治分析单位，因此，有望解决国际社会的冲突等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
２． 阴阳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关系理性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赵汀阳以“共在”和“天下”来理解整体，秦亚青则以阴阳合体来认识整体的基本形态。他指出，阴阳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形态，是元关系。阴与阳既是两个分体，是自我与他者，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圆满合体。对于元关系的这一认识是通过中庸辩证法来实现的。中庸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一样，也强调事物的差异和两极性。但它们在如何看待两极关系的问题上存在根本
性的分歧。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将对立冲突视为两极关系的本质，中庸辩证法认为两极之间的关系是交合互补的。新的合题或合体在两极的竞争、变通、合作和交 融 中 生 成，既 保 留 了 两 极 各 自 的 特 征，又 不 能 被 还 原 为 任 何一极。
由此可见，中庸辩证法具有中和的本质，是一种和谐辩证法，是冲突化解之道。和谐并不否认冲突，但冲突本身不具有本体意义，它只是对原初状态的偏离和表象，可以在不断趋向中和的运动中实现和谐的本原状态。或者说，和谐是根本性的，冲突和斗争是附着性的。冲突本身也是为了生命的成长与和谐。秦亚青指出，中庸辩证法可以为国际社会中的所谓对立和冲突提供另一种解释，为理解国际政治开启一种新的世界观。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些看似冲突的两极，可以通过包容和化解向和谐进化，在它们各自保持原有特征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生命合体。这种认识论原理可以超越国际关系甚至社会关系，而推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广泛的领域。
３． 部分对整体的全息责任。大多数关系理论对关系的理解止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它们对整体、整体与部分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关系理性的应用范围。量子全息关系理论发掘出事物内部的隐缠关系，揭示了部分不仅仅是部分，同时也是小规模的整体。因此，即使部分的不同展出使世界变得多样化，但同时，对整体的卷入又使得各部分处于相互联系、休戚相关的世界中。在全息相关的世界中，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不再具有清晰的界限。这不仅对传统的关于身份和利益的思考方式提出挑战，也意味着须对一切负责的全息责任。因为无论多么微小的部分，只要参与整体，都会影响整体和其每个部分的安危和福祉。而且恰恰因为它们的微小性，更容易扩散开来并卷入到整体的各个部分，例如，微小的新冠病毒足以引发世界性大流行。因此，全息责任不仅具有伦理意义，也是出于关系理性的考量。
此外，量子全息关系视角也大大扩展了整体的含义。在国际关系中，整体远远不止是国家及国家间的关系，还包括社会和生态系统，及其部分、部分内部的隐缠关系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所有外在关系。此前，尽管也有关系学者（如秦亚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思考的范畴，但对其理解通常只是来自于对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理解的机械引申。而量子全息理论则对这包含一切的整体赋予更高的本体论地位，它不是简单地由国家、国际社会、生态系
统等组成，而是自一开始就以全息再现的方式渗透到这每个部分中，成为它们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部分不仅会对其所属领域或系统产生影响，如中美关系与东南亚小国的安危，或地球其他地方的氟氯化碳（俗称氟利昂）污染与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同时还会产生跨域影响，而所谓“跨”，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些“域”所共属的整体的似是而非的分割，它们实际上彼此纠缠，难以割裂。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看似与国际关系毫不相干，但与国际关系共享同一个整体的其他部分，最终都会投射到国际关系中，如体育与乒乓外交，切尔诺贝利
灾难与苏联解体等。或反而观之，国际关系也会投射到其他领域，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与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
结 语
从 １９９９ 年杰克逊和内克松率先提出关系先于国家，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领域关系主义的先河；到建设中的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秦亚青、赵汀阳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先后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和共在存在论；再到与新兴的量子理论相结合而成的量子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呈现出数家争鸣的蓬勃生机。尤其是在对关系本体的理解上，这些理论展现出交集与分歧并存的局面，集中体现在过程与实体的二元论和二象性、关系的动态性、过程的自在性、过程的主体、外在关系与隐缠关系等问题上。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和辩论体现 了 学 者 们 对 关 系 本 体 的 反 思 和 再 思 考，推 动 关 系 本 体 论 向 前发展。
