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先生在国语书塾五周年分享会上的主题演讲
【傅国涌专栏】
教育是点亮孩子心中的“真善美”，让他们与世界对话
作者|傅国涌，自由撰稿人
今天我们谈论教育，谈论教育的价值，首先我们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教育是什么？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01.教育是什么？
在不确定的世界上寻找确定的价值
教育是什么？世界上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我给出的答案是“教育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寻找确定的价值”。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教育就是在变化中找到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价值、情感，跟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相通的，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些美好的东西具有稳定性，这就是教育要探求的。
教育不是提供变来变去的价值，不是今天是对的，明天就错了的价值。那不叫价值，而是临时性的（判断标准）。价值就是稳定的、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只有这样的东西才配称为价值，价值这个词儿是审慎的。世人常常没有觉得“价值”包含了一种审慎感，其实从本身来说“价值”这个词就是有审慎性的。有很多东西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会给人审慎感。
▲傅国涌老师演讲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以相反的方式认识教育，因为从正面认识教育不容易找到一个共同的概念，所以我提供的说法是：从反面来说什么不是教育，那就很明显了，“指鹿为马”不是教育，同样“指马为鹿”也不是教育。教育的第一属性是“真”，真意味着：真实、真相，也就是“指马为马，指鹿为鹿”。
教育的第二个属性，马是善的，鹿也是善的，这是教育的第二个属性：善；
教育的第三个属性，马是美的，鹿也是美的，教育指向第三个属性：美；指马为马、指鹿为鹿的教育就是真教育，指鹿为马、指马为鹿的教育是伪教育。或者说，所有好的教育，它的底线就是指马为马，指鹿为鹿，这是第一条标准。
马在2000年前叫做马，在2000年后还是叫做马，它不会叫做鹿，因为人类给它的命名不能变来变去。一个杯子，我们不能叫它一个碗，虽然杯子跟碗功能差不多，都可以把一杯水倒在里面，但因为人类早就命名，这样的形状叫做杯子，所以我们就不能把它任意改了。这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给定的。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真善美的标准也是几千年前祖先文明时代，经历时间的洗礼，它被凝固下来了，人类认同了这样的价值，我们把这样的价值给保守下来，并代代相传下来。
好的教育是美的教育，那是一个发现美、享受美、理解美的过程。如果没有对美的渴慕，最初的教育就不会发生。有人误以为，美只是在语文、音乐、美术中才有，似乎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没有美，其实在每一门学科中都包含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肯定，古今中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包含美，即使抽象的冷冰冰的物理公式中也浸透了美。
如果没有这一渴慕美的动力，教育是枯燥乏味的，也是无聊无趣的，正是美使这一切活了过来。如果教育的过程中充满了与美相遇的可能，教育还能让人焦虑吗？
02. 教育要传承价值
而不是先去寻求专业性的知识
教育是要传承价值，而不是先去寻求专业性的知识，因为在没有价值的前提下，专业性的知识也是靠不住的。
爱因斯坦在1930年写了一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题目叫做《我的世界观》，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熟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中有很多的金句、金段子。一个物理学家讲出了很多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也未必讲得出来的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最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跟教育有关。他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
从这句话里面，我想到教育要培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好的教育要培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教育要培养的就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教育不是要培养一个集合名词，而是要培养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只有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集合在一起的抽象名词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教育的价值是来源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无论他是乞丐还是皇上，因为他是具体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生下来要有一个名字，一个具体的人，他的价值和这个符号发生关系，这才重要。
