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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Me》:中国人的第一次英语革命

  外语培训五花八门空前繁荣:噱头渐欲迷人眼(图)

    上世纪80年代初,《跟我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扇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道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s Jane”.

  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20,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

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在学英语。这一档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大陆掀起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改革开放为英语热燃起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1950年,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当时每个人能填三个志愿,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结果,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可能是看我在上海长大,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袁士槟猜测自己被录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全国英语水平最高的地区,那里有很多教会学校,学校里常常都是英文授课。

  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 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很多中学也不开英语课,改教俄语。“当年派我学英语,我还闹情绪,因为学了英语就不能去苏联了。”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时候学英语基本被认为没用。

  直到1956年,英语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当时中苏的关系已经开始起了变化。1957年,初中恢复英语课,但英语教师匮乏,维持俄语课仍是很多学校的首选。1964年,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但因为“文革”的关系,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没有实际意义。1971年,依照当时的外交形势,周恩来提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

  1978年年初,《北京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这样写道:“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学外语,特别是英语很有用的信号。

  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

  两千英镑险些难倒中央电视台

  十年动荡,让很多人没能好好上学,国内对教育的呼声很高。国家教委找到中央电视台,在电视中合作开设教育节目讲课。那时全国只有两个频道,只有晚上有节目,白天的时间都闲着,于是中央台成立了电视教育部,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都播教育节目。

  已经到中央台工作的徐雄雄开始参与录制英语教育节目——《英语讲座》和《电大英语》。

  前者是针对中学生和一般人的基础英语,后者是电视大学的正规课程。两个节目都是老师黑板教学,这也是当时电视教育节目的统一模式。

  “我感到当时的英语教学,多侧重语言理论,而忽视语言的实际运用。很多人学了很多的语法,死记不少单词,但是还不能和外国人进行交流。学外语成了个枯燥的过程。语言应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十分生动活泼的东西。” 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次到BBC(英国广播公司)考察时,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让徐雄雄觉得,这种英语学法很生动,能学好。

  问题是,那时的中央台没有买节目的习惯,BBC更没有送节目的习惯。幸好BBC英语部主任Howse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中国情结促使Howse决定,只要中央台支付60集的节目共两千多英镑,用来付演员和编剧等人的版权费,中央台就可以任意使用《Follow Me》5年,包括出版有关书籍的权利。

  “我们根本拿不出钱,台长一听要钱就毛了。”回国后的徐雄雄还是碰了钉子,对台领导来说,电教节目都要花外汇买,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手里外汇少得可怜,台里很多部门都在争。为难之际,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Alen Maley伸出了援手,他说服了上级单位——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把属于他支配的一部分经费支付给BBC,而中央电视台只要在北京支付人民币给他就行了。这解决了外汇问题。中央电视台台长批了3万多元人民币。

  《跟我学》一举创出成功模式

  将60集的《Follow Me》拿回来看了一遍后,徐雄雄犯难了,“我很担心,因为他们那种语言、表现方式,很多是当时国内都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看都没有问题了。”《Follow Me》原版是为德国人编制的,有不少西方男女间的幽默和玩笑,还有摇滚流行曲,这些在当时国内的电视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整个节目也没有任何讲解,不是非常适合中国观众。

  为了能使片子播出,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Follow Me》被译为《跟我学》,徐雄雄任导演。“实际上我把原来的节目当作资料来处理了。我删掉了很多东西。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基本就是文字教学。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个节目是会受到大众欢迎的。”徐找到教委,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表示反对,认为《跟我学》不是正规的教学,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

  无奈之下,徐雄雄请了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老师帮忙编写课本,请来老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胡文仲和英国专家凯瑟琳·费劳尔(Katherine Flower)当主持人,后来又请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参加到主持人行列。

  上世纪80年代初,让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电视台主持节目可是了不得的事。说到凯瑟琳,因为她曾在法国电视上讲解过《跟我学》,所以被作为英语教员引进,但阴差阳错,她被分到了教委的电视大学,教委不同意她参加电视节目,而是要她参加电大英语教材的编写。所以,凯瑟琳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跟我学》的录制。另外两位主持人胡文仲(前30集)和袁士槟(后30集)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跟我学》的很多工作只能在晚上、周末进行。

  录制节目前,主持人们都会看一次原版片,然后大家一起把脚本整理好,练熟。有时候还要插一些中文的解释。录半小时的节目,要准备几个小时。因为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准,袁士槟还特意让夫人纠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凯瑟琳还要不时地纠正胡文仲和袁士槟的英语发音。

