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就是世界自闭症日了，提到如何帮助自闭症孩子改善目前的行为、眼神以及语言时，我们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建议从“重建依恋”开始。可是在重建之前大家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什么是“依恋”？什么是“安全型依恋”？怎样的行为是“依恋行为”？“依恋”对于？今天我们就跟随“心智化理论之父”福纳吉的经典之作—— 《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一了解对于孩子成长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依恋理论”。
（下文摘自《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第一章 对依恋理论的介绍）
当21岁的鲍尔比在一家为适应不良的儿童开设的福利院工作时，他关于依恋理论的研究就开始了。鲍尔比关于两个与母亲关系严重破裂的男孩的临床研究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年后，他做了一项追溯性研究，考察了44名少年盗窃犯（Bowbly，1944），并形成了他的观点，即“ 早期母婴关系的破裂应该被视为心理障碍的重要先兆”。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回顾“收容制度对幼童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后，鲍尔比拓宽了他对母婴关系研究的兴趣（Bowbly，1951）。他曾在“冷漠无情”的少年盗窃犯身上所发现的症状，往往会出现在母爱被剥夺的儿童身上。鲍尔比1951年出版的专著从整体上探讨了父母教养以及母婴关系，却没有分析“母爱剥夺产生严重后果”的机制。有关母爱剥夺的研究可采纳其他解释，尤其是那些弱化母婴联结的解释（Rutter，1971）。几乎与此同时，在鲍尔比的鼓励下，詹姆斯·罗宾逊花了四年的时间，用摄像机记录了孩子在住院或进入寄宿式幼儿园后，亲子分离对18—48个月大的婴儿所产生的影响（Robertson，1962）。后来，克里斯托弗·海尼克搜集了更系统的行为观察与描述资料，充分证实了罗宾逊的研究结果（Heinicke&Westheimer，1966）。
鲍尔比对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有关情感联结根源的观点感到不满。精神分析理论与赫尔学习理论（Hullianlearningtheory）均强调，对主要看护者的情感联结是继发驱力，基于口唇需要的满足。不过，已有证据显示，至少在动物界中，处于幼年的动物可能与没有喂养它们的成年动物变得亲密（Lorenz，1935）。鲍尔比（Bowlby，1958）是意识到“婴儿一出生就有参与社会交往的倾向”的先驱者之一。发展心理学已经使这一发现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Meltzoff，1955；Watson，1994）。尽管如此，上世纪中叶，鲍尔比着重强调婴儿具有“和看护者形成依恋，开始、保持以及终止自己与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并把这位看护者看作探索与提升自我的‘安全基地’”的生物倾向，这公然反抗了另一种（伪）生物决定论——它以性本能与攻击本能的理论为基础。
鲍尔比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坚定地聚焦于 婴儿对母亲产生安全型依恋的需要。他认为没有得到这种依恋的儿童可能表现出部分剥夺（partialdeprivation）或完全剥夺（completedeprivation）的迹象。部分剥夺表现为对爱或报复的过度需要、严重负罪感以及抑郁。完全剥夺表现为无精打采、安静且没有反应、发育迟缓，后来表现出浅薄、缺少真实感受、无法集中注意力、欺骗以及强迫性盗窃的发展迹象（Bowbly，1951）。之后，他（Bowbly，1969，1973）把这些互动纳入分离反应体系：反抗—绝望—分离。反抗阶段开始于孩子感受到分离的威胁。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哭泣、生气、试图逃离以及寻找家长。这个阶段会持续一周，晚上则会加剧。反抗阶段之后是失望阶段。主动的身体动作减退，哭泣变得断断续续，孩子显得很难过，不愿与他人接触，对其他孩子或者自己从家中带来的最喜爱的玩具充满敌意，似乎进入了因为失去依恋对象感到伤心的阶段（Bowbly，1973）。最终进入分离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个体的社会性几乎完全恢复。他们不再拒绝其他成人试图提供的看护，但是，在与之前的看护者重聚时，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会表现出明显异常的行为。在海尼克与韦斯特海默对一段持续2—21周的分离期之于孩子的影响的研究中（Heinicke&Westheimer，1966），他们发现，其中两个孩子在重聚时似乎没有认出他们的母亲，八个孩子转身或走开。他们哭泣或者表现得面无表情。在重聚后，冷漠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下去，与依赖行为交替出现，这表明孩子极度害怕被抛弃。
就像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一样，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含有 生物学意义（Bowbly，1969）。依恋很容易降至婴儿行为的“分子”水平，例如微笑与发声让看护者意识到孩子对社会交往的兴趣，并且让看护者更加接近这个孩子。微笑与发声是依恋行为。就像让多数看护者反感的哭泣一样，微笑与发声也会引发看护者的看护行为，以期终止这类刺激。鲍尔比强调，依恋的生存价值除了喂养、了解环境、社会交往以及免受天敌的侵害之外，还在于通过接近看护者提高安全感。鲍尔比（Bowbly，1969）认为喂养、了解环境、社会交往以及免受天敌的侵害是依恋行为的生物功能。依恋行为被看作行为系统的组成部分（“行为系统”是鲍尔比从习性学中借用的术语）。这在理解精神分析理论与依恋理论之间的分歧上是重要的。行为系统包括内在动机，它不能简化为另一种内在驱力。它解释了为什么喂养与依恋并非因果关系（Harlow，1958）以及为什么依恋也会发生在虐待型的看护者身上（Bowbly，1956）。
依恋行为和其他行为不同。经过30年的研究，学者们在关于依恋的核心成分上达成了一致。建立与保持接近性（proximity）的行为包括：（1）把看护者吸引到孩子身旁的信号，例如微笑；（2）起到相同作用的厌恶行为，例如哭泣；（3）把孩子带到看护者身边的骨骼肌活动。显然，体弱的婴儿在有血缘关系的看护者身边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其生存繁衍的概率也会因此而增加。整个行为系统具有在各种情境下充分利用接近性的功能。行为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这个内部结构具有一个目标，而个体以修正目标的方式灵活地应对环境变化。鲍尔做了一个军事比喻，把它比作热寻导弹。