有创造性、有感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侧面。只有一个侧面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创造性，这个人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所以还需要有感情。我觉得一个自然科学家能够把感情这个字放进来，把它当作一个如此重要的词是不得了的。爱因斯坦的确是一个不一般的科学家。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在今天看来确实不怎么样，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很高明，但是在社会其他领域，他的认知还不如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爱因斯坦确实提出了许多，令今天的人看来仍然非常有感动的洞见。
那么，创造力是什么？在我看来，创造力首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能力，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有高有低，高的就是创造力。比如，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渴了要去喝水，而不是去喝不能喝的东西，这是获得了与世界对话的最初门槛，这不叫做创造力。对于那个孩子来说，那是他自己的突破，就是一种创造力，但是对于人类来说，那不是。
从文明传递和个体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切，这是对教育清晰透彻的见解。关键在于，家长能不能以平常心去看待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能不能以超越功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过程，不做加法，至少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因为家长的焦虑、压力而增加负担，最大限度地保护他的天性，保护和涵育他的想象力、审美趣味，他的理想、希望、意志，让他的翅膀能慢慢地展开，最终飞起来。毕竟教育是围绕生活的，是为了控制生活、享受生活、理解生活。教育不是要脱离生活，恰恰是为了丰富生活。
因此，好的教育还应该是有感情的教育。
教育不光是要造就有创造性的个人，同时要造就有感情的个人。感情，应该渗透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在共同的问学过程中建立起的感情，个人在长期的阅读和生活中体悟到的人类感情，都是教育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
03. 教育是做什么？
教育是提升人类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教育是做什么呢？教育就是要提升人类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让你最终变成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一个有感情的人。爱因斯坦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自己12岁就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前，是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爱因斯坦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吸引力，他从12岁就开始寻找将来怎么样能够去认识理解这个世界，能够破解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爱因斯坦12岁就想到了将来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世界，他是有自己的新的认识和理解的。
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中，走的路也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路，只不过有的人是以农民的方式、以种地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对话，有的人是以在马路上打扫卫生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它们都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没有人会不与这个世界对话而存在；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也是找到了自己特殊的语言符号，用一套与众不同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对话。
来源 | 致极未来企业家
【傅国涌专栏】
母语，不变的故乡
作者|傅国涌，自由撰稿人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回望故乡的过程。
我的故乡在雁荡。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自1074年春天杭州人沈括写下这句话，近千年过去了，那个从雁荡山走来的少年也在杭州住了近二十七年。多少世变沧桑，风雨如晦，水深浪阔，那个少年也早已不再是少年。