关系本体论的发展相应地推进着其方法论———关系理性的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关系理性的方法论意义尤其体现在对差异和冲突的认知中，并且能够提供实体主义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所无法提供的化解冲突的方法。事实上，在关系主义的世界中，冲突原本就不存在，或只是短暂地存在；冲突恰恰是实体主义的世界制造的。无论是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世界”为政治分析单位的天下理论、中庸辩证法，还是强调部分与整体休戚相关的量子全息关系理论，都从各个角度为我们演绎和证明了一种基于关系利益而非个体（国家）利益的理性何以可能。更重要的是，依关系理性运作所能实现的世界正是我们向往和追求的道德伦理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可以在关系主义中期许的未来。
通过本文的讨论，希望能为关系主义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并期待学界能继续深化其下一步发展的相关议题的讨论。
第一，以文化为方法，加深、拓展和贯通对关系本体的认知。本文强调不应以文化差异为依据来界定关系本体论内部的不同类型，或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关系本体的沟通。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背景与学者们对关系本体的认知的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的一个直接作用和意义是，文化可以成为理解和发展关系本体的方法。首先，独特的文化概念和理念可被用来类比甚至定义关系本体中诸多尚未得到充分概念化的抽象描述，从而加深和拓展对后者的理解。例如，关系学者中不乏将事物的差异和两极视为同一整体的互补元素的观点和论述，但秦亚青运用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图使得互补、交融的概念，分体与合体的关系更加具象化和易于理解，并有利于就此生发更多的联想和衍生。其次，恰恰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可以实现对关系本体的共同认知。当中国人理解了“气”，印度人理解了普拉那（ｐｒａｎａ ），古希腊人理解了普纽玛（ｐｎｅｕｍａ ），他们便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生命处于与环境的互动和交流过程中，这一过程不间断地生成着新的生命状态。
第二，量子理论的新颖视角和文化中性将更为深入有力地推进关系本体的发展。如前所述，虽然量子理论与关系理论具有本体论共性，却彼此忽视。事实上，这种忽视可能更多在于关系理论方面，大多数关系学者缺乏对量子理论的了解。而就量子理论而言，其主要概念如纠缠、测量问题等本身就是关系性的。对它们的阐述，及基于和围绕它们展开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关系性思维，即使并未刻意以关系主义定性之。例如，温特在谈量子决策理论和量子博弈
论时强调了纠缠概念，他指出，纠缠使得量子过程具有合作的特性，它给了实在一个与原子论经典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整体性维度。在量子世界观中，人类是具有共同基础的关联投射，因此，合作而非竞争和冲突，才恰恰是理性的。这些阐述都与关系主义相洽。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的提出是一次明确地将关系理论与量子理论相融合的尝试，固然于两者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其对关系主义的影响更具突破性。如果这一尝试能推动更多的量子理论之于关系主义的具体研究，乃至两者的全面关注和互动，它们彼此间的拓宽、深化和加强不仅会使它们自身尤其是关系主义呈现出新的面貌，也将使经典世界观面临更大的挑战。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将面临重大变革———而这或许只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学科变革的冰山一角。关系主义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界将关注点拓展至人与其他生物、生态环境、技术等的关系。尽管一些关系学者如秦亚青将人的关系视作社会世界的核心，甚或如赵汀阳严格区分了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并认为关系是人类社会的独有现象，但这一类以人为中心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抬升到过高的位置，而忽视了其只是生态系统和地质历史的一部分的事实。此外，作为一种主流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主流社会的思维方式，往往压制了其他社会的别样世界观。
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的提出，使得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彻底的解构成为可能。如前所述，在量子全息的视角下，国际关系不仅属于包容一切的整体，同时也先天地包含这
一整体。国际关系与整体和整体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只是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关系，还有纠缠和隐缠关系。这将深刻变革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并要求多种学科的深度融合，而不仅仅是传统跨学科倡议下的学科间结合和相互补充。这样的融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有关国际关系的不少理念原本就渊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甚或自然科学学科，而困扰国际关系学者的诸多难题同时也是其他学者所关心和试图解决的。但打破学科间的界域并不意味着要将它们相杂糅以致混淆不清，在大熔炉中形成单一的普适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的问题依然是可被辨识和定义的，然而若仅仅围绕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并依赖于传统的分析框架，已远远不足以对其被量子全息关系视角发掘出的复杂性做出充分解释。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并不只适用于国际关系，因此一旦发生，将迅速波及其他学科。更重要的是，它先天的整体性和融合性使其无法止于任一学科内部，这预示着学科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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