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数字人文”专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被列入“文学”门类中的“汉语言文学类”，全国首个数字人文本科专业也新鲜出炉，“落户”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冯惠玲认为：“作为数字人文三位一体发展中的一足，教育与科研、实践并驾齐驱，相得益彰。继承数字人文的基因，数字人文教育天生带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新特质。循新探新，走一条全新的教育之路，不仅符合数字人文的本质特征和人才需求，还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鲶鱼效应’，搅动高等教育的池水，激活新型教育模式的成长。”
人大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由来自美国艺术设计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等名校的数字人文领域的权威学者共同编写，他们将数字人文界定为一种新型学术模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型，认为数字人文可以将人文科学重新诠释为生产性事业，并对数字人文的学术、教育和现实应用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且附上了大量颇具参考意义的数字人文实践案例。以下部分内容为冯惠玲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希望《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一书能够帮你更好地理解这个新兴的专业领域，并准确把握它的当下和未来。
我看着桌上玻璃杯中的花茶，清水慢慢地渗进内含桃花、樱花、玫瑰的花瓣的茶包，茶包中丝丝缕缕地渗出淡粉色，像烟雾般氤氲开来直到整杯水变成粉红色，水与花瓣的汁液在看似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完成了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让我联想起几天来从本书稿中看到的这场旷世姻缘——历史悠久、品性高雅、深奥莫测的人文学术和横空出世、武艺高强、追求确定性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走到一起，各自把天资本色丝丝缕缕地渗入对方，融成“数字人文”的混合体。
马林青博士告诉我，这部书稿的翻译难度超出她的预想，其中许多新思想、新概念和深层思维的中文表达颇费思量，但她被这种“折磨”所吸引，和远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韩若画一起最终完成了译本。起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自我界说和理论动态，没想到展卷之后也被其内容抓住了，不由得跟着它一起思考和品味，带着不时的共鸣、遐想和激动。除了和我本人职业、专业相关的诸如数字环境中人文学术的生产与评价，高等教育目标和手段的变革，档案馆、图书馆的新功能及新存在等问题之外，最近几年和一群同仁倾力投入的数字记忆探索——包括开设课程、构建北京记忆、古村落记忆数字平台等——也与本书所述多有相通，不少议题本已缠绕心中，或轻轻掠过，或思虑未果，或有所心得，如今都被本书触碰、唤起、点破和激活了。
计算机生来的使命就是应用，70多年来，它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应用难以悉数，而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命名的数字科技与人文学科的结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和研究也格外深入，波澜起伏，引人注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此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论著、专题项目日渐扩展和升温，“数字人文”从一个极为专门的领域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正在探究这个新兴领域的内涵、功用、特点和价值，拥抱者、观望者、质疑者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关注和参与其中。本书的作者们是数字人文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们将各自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加以凝练，又在相互碰撞中予以提升，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独到、有深度、有延展的理论解析，其中很多富有哲理的论点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思维的乐趣和启发。
数字人文是什么？现有的定义和诠释林林总总，并无共识。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方法论和交叉学科，而本书把它界定为一种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模型，表现为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人文学术与计算机科技原本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前者充满了主观、模糊、情景、情感和偶然，故而以质性研究为基调；后者立足于标准化、结构化、规律性和消除不确定性，长于量化处理。二者的相遇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化学反应，从浅表到深处，从基于文本的人文计算到网络时代的多媒介表达，年轻的数字人文在迭代中不断改写着自己的边界和功能。
人文学术和数字科技的结合意味着什么？不少人看到，这是人文研究方法和数字科技应用范围的扩展，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接与合拢，而本书作者却抱有更宏观、开阔、多维的视角，他们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媲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伟大文化转型，例如从卷轴书到翻页书的演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为当代复兴人文主义学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二者的结合推动了多种意义上对话，包括“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等。
对于传统人文学术而言，数字人文“可以有效地解决学术原子化和无关联问题”，借助新媒介所拥有的多样性和可扩展性，通过设计、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化、规律性、宏观性、趋势性研究的可能和线索，从而扩展学术疆域和潜力，使学术领域实现“轮廓重绘”。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在注入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方法后，其功能更加多元和强大，更符合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历史的不同问题”，数字技术工具不仅是承载和处理内容的“形式”，其本身就承担了认知界面、内容表达、知识导航与传播的实质性功能，可以引导、扩展甚至改变学者的研究习惯。如书中所言，“我们在塑造平台、工具和技术的同时，这些平台、工具和技术也在塑造着我们”。对于人文教育而言，数字人文倡导大学成为灵活可变的、可渗透的智力空间的一个节点，促使学生参与知识的过滤、挖掘、解释、关联和再演绎，在多维知识版图的游历中增强批判性、推测性、创意性思维和设计能力，培养既能广博也能深究的“刺猬狐”。对于出版和学术评价而言，作者最看重数字人文所带来的迭代式版本与合作机制，以数字手段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不再是最终版本，而是处于不断迭代过程中的更新版，新的知识和发现可以随时补充进来，而数字人文成果的大部分作者将从个人转变为由跨领域学者组成的合作团队，随之而来的成果形成过程、署名方式、著作权、评价标准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知识生产和评价规则、人文学术生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超越这些具体领域，作者认为数字人文将波及人类的社会生活，它所携带的开源文化和知识共享理念将推动大众的知识创造参与度，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知识共享公共平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个体生活产生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字科技和人文学术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到一起？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场联姻未来的走向、性质和生命力会是怎样的？质疑者的忧虑正在于此，他们担心“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形成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的挑战乃至颠覆，如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架空思维体验和文字表达等人文研究与教育的精髓，最终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面对这个关涉本质的问题，本书作者不惜笔墨，几乎在每个章节的不同议题上都有所议论，基本思想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强调二者的一体化成长，数字人文不是在数量祭坛上牺牲质量，而是质量与数量的融合。数字技术与人文方法必须展开对话而不是互相反对或排斥，数字人文工作者需要在数字与模拟的分水岭之间灵活切换，将“二元对立”的实践逐渐融合为连续、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因为数字人文的收益“无法仅从数字技术或传统方法的单一途径中获得”。二是主张以人文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用数字技术积极吸纳和体现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研究目标和方法，将这些人文研究的本质性特点引入数字环境，“创造和使用聚焦于人文学传统关注点的工具”，设计开发能够突出人文核心概念的工具，形成“人文感性”，才有可能在本体论和社会性层面塑造知识，完成数字与人文的实质性、有效性连接。三是建议双方在结合的过程中放弃自我固守，欣赏和吸收彼此的长处，在相互接近中适当改变自己，获得理解和互补。事实上，如今的数字人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作者观察，人文主义者已经“迁就”接受了计算的流程方法，数字计算也被人文主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将模糊、解释、偶然、关系结构及不同路径嵌入计算中。
眼下，跨界之事遍及四处，得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认可和赞扬，但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数字人文孕育、萌芽、出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乃至更多的争议和未知，至今仍见仁见智，没有准确答案，其他领域的跨界项目也大都逃不出、跳不过这些问题和状况。因此，本书给予我们的启发可能会超越今天，超越主题，超越结论。书中跳跃着的那些有趣的、开放的、富有内涵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以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思维皆可供我们思索。就像两情相悦的恋人结为连理也需要理解与沟通、尊重与磨合一样，跨界，需要确定的目标，穿透事物本质的眼光，审时度势的理性，处理相斥相容相加的智慧，还要有超越既往的抱负和勇气。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