我从雁荡山到了西子湖。
我曾说，我生命中有一山一湖一江，山是雁荡，湖是西湖，江是富春江，那是我妻子的故乡，也是我去过上百次的地方，我少年时代迷恋的作家郁达夫就在富春江边长大。大家都记得吴均的那封信，“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从天下奇秀到富春江的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穿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1993年第一次看到富春江。
我从小在雁荡山向往富春江，因为有吴均写下的母语。我在雁荡山向往西子湖，因为有白居易、苏东坡、张岱写下的母语……从谢灵运、沈括、李孝光、徐霞客以来，母语的江河一直滋润着雁荡山。
我从雁荡到杭州二十多年后，在我五十之年，突发奇想，选择了余生的事业——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将近三年三个月过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非常辛苦，特别是带童子们去国外（希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国内（北京、西安、南京、无锡、海宁、绍兴……）的许多地方游学，长途跋涉尤其艰辛。但童子们在读万卷书同时，行万里路，收获巨大，我们今年出版的“寻找中国之美”系列（《少年双城记》《少年西安行》）可以证明，每年一本的习作选可以证明，即将问世的“与世界对话”课堂实录可以证明。我不后悔这个“好低骛远”的选择，这是一个低调理想主义的选择。我当然也带童子们到过雁荡山，马上又要去富春江，还开过西湖走读课和西湖游学课，明年《少年西湖记》也将成书。
从故乡到异乡，我在异乡住得越久，对故乡的回忆就越变得清晰。
《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是我童年、少年的记忆，我二十岁以前的山中岁月。有人说，山中岁月无古今。我说，山中岁月亦古亦今，可古可今。
我的故乡雁荡山有石头，也有母语，沈括、李孝光、徐霞客、方苞、林纾、蔡元培他们用母语写出了一个文言雁荡，郁达夫、萧乾、胡兰成、余光中他们用母语写出了一个白话雁荡。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故乡与其说是雁荡，还不如说是母语。雁荡是我肉身的故乡，而我精神上的故乡，就是童年、少年以来建立起来的母语世界。
今年夏天，我在雁荡山给童子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文言雁荡与白话雁荡》。少年赵馨悦当场写出的习作说“文言是黑的，白话是白的”，“荡来，是文言，荡去，是白话。”我生在一个白话的时代，少年时也吸收过文言的甘露。
滋养我生命的不仅是雁荡山亘古不变的石头，千年万年的“流水帐”和“流水账”（出自少年赵馨悦写大龙湫的习作），还有几千年来涌流不断的母语。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源头，我的生命就会很快枯干。
我经常说，我是石头和石头中间长出来的，我也是一块石头。这不是玩笑。在西湖客居数十年，我依然成不了西湖边的杨柳或法国梧桐。我是石头，是数十万年前造山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一块石头。生命是偶然的，故乡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身不由己生来就拥有的地方，它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更是时间和记忆凝结成的。故乡埋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捷克作家昆德拉说，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很相信这句话。
只有童年才有可能生长出一种植物性的力量，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
我这大半生一直在求问宇宙人生的秘密，最终回到了儿童母语教育，回到了三十年前的讲台。有人问国语书塾做什么？我回答，国语书塾致力于以母语为中心的儿童人文教育。
我的一山一湖一江最后归于一书塾。国语书塾是我家书屋的名称，这是我们夫妻共同拥有的书塾。我上课，她打杂。比起朱生豪和宋清如，我们太有幸了，“你译莎，我做饭”，六个字，曾经让多少人怦然心动，他们的爱情也成了百年佳话，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短了（从1942年5月1日到1944年12月26日，不足两年八个月。）
从地理上说，我们夫妻相识近三十二年，结婚二十七年，最终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隐居的桃花岛，只拥有一个试图抵抗时间横逆的“襄阳”城，我读书，她种花。这个“襄阳城”是书城，也是花城，虽然面积很小。我们在这个“襄阳”城，日复一日想要守护的是母语。从根本上说，母语才是我们不变的故乡。我想将最宝贵、最纯粹、最干净的母语传递给这个时代的“童子六七人”。他们生于21世纪，一个物质上高度匮乏却是培训班空前泛滥的时代。
国语书塾想守护的是纯正母语，它不是普通话，也不是杭州话、温州话，或我们雁荡山的台州话，那也是方孝孺、许良英等先生讲的土话。什么是纯正母语？也许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每个人对“纯正母语”的理解，也许都不一样。
