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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沙龙内容简介 ››
  • 应试教育为何愈演愈烈››
  • 教育是为了改善生活增加幸福感››
  • 教育变革需建立自下而上的新机制››
  • 民间已出现多元的教育探索››
  • 高考改革促进评价机制变革››
  • 农村教育如何超越应试教育”››
  • 给应试教育成功者的建议››
  •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闲暇››
  • 中国教育现状:为竞争而学››
  • 教育成为稀缺机会分配的代理者››
  • 教育务本:因材施教››
  • 应试成功者狭隘利己主义比比皆是››
  • 让农村孩子选择喜欢的事情››
  • 身体和心理没培育好学习事倍功半››
  • 我来说两句››

内容简介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该如何拓展教育的宽度和广度,从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延伸到为了生活终身学习?

     未来的每个个体拥有一个共同身份:自我塑造者——通过各种渠道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能力。我们将不再单一地依赖教材和学校老师获取知识,而是向生活、社会或MOOC上遇见的导师学习。思想,从被动地接受,到自由地创想、质疑、批判和分析。学习,成了一个试验场,一场独一无二、充满冒险的探索之旅。

     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为了生活重塑教育的种种可能。本期沙龙由搜狐教育与LIFE教育创新、国家图书馆、单向空间联合推出的“为生活重塑教育”系列演讲会的第二场,沙龙的主题为:从应试教育突围——教育与生活。

      稿件由LIFE教育创新和搜狐教育共同整理完成,转载请注明出处!严禁改编、改写!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困扰中国教育的有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应试教育,三是教育行政化。中国各种教育问题都可归纳为这三个。其中,应试教育的问题覆盖面最广,我国城乡的学生都被笼罩应试教育的雾霾之下。而且这个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愈演愈烈,屡禁不止。


杨东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沙龙现场演讲



对此,有几个理论解释。第一个认为是供求关系失调,因为群众要上好学校,而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短缺的,所以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与10年前、20年前、30年前、50年以前相比,我们的学龄儿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很明显,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而优质教育资源大幅度增加,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优质学校占到学校总数的30%到40%,怎么会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


第二个解释是文化决定论,认为儒教文化圈望子成龙、考试至上、分数至上,东亚国家都一样,谁上台都改不了。这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文化传统是一个大的背景,并不能对近十年来应试教育的恶化做出直接解释。同样在这个文化背景下,80年代的时候小学生、初中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压力巨大、痛苦不堪。显然,文化传统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个是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把他当做天才来培养,不管家长的教育背景如何,都想让孩子上到博士,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第四个是高考制度,认为高考制度没有改,小学、初中没有办法。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高考的指挥棒并不会一下指挥到小学、幼儿园。初中的教育生态是中考制度决定的,小学的教育生态是由小升初政策决定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出现的严重的应试教育,背后有一些实际的制度和价值的原因。制度性的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造成学校之间的差距过大,以及入学规则不公,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今天要讨论一个更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的应试教育到底从哪儿来的?现在的学校教育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奠定的。这种学校制度沿用了大工业生产的概念,把学校变成一个教育工厂,大批量、统一规格地来培养学生,把学科知识由浅入深、分门别类,用班级教学制的方法将知识填充给学生。这是西方的传统教育,学校的功能就是传递知识,是一种学科中心的教育。到了20世纪以后,这一价值已经被颠覆了。20世纪初,美国杜威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使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教育太阳系的中心不再是学科知识,而是儿童,用"儿童中心"的教育取代了"学科中心"。这样,学校教育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围绕青少年的生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确定中等教育的七个基本原则,包括健康、道德、公民素养、有效的家庭成员、良好的邻里关系、必要知识过程的掌握、有效利用闲暇时间等等。


20世纪初杜威倡导的教育改革也同步地进入了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教育启蒙起初是由于战争,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盘否定西方,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育家凯洛夫与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是一脉相承的。于是,我们重新回到19世纪的学校,主张"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这三个中心。这个情况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当代应试教育就是中国科举教育传统与西方传统教育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所以,今天中国学校的面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已经看不到。我经常说,我们其实还处于一种前现代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成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现代教育的启蒙。这是我们必须要弥补的欠下的一课。我们要为生活重塑教育,就是要重新建立教育和生活的联系。陶行知说,生活教育的概念是"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生活的向上、向善的教育。"教育是为了改善生活,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感,而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受难,为了让学生感受痛苦和失败。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们今天要重新恢复教育中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使教育为人的幸福生活而服务。大家会有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可能吗?面对强大的应试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力感,我们真的能改变这个现实吗?或者说如何改变这个现实?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大系统,千百万的家长、学生、教师、校长、政府官员参与其中。我们不大望有人登高一呼,改变教育的现状。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活动,是在基层、在学校和教室中发生的。真正的教育变革,需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特别要重视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需要有一大批勇于改变的家庭、学生、教育工作者,走向教育家办学。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事实上,基层意见出现了许多成功的改革案例。山西新绛县的一个示范性高中,他们从高三着手进行改革,让学生自主学习。把课程改为讨论课、展示课,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反馈讨论问题。教室放两台电脑,纯粹知识性的东西让学生百度一下即可。下午就不上课了,学生自行安排。家长到县政府抗议学校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省教育厅很支持学校,给家长做工作。最后改革的效果出来了。第二年高考,学校二本上线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这对于农村高中,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家长也在改变,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上名牌大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在互联网时代,个性发展、自主性、创造性更为重要。北京、上海、广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学校,有一个"源泉学校",招了二三十个公办学校不收的学生。他们把高中的课程进行了重组,让学生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性学习。最后这些被公办学校淘汰的学生都学习的非常出色。所以当学习成为一种乐趣,成为一种挑战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会主动的参与,都会有很好的表现。所以,即便在今天严酷的应试教育环境中,每个家长、老师、学生其实还是可以选择的,并不是说只有死路一条,只能题海大战,拼时间、拼命。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资源极其丰富,自主学习的空间很大,我们完全有可能更多地通过行动,通过自主学习、教育自救来改变命运。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想介绍一下高考改革,我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高考改革小组的成员。高考改革的目标和理想是很清楚的,就是全世界主流的评价模式。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评价,就是一次性的入学资格考试、高中的学业成绩和大学的自主面试,这显然比我们仅仅根据一次性的全国统考,分分计较的评价模式更为科学。但是这个理想在中国为什么很难实现?因为中国的道德环境、诚信制度的缺失。上海、浙江实点的高考改革方案,把高中的学业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到高考当中,是一个尝试。