  1982年1月5日,《跟我学》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 “花了多少钱?”,在得到一一答复后,张香山说:“我看了。不错。很好。”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

  《跟我学》播出后,多个国家找到中央电视台,表示可以免费提供本国的语言教学片子给中央台。“那时候都是他们来求我们播了。我们根本不掏钱,我说我们要编辑节目,设备不够,你要给我,结果我向外国人要了三套电视设备。”徐雄雄说,“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都是根据《跟我学》这个模式搞起来。”

  一千万观众,三千万册教材

  “片头曲快结束的时候,里面的一个主要演员Francis Matthews上楼梯时,一回头,然后头一甩,那好像就是说跟我来、跟我学,我觉得那个镜头特别帅,特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副主任李培春现在仍记忆犹新。《跟我学》开播时,李培春上初二,因为学习成绩好,和对英语的偏爱,让他总觉得课堂上的东西学不饱。偶然看到《跟我学》,深深吸引了李培春,“我就是觉得发音地道,英国人讲得肯定地道,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家里人多屋小,每次《跟我学》开始的时候,父母亲都要叫哥哥姐姐不要说话,让李培春安静地看。

  真正地教你开口说英语、说生活中有用的英语,是《跟我学》最主要的功用,它让沉浸在语法中的英语学习者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当时在外交学院任教的袁士槟也非常推崇《跟我学》,不仅让妻子孩子跟着学,自己虽然曾出任驻外使馆的翻译,但也坚持收看,进而后来成为里面的主持人。

  《跟我学》在每个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每星期进展一集。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在中国已经被放开供应,此前它是需要得到配额才能购买的奢侈品。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欧美电视剧都很难看得到,《跟我学》里的剧情,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我奶奶那时候总是和我一起看,因为她没听过高鼻子的人讲外国话,所以很稀奇。”《跟我学》的热心观众林世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喜欢看外国人都穿什么、吃什么、住怎样的房子。”

  只要时间一到,《跟我学》就成了有电视的家庭必看的节目,有如后来热播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1982年的《中国日报》上写道:《跟我学》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这个数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

  60集的《跟我学》适合有一定英语语法基础的人学习,只要将60集的东西学透,在英语国家生活就没有太大问题。那时候很多想认真学英语的人,都把《跟我学》奉为口语方面的“圣经”。由于节目太火,又来不及出教材,栏目组开始在《电视周报》上刊登《跟我学》的教材,每次半个版,《电视周报》也因此增加了约50万订户。

  后来,广播出版社出版了《跟我学》的教材,“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平装版、精装版、合订本……总是供不应求。”书的编著者、《跟我学》中文版导演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说共出版了3000多万册,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 节目的热播,也让三位主持人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而由于反复播出,《跟我学》的成品录像带都被“播烂”了。

  新加坡一家《New Nation》杂志上写道:目前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人,很可能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在北京的大街上,女主持人凯瑟琳经常会碰到小朋友喊:“你好!《Follow Me》的老师!”有一次,凯瑟琳坐公交车,售票员盯着凯瑟琳看了一会儿,突然喊,“同志们,《跟我学》的老师在咱们的车上啊!”结果车上所有的人都冲凯瑟琳说:“HELLO。”还有一次一位宾馆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说:“你好,来杯杜松子酒吗?”凯瑟琳很奇怪,在她的印象中,那时候中国普通宾馆里没有杜松子酒,仔细一想,原来服务员只是照搬了《跟我学》里的台词。

  1986年,袁士槟被派到联合国总部,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在纽约的餐馆里和马路上,他常常会碰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叫自己“袁老师”,刚开始袁士槟不记得是自己在外交学院教过的哪位学生。“他们说‘您的学生遍天下。我的口语就是在《跟我学》里学的。’”看到这些满嘴英国英语、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袁士槟体会到了《跟我学》真正的影响力,“《跟我学》的学习方式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打开了国内学外语的一个路子,不拘泥于语法,而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去表达。”袁士槟说。

  不可否认,《跟我学》在中国的成功,跟当时国内的学英语热和英语学习材料缺乏,特别是英语会话材料稀缺有一定关系。而电视节目不发达,观众没有太多的观看选择,也使《跟我学》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在播放了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学》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一方面《走遍美国》等被认为是更好的英语教学节目出现了,另一方面,随着节目的丰富,电视台也逐渐放弃了电视教育栏目。

  2006年1月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但是主持人里讲课的内容按照现实修改,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它早已被更新、更全、更流行的英语教材所取代、淹没。

  根据一项人口普查数据,在进入2000年后,中国学过英语的人已经过亿,中国青年学子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更是无从计算。而人们对英语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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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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