在我心中，纯正母语就是没有被污染的、干干净净的母语，它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与过去的时间连接在一起的母语，她扎根于大地深处、生活的底部又高于日常生活的母语，她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停留在口语上的母语。它是数千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最有智慧、最有才华并且最具有表达能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累积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汉语表达方式。从《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楚辞》一路走来，穿过《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唐诗宋词元曲，穿过四大古典小说、穿过鲁迅胡适、穿过沈从文张爱玲、穿过王鼎钧齐邦媛，一直穿过我，穿过今天晚上在场的朋友们、童子们。
我们的纯正母语从哪里来？首先是从时间中来，它是几千年来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的信心，对自己语言的理解，对自己语言独特的一种表达。
我们的纯正母语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是从空间中来，它是亚洲东部大陆这一特殊的地理单元所使用的，不是希腊语，也不是英语，我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对一片树叶的理解，对一块石头的理解。但是，我所说的纯正母语是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也就是关起门来拒绝英语世界、希伯来世界、希腊世界对我们的母语的影响呢？进入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之后，当翻译家陆续把东西方那些重要的作品，无论是东方的印度、日本，还是欧洲、美洲的作品译成中文，莎士比亚就变成了我们母语的一部分，希腊悲剧、荷马史诗、但丁、歌德、雨果、托尔斯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爱因斯坦，毫无疑问也化作了我们母语的一部分。可以说，翻译家们参与重塑或者说更新了我们的母语。为此我们要向严复、林纾、朱生豪、查良铮、许良英、蓝英年先生这样的翻译家致敬。如果排除了这些人类文明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将母语限制在《诗经》到《红楼梦》这个框架之内，我们的母语也会慢慢枯竭，乃至被世界淘汰。
一种母语能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活力，能不能在未来的几千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活力，并且发展出更加有生命、有力量的一套话语，建造起一套新的心灵秩序或者精神秩序，取决于我们的包容性有多大，开放性有多大。
换句话说，我说的纯正母语是文化意义上的，它的“根”一头扎进遥远的《诗经》《论语》《庄子》《离骚》，它的“枝”则伸向遥远的大洋彼岸，吸纳世界上一切的营养、资源，然后重新陶铸出来的母语，这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宽度的母语，而不是固步自封、自我设限的狭隘的母语。
纯正母语从来都不是指向死亡的母语，她是活着的母语，永远朝向生的母语，而不是朝向死的母语。一方面，它具有纯粹性，始终守护着古老民族悠久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具有开放性，面朝整个世界，面朝未来，她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流动的，仿佛一条活水的江河，滔滔不绝，从古代一直流到现代，还将继续流下去。
刚才童子们背诵的经典名篇，从王勃的《滕王阁序》、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沈括的《雁荡山》，我们可以感受到母语的活水江河就是这样从腹中流出来的。一个星期前，一位六年级的温州童子陈天悦告诉我，她背下了《太史公自序》，更早，我们中间一位五年级的童子李了已经背下了这篇长文。太史公司马迁是史学正宗、也是堂堂正正的母语正宗，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毕生念兹在兹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做到了，在母语的时空中，他永远骄傲地站在那里，只要文明在，母语在，司马迁就在。他的母语滋养了中国两千多年，还将继续滋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
2017年，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想为儿童母语教育做一点非常非常小的事情。虽然我个人的时间、精力、资源都十分有限，我的健康也不佳，我能做的一定十分有限。但我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找到“童子六七人”，与他们一起来读世界，与他们一起用纯正母语与世界对话。在告别讲台近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儿童母语教育第一线。
我将国语书塾的母语课叫做《与世界对话》，就是带孩子们用纯正母语与世界对话，在他们成年以后有足够的力量参与到与世界对话的进程中，他们的世界注定比我更大。我深信，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他的童年、少年的放大版。你的童年、少年有什么样的遭遇，有什么样的造化，遇见什么样的作品，遇见什么样的老师，你一生的高度常常就被决定了。也就是说，一棵树的高度是由它的根部决定的，而不是由它的顶部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同意这句话？