鲍尔比的构想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Fairbairn，1952b）的构想在这一分子行为水平上具有细微却重要的差异。儿童的目标不是客体（比如母亲）。控制这个系统的目标最初是身体状态，即保持儿童渴望与母亲接近的程度。这个身体目标随后被“获得与看护者亲近的感受”的心理目标所取代。由于目标不是客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或感受，因此看护者的反应将对依恋系统产生强烈影响。
一开始，依恋理论关注的不仅是依恋。事实上，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它在一些能够辨别“什么不是依恋”与“什么是依恋”的情境下才有意义。依恋对象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使得个体能够安心地去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性行为系统（exploratorybehavioralsystem）与依恋是内在相关的（Ainsworth，1963）。当孩子发现看护者暂时离开的时候，孩子的探索行为会突然停止（Rajeckietal.，1978）。依恋对象的离开抑制了孩子的探索行为。因此，就提高各种认知与社交能力而言，安全型依恋被认为是有益的。相较而言，恐惧系统激活了依恋系统，看护者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减少了孩子对刺激的反应（Bowlby，1973）。当恐惧系统被鲍尔比所说的“天然”危险信号（比如陌生、突然发生的噪音、孤独）激活的时候，孩子会立刻寻找保护与安全的来源——依恋对象。因此，分离涉及两种压力源：无保护的暴露与离开关键保护源。鲍尔比用“焦虑”这个术语形容“在感到依恋对象不在的时候，恐惧系统被唤起”时个体的反应。三种行为系统（依恋、探索与恐惧）调解着孩子的发展适应性。同时，在依恋对象离得不太远或离开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这三种行为系统为孩子提供了学习与发展的途径（Ainsworth&Wittig，1969）。
当恐惧系统没被唤起的时候，孩子寻求陪伴的倾向被认为是由社交或情感行为系统（socialoraffectionalbehaviorsystem）所驱动的。“当孩子精神状态良好、并且确定依恋对象的去向时，他就会寻找玩伴”（Bowlby，1969）。当父母认为孩子处于真实或潜在的危险中时，看护系统（caregivingsystem）就会被激活（Cassidy，1999）。在理想状态下，看护系统与孩子的依恋系统相互作用。实际上，当孩子的痛苦与真实存在或感觉到的危险无关时，看护系统也会被激活。
依恋联结是情感联结的一种。建立情感联结的个体会对另一方产生极强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是无法互换的。此外，一方渴望与另一方亲近，在分离之后会感到痛苦。当一方从这段关系中寻求安全或安慰的时候，情感联结就会变为依恋联结（Ainsworth，1989）。因此， 情感联结不一定是对等的，依恋联结一定不是对等的：试图从孩子身上寻求安全感的父母可能表现出某种心理障碍，继而引发孩子的心理障碍（Bowlby，1969）。情感联结也强调依恋与性之间的关系。鲍尔比意识到依恋与性行为之间的显著关联，他（Bowlby，1969）写道：“尽管这两种系统有区别，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相互作用，影响彼此的发展。”性行为无疑会在没有依恋的状况下出现，没有性关系也能缔结婚姻关系。这些事实无疑证实了这些系统是独立的，充其量是一种弱相关关系。
孩子在早期阶段具有形成许多依恋关系的倾向。布雷瑟顿（Bretherton，1980）个体似乎会建立一个主要看护者的层次结构，其中有一位是他的首选依恋对象。哪位看护者处于这一结构的顶部，取决于诸如看护婴儿的时间、看护质量、看护者对孩子的情感投入以及看护者出现的频率等方面（Cassidy，1999；Colin，1996）。 依恋关系的多样性是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点。
在“依恋三部曲”的第一部中，鲍尔比（Bowlby，1969）尚不清楚，一旦确保了身体接近性，依恋系统在依恋行为终止之后如何起作用。接近性是依恋系统的既定目标。依恋对象的离开，会引发个体的生理需要；依恋对象的返回，会终止这一需要。意料之中的是，当时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对这一过于简化、具有行为主义还原论特征的方法感到震惊，但真实情况往往如此（如同针对精神分析本身的批判性评价一样）。批判性观点不考虑批评对象的变化与进展（往往是对相似批评的回应），而往往聚焦于批评对象的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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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
作者：〔英〕彼得·福纳吉
译者：石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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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一书是匈裔英籍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彼得·福纳吉的经典作品之一。在本书中，作者首先用两章的篇幅对依恋理论进行了介绍，之后分别比较了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斯皮茨、埃里克森、科胡特、科恩伯格、克莱茵、比昂、温尼科特、桑德勒、莫德尔、斯特恩、沙利文等人代表的精神分析各个流派，与鲍尔比、安斯沃思、玛丽·梅因等人代表的依恋理论之间的异同。在本书的结尾，福纳吉就整合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作者还阐述了自己关于心智化能力发展的观点，将其与象征、现实检验、具象思维等能力的发展及妄想、病理性防御的起源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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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关系作为我们在 孩童时期建立起来的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情感纽带，关乎着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但并非人人都能在童年时建立起安全可靠的依恋，甚至稍有不慎，这种情感纽带还会受到没有被恰当处理的分离焦虑所影响继而破裂，严重的还会使得孩子在一次次的 创伤之后变为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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