人生事实上非常的短暂，我知道我不可能还有五十年的生命，但在有限而宝贵的过程中，如果有机会让孩子们接触到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一个更加深远的世界，从小就跟人类最高贵的那些灵魂接触，跟最高水准的艺术、文学、哲学相遇，哪怕他不太懂，或半懂不懂，甚至一点都不少年懂，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与世界对话》课，只是要让一个孩子打开一扇更大的窗户，让他看见世界原来是这么大，凭我一生的努力，我所看见的还是那么有限，只是冰山的碎片，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但是我可以努力让我的一生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眺望世界。
我从小生在雁荡，真正是开门见山。但雁荡山是大海中浮起来的一座山，与大海近在咫尺，开门也可见海。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门见山》写的是我在石头世界里荒凉寂寞的童年少年时代，但因为有了书，一切都可以化无为有，从坐山观天到坐天观山，最难的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现在我正在见证无数童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你们生下来就拥有西湖，那是我少年时所神往的，我十三岁那年甚至想步行来西湖看看，结果走了两天也只走到台州，直到十七岁才第一次看到西湖。你们比我幸运，但我也不羡慕你们，因为我生下来就拥有一座山，三十岁之前已拥有一山一江一湖，十年前我为西湖写了一本书《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今年我为雁荡为此了《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未来我还要跟童子们一起写一部《少年西湖记》《少年石头记》《少年富春江》，从“一山一湖一江”到“一书塾”，我很快乐，几乎是庄子笔下的鱼那样快乐。我喜欢《论语》中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那一段——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话，母语中的经典段落常常激励我。愿我们被母语点亮，守护母语，那才是我们不变的故乡。
2020年12月27日在杭州晓风书屋《开门见山》分享会上讲述。
来源|傅国涌的博客
【傅国涌按：此文是为《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第二辑所写的前言，今年初春在《中国教师报》首发时略有删节，这里是全文。如今这套书已问世，恰逢国语书塾五周年，我的“与世界对话”一百课也已完成，一课一世界，如果一课一本书，那就需要出一百本，大约四、五百万字的规模，这是个多么浩大的工程，十年也做不完。这是我五十之后的无心插柳之举。如真能完成，也是中国教育史和出版史上的盛举，靠我一个人做不到，感谢全体参与整理录音、校对的老师、家长，还有用心做书的“千寻”出版团队。】
【傅国涌专栏】
“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与孩子一起寻找与世界对话的支点
作者|傅国涌，自由撰稿人
一
“对话”这个词最初在我心中生下根还是少年时，偶然遇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对话》，那不仅是阿尔卑斯山上两座山峰之间的对话，也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对话。后来，又遇到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和风景的对话》，一个风景画家的心灵，不仅在他的画里，也在他的心灵里。
▲书中9幅插画均为杨温暖六年级时所画
四年前，我开始与“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我为自己的课找到了一个名称，就是“与世界对话”，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从蚂蚁、蜜蜂、蜻蜓、蝴蝶到日月星辰，从山海水火到四季花开，从石头、沙、土到风云雾雨电，从墙、门、窗到枣子、橘子、苹果……什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对话对象。
四年来，我们大致上完成了“与世界对话”一百课，孩子们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一天天长大。我一直相信，在支离破碎的知识点之上还有更为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我常常带他们到自然中去，到人文历史的现场去，以天地为课堂，打破一切框架、锁链，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思考，自由地书写，在千姿百态的自然和人类文明丰厚的积累中汲取灵感，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边界。
我渐渐清楚，与世界对话——决不是不着边际的、空对空的对话，而是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语言，就是我们的母语，以母语为支点，让孩子们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我曾读过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一句诗：“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了这句诗带来的震撼，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再地抓住这句诗，来阐明语言的本质。语言点亮世界，万古长夜，有了语言就如有了光。
但我的“与世界对话”课从来不是文学课，更不是写作课，而是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课。我看重课堂，更看重课外，没有课内课外的结合，不可能让一个孩子长出翅膀，站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去眺望过去与未来，日复一复地用自己的母语与世界对话，成为布罗茨基意义上的“文明的孩子”。
上一个春节期间，我们上了一课《与春节对话》，读了琦君的《压岁钱》《春节忆儿时》，老舍、梁实秋、张恨水、胡兰成等许多作家回忆小时候过春节的文章。六年级的陈天悦从琦君外公的银角子得到灵感，当夜写出的习作，就以《叮当》为题——
孩子们燃放爆竹的兴奋，肫肝叔叔调皮的计划，父亲慈祥的笑容……在琦君的脑海里不断撞击，响成了一片叮当声。转而又见口袋中的银角子，一跳，一响，掉进了无声的土里，从此，乡土与银角子都不再回来。我隐约听见她的哭声，他乡说故乡，年，对琦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银角子有十二枚，菜有十二盘，歌有十二首，串起一年的经历。十二分的年味，两分吃，两分穿，两分忙，余下六分归于玩。什么是银角子，什么就是年。
“叮叮当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串陌生的音律，银角子是什么？我只有几张塞在口袋中的现代哑币。我的压岁钱数目多，叮当声却没了。我过的春节早已不同于琦君童年过的春节。我过了十二个年头，却凑不齐十二分年味，得不到收获十二枚银角子的开心。
年是明亮的，像月亮，那样美，那样神秘，能引发中国人的思乡情。每个中国人过的是同一个年，就如每个中国人看的是同一轮月，十二枚月亮在小孩囊中叮当作响，十二分月光造就的年，是几个孩子比赛的玩物。从唐代到二十一世纪，年依旧被小孩子们捧在手掌心中，如此幸福，如此真切。
“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年从来不是圆的，月亮也画不圆。“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孩子，是否有一天也会有“他乡说故乡”的境遇？每一个年在增长，在变化，“叮叮当当”变成几张轻飘飘的纸。圆是转瞬即逝的存在，所幸，对现在的我而言，年还是圆的。
旧历新年是中国新年，是中国人独有的团圆时间，外国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旧历新年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即便如此，旧历新年依旧在老人们的心中叮当作响，如此幸福，如此真切。年，千篇一律地开始，千篇一律地结束，多少人在观看春晚时丢失时空感，却在叮当声中找回童年。
唐、宋、元、明、清的年互相撞击，“叮叮当当”，随后与二十一世纪撞击，悄然无声。年陷在钢筋水泥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画不了一个完整的圆，留不下一串清脆的叮当声。放爆竹的噼啪声，还在我的春节作响；银角子的叮当声，在琦君的童年作响。故乡与异乡的撞击之声，吵醒了熟睡的明代诗人袁凯。
说出来了，这年，仍然很虚缥，不过是一夜的噼啪声，一口袋的叮当声，一群游子的无声泪罢了。时间，从唐朝起，犹如一篇文章，年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作者已经写了很久，但二十一世纪的年也只能算开头，结尾在哪里呢？
“叮叮当当”，我竟然听见了去年、今年、明年互相撞击的声音。
全篇九百四十个字符，从头到尾响着叮当声，本来只打算摘引几段，却不忍心打断这一气呵成、文气贯通的叮当声。十二岁的陈天悦，有十二枚银角子，十二首诗，她将年味也分为十二分。琦君记忆里的银角子，化成了陈天悦叮当作响的想象，化成了她与春节的对话，干净利落的白话文，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我读得有滋有味，想起她初来上我的课时，笔下的语言疙疙瘩瘩，不仅缺乏灵气，连通顺关都没有过，那时她五年级。但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背诵了62篇古文名篇，几百首古诗，读了不少好书。在“与世界对话”的课堂内外，她找到了自己的支点。她的身上慢慢长出了翅膀，她笔下的语言开始叮当作响，她拥有了自己的“银角子”。
▲陈天悦六年级时
二
2021年暑假，我和孩子们去昆明寻找西南联大，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趟游学之旅，有的孩子读了不少相关书籍。我们住在文林街上，每天走过西南联大师生走过的街巷，穿过他们念兹在兹的翠湖，我在读孩子们写出来的习作时，心中有许多感想，他们的表达常常超出了我的预期。在语言上，他们接通了遥远的旧时光，他们笔下流淌出来的一个个象形文字，一个个语词，一个个句子，一个个段落，都似乎有了光。小小年纪仿佛真的读懂了西南联大的心灵。八年级的金恬欣在《红绿黄》中这样写——
世界不收门票，白话在文林街肆意生长，就像雨季绿得欲滴的芭蕉。某个不知名的茶馆里，一篇篇小说悄然诞生，横竖撇捺都散发着核桃糖、宝珠梨的清香，接受过“玻璃”的润泽。文字里鸡零狗碎的桥段慢慢织成一张网，初见时陌生，重温却像是阔别多年的老友……
有时学生飞奔着去上课，年轻的脚步踏起飞扬的尘土；有时教授骑马去教书，嗒嗒的马蹄溅起四散的水花。他们随心所欲，从不担心都市红绿黄的天罗地网将人束缚其中。从宿舍去教室，不知第几百次走过文林街，简陋的街巷，永远坐满学生的茶馆，卖米线加西红柿鸡蛋的摊贩，小巷里开沙龙坐谈的先生，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有市井风的街景。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智慧最哲学最有逻辑的街道。
八年级的赵馨悦在《停课赏雨》中这样写：
晴天如一篇篇论文……草地上走过华罗庚先生，一脚东倒一脚西歪地走着，似乎在对比晴天中的联大，雨天中的联大，一会儿晴天更好，一会儿雨天更好，一个拼抢的世界，在先生的肩头左右打转。这时金先生的肩头也动了一动，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仿佛手中捏的不是跳蚤，而是逻辑学。
六年级的叶悠然在《笔记本》中这样写：
“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大大咧咧，不记笔记，但我相信总有一位学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这联系是翠湖吗？不，在翠湖之前一定还有什么……有一本笔记本叫《闻一多论唐诗》，而我看见的那一本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笔记本的第一页是薄薄的铁皮，铁皮里的秘密，翠湖的鱼不知道，茶馆里的汽灯不知道，昆明的雨只知道一点点。我没有缅桂花可以闻见这些秘密，却从土坯墙中发现了一星半点。笔记本里的“停课赏雨“四字无意间让学生们明白了这个秘密。
八年级的付润石在《闲谈》中这样写：
大雨下起，落在文林街上银杏树上铁皮顶上茅草顶上琅琅的读书声中，如此静寂，如此恬淡，而在联大的校舍里，无论是少年听雨，中年听雨还是老年听雨，都已经包含在“停课赏雨”的粉笔大字上了。
当孩子们在匆匆忙忙的旅程中写出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们已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支点，他们的母语不是流水账，不是百度词条，他们的母语是有光的，有声的，有色的，有味的。短短的几年间，光线、声音、色彩、气味……渐渐出现在了孩子们的笔端。这是他们与世界对话的副产品，却成了他们继续与世界对话的支点。过去，现在，将来，那只是在物理时空中，在心灵的时空中，只有光线、声音、色彩、气味，想象力、审美力和思想力都是超越时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人悬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与世界对话，最终就是要编织起这样的意义之网，将自己融入到人类当中，“学会在语言中栖居”。我一次次地想起海德格尔欣赏的诗人哥特弗里德·伯恩的诗《一个词语》：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留驻，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孩子们的语言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个脚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慢慢酝酿出来的。他们不是天纵之才，而是汲取了前人精神生命的养分，终于在用自己的语言与世界对话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来之不易，这一步十分宝贵，所以，我十分看重这一步。
归程时，我们在昆明郊外的夕阳下，看到了满天的云彩，少年付润石在《“不亦快哉”廿三则》中有一则：
听先生讲昆明的云。课罢，天渐晚。忽抬眼，见彩云尽西，翩翩风度，如名士于白底上
淡描，虽黑无妨，轻秀俊彩如（沈）从文之笔触，然有拿云之志者，舍吾辈少年其谁？岂不快哉！
好的教育就是要在启发孩子的想象力，提升孩子的审美力、思想力同时，激发孩子的拿云之志，让他们从小就与人类最美好的心灵相遇，与人类智慧的遗存相遇，这是更为重要的。
三
在千寻的“与世界对话”系列《与墙对话》《与门对话》《与窗对话》三课问世之后，我又整理出了《与橘对话》《与枣对话》《与苹果对话》《与叫卖声对话》四课。
六年级的叶悠然在《与叫卖声对话》课后完成的习作一开头便自出机杼——
一串串的叫卖声后面跟着一串串省略号，一串串省略号将叫卖声带入一串串小巷。然后，省略号断成了逗号和顿号，连成了破折号，叫卖声便活了起来。（《小城叫卖声》）
这省略号、逗号、顿号、破折号，源自汪曾祺、萧乾、北岛他们记忆中的叫卖声，源自苏州姑娘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源自昆明街头收破烂的吆喝声，然而，这如此独特的表达方式却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叶悠然六年级时
在陈天悦的童年记忆中，外婆家卖年糕的叫卖声，她听出了仄仄平平与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这苍老的古音属于南村；仄仄平平，这老土的叫卖声属于东村。（《卖年糕》）
两个小女孩借着标点或是平仄，就抓住了叫卖声的特征。这是她们找到的支点。这样的语言也是有概括力的。
袁子煊六年级时
而六年级的袁子煊感叹叫卖声的魅力正在消失——
方言的味道没有了，全都是正宗的普通话。那份方言的情趣不见了；那种尽管听不懂，但依然喜欢的感情不见了。再也没有过山车般的语调，没有蝴蝶般的尾音，没有哪句话能像剪着春风的燕子，在买者的心中激起圈圈涟漪了。（《我在桥西》）
从“深巷明朝卖杏花”开始，《与叫卖声对话》这一课，穿梭在古今中外的叫卖声之间，昆明街头和北京街头收破烂的叫卖声，上海街头和巴黎街头卖橘子的不同叫卖声，给孩子们带来了新鲜而奇异的体验，这与他们在这个时代熟悉的电喇叭里循环播放的叫卖声如此不同。通过前人的记忆，通过一篇篇精彩的文本，他们也获得了自身未曾亲历过的那种体验。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张爱玲、都德、夏丏尊、张恨水他们的世界，在前人丰富多样的语言中一次次地浸润，就好像那些过往的时间也从他们的身体里流淌，通过语言，他们与前人建立了永恒意义上的连接。这种连接是无意之间完成的。不同的孩子，汲取的滋养也有不同，养分的多少也有差别。但正是在这样的连接中，他们得到了淘洗，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自己的语言。
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连接，一张白纸的孩子要完成从无到有的突破，确是难乎其难。孩子的世界不是从零开始的，“与世界对话”课强调文本至上，必须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文本中找到可供孩子们阅读和参考的文本，让他们看到江河奔流入海的样子，他们可以取一瓢饮，也可以挑一担回去。每个孩子的能力和造化不一样，得到的也会不一样。但让他们看见是第一步。
八年级的赵馨悦在“与橘子对话”时的习作以《扑秃》为题，“扑秃”是象声词，不是她凭空虚构的，来自沈从文《长河》中橘子打落地上的声音。她这样说：
屈原是《九章》中长出的橘子，从果肉里释放着透明的心灵。阳光是透明的，既是冷的也像是热的。是的，我的橘既冷且热，在火焰中带着几片橘子叶。
《橘颂》是《九章》中的一首，橘子既冷且热，她想到了另一堂《与莲对话》的课，她读到过余光中的《莲恋莲》：“塞尚的苹果是冷的，梵高的向日葵是热的，我的莲既冷且热。”“火焰”也是从沈从文的《长河》那“一堆堆火焰”来的。
六年级的叶宇馨写出了《地球熟睡如橘》，因为她读过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地球是一个橘子”，她也读过中国诗人张枣的诗“你熟睡如橘”——
你说，橘子是不是因为周游过世界，才会散发出穿越千年的叮当声？
你说，橘子是不是一支画笔，画出仙人和黄鹤楼，上海与巴黎？
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在张枣的诗中读到了“一只剥开的橘子：弥漫的/气味，周游世界的叮当声”,她听说了黄鹤楼的那只鹤是仙人用橘子皮画的传说，她读过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和都德的《橘子》，上海和巴黎卖橘子的小贩。她的习作只是与世界对话的练习，是在前人的起点上往前迈步，不是毫无凭借的摸索。语言、想象、审美都是一代一代的积累，正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名句也不是“积累性的突破”，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造。
四
我和孩子们一起与世界对话，常常也是一个享受“心灵的喜悦”和“思想的快乐”的过程，他们的吸收和表达也常常出乎我的意料。人文教育就像一个酿酒的过程，老师、学生、文本、课堂……彼此对话，产生的是化学反应。我想起散文家王鼎钧的一句话：“从别人的灵感中来，到自己的灵感中去。”灵感的这个“灵”字最难解释，但这个“灵”字一定与心灵有关，我一直相信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的：“人类共有一个心灵”。我们与世界对话就要打开自己的心灵，融入到人类的心灵中，不再孤立于人类之外，用最好的语言将自己的心灵表明出来，分享给其他人。这是最美的过程，也是最奢侈的过程。
“与枣对话”时，七年级的张雨涵写了一篇《坠枣声》：
枣坠落了，发出砰砰的声响。
……
它曾聆听过阳光的欢笑，见过孩童的笑颜，绚烂而又热烈，像一盆泼出去的水；它也曾静心聆听过《豳风·七月》里的音韵，见过来自唐宋的知己……
坠枣声清脆地划过树干，发出砰的一声响，它明白自己将坠落——滑入郁达夫辗转难眠的枕边。
夜深的坠枣声曾是郁达夫最怕听见的，因为他想起了早夭的儿子。
六年级的嵇子悠写了《剧本》，开头就是“它打北方来，是一个枣红色的演员。” 这是从张爱玲“枣红色的种族”中化出来的。她写到——
……枣在流泪。
这一次，枣没有演，它第一次感到彷徨，并在抽泣。而那位文人，比枣还伤心，枕边一片湿……
八年级的张禾在他的习作《早安，枣不安》中也写到——
那种墨香飘来飘去，也掩盖不了半夜的落枣之声，郁达夫长呼一口气，在夜幕被撕裂前睡去了。
几个少年的心灵此刻正与1926年的郁达夫产生共鸣，或者说，他们在坠枣声中共有一个心灵。 尽管隔了九十五的时光，坠枣声或流泪的枣子摸平了一切。我为孩子们在字缝中透出的怜悯与同情感到欣慰。
陈天悦“与苹果对话”的习作《苹果的思想》中想到了梭罗《野苹果》中啃苹果苗的牛，她这样写：
掉落的苹果擦亮了老牛惊喜的瞳仁，挂在苹果树枝头的果实是老牛童年时的向往。许多年前，小牛与苹果树的相遇，使它们的心自幼连在一起。老牛听懂了苹果的第一语言，大口吞下，味道香甜。
面对跌落的苹果，牛顿和老牛有不同的惊喜，这种惊喜都被孩子捕捉到了。
付润石的习作《灵感》这样写：
对于种苹果的人来说，苹果心脏的跳动就如同太阳的升降。它的心形内核向五边展开，比任何一朵向日葵都更接近太阳。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一种快乐，能超越摘苹果的快乐。当指尖触摸到沾有露水的苹果的一瞬，来自大地的神秘力量已经通过苹果击中了他。苹果和大地相互沉默，尽管大地在过去的千万年，都以同样的力量拉扯着苹果，而苹果也沉重地跌落在地球上。
苹果的思想、苹果的灵感、苹果的声音、苹果的法则……每一个孩子都用自己的语言与苹果对话。每一次，当他们找到自己的语言，写下他们的思考，他们的世界就在扩展，他们的精神生命就在成长。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的过程，我一天天惊喜地看着，却没有能力将这种奇妙说出来。
“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与世界对话”的课堂就是要让一个个语词从孩子们的心灵中活过来，开启全新的旅程，让他们与整个世界发生连接，用他们自己的语词表达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将他们的心灵放在“永恒的意义统一体”中，不再是孤立的，在全球正日益陷入“无意义感”的今日，这是多么艰巨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感谢福建的施美英老师将课堂录音最初变成了文字，长沙的曹永健老师和上海、杭州、苍南、衢州的家长、老师马碧瑶、章琰、陈小燕、许蓉蓉、濮影瑛、黄支珑、赖建平等参与了校对。“与世界对话”的课堂从声音到文字，得以分享给更多人，当然还要感谢千寻总编辑姚湘竹和她们的团队。
2021年11月19—24日写于国语书塾
2022年8月24校对于西溪老树茶馆
本文原创首发“ 国语书塾”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人民网、共识网、天益思想库均有专栏。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开门见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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