杨东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沙龙现场演讲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有人说中国的教育学就是农民的教育学,基础教育的主体、重点难点都是在农村。现在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单一轨道上龟兔赛跑,它的前提已经不太公平了,因为一个城市的学生三岁学英语,五岁学奥数,城乡家庭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差距越来越大。而在30年前,这个起跑线大致是平等的。因此,需要采取补偿性的特殊措施,国家已经实行在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农村的学生的政策,扩大农村学生在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到过一些农村,80%的学生注定上不了大学的,那怎么办,这个学校办不办?他们按照生活教育的理念,把学生培养成有礼貌的,爱学习的,言语文雅的、内心阳光、热爱生活的人,这就是他们走向社会的通行证。这是一种人格教育,"为18岁做准备的教育",而不是为高考作准备,这仍然是有价值和有可行性的。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关注前5%、10%的人,后30%的人任其听天由命。这前5%、10%的人,他们的成就大多数还是考试成绩,而不是社会成就。而这种考试成绩如果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很多是没有用的。我有一个朋友上海华东师大的历史学教授给大一的新生上课,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生的脑袋重新格式化,把高中灌输的那一套东西清零。因为为考试所学的东西、那些标准答案没有价值的,不把这些东西扔掉,就很难建立真正意义的学习,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另外我们看到,有些优秀大学的学生功利主义特别严重,他们很少关注弱势群体。投毒、伤害学生的事件为什么发生清华、北大、复旦?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教育他们尊重、宽容他人,他们的词典中只有竞争、战胜,不允许失败。不久前我看到微信上转发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的一封信,今后不打算招中国的博士生了。因为最近他的两个拿美国全额奖学金学的博士研究生,在工作了一两年,站稳脚跟后不辞而别,到华尔街证券公司挣大钱去了。这个科学家非常想不通,学了这么多年,成绩这么好,给你提供这么好的科研环境,一走了之!中国从80年代开始参加高中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包括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等,到最近几年金牌中国全包。问题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当年同台竞赛的外国学生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甚至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学生的身影却消失了,没有产生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们去了华尔街、证券公司。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建立对数学、物理以及科学的爱好,只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高考加分的敲门砖,最终选择离开。这是一种最大的教育浪费和人生的浪费。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方向。第一,一个孩子的个性能够充分发展,找到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的生活就幸福了,就会乐在其中。当然,这种自我发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到他30、40岁的时候才能找到自我。第二,一个人要有比较快乐的感受,在闲暇时有所寄托,需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工作和专业之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因而艺术教育特别重要,艺术教育不仅仅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也是是一种乐趣的源泉,提升人的生活品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前要求有学上,今天要上好学;既要学的轻松,给家长减负,同时又要学有所获;要求学的东西兑现率高,有很好的机会、更有竞争力的文凭、相同教育符号,并能跟优质教育资源紧密相连。教育行政部门让大家减负,家长着急了,培训机构不高兴了。家在教育行政部门减负以后着急了,自己送到培训机构,变成急躁的功利主义者。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沙龙现场演讲



我们今天更多地把优质资源用在精英教育上。这样一种精英学校的存在是民主和特权,是符号政治和资源配置的现实展开。在这样一个精英教育环境下,优质的学校越来越好,具有竞争力的学校特权是被严格限定的。我们看人民投资教育,基本的民意是什么?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基本的期待。在这个期待里面,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人们希望教育机会均但不接受教育的失败,期望教育有高兑现率,能马上看到文凭,要具有比他人更强的能力。有一定要比别人更优越的心理的同时,又期待民族社会的教育机会均等,这是个极大的悖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整个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个社会国家都习惯了这种向上流动的速度,以之为常态。而这种向上流动的激情遭遇了社会结构的日趋稳定,发展趋于平缓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这种向上流动的路径依赖,我们就有了这段时间的过渡教育。在这段时间,我们三十年要走别人一百年走过的路。这个背景是要"赢在起跑线"的动力源,家长们不允许失败,不接受平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教育不在是教育,是在争取家庭财产保护权。


我们看到中国家庭教育是为竞争而学,我们看到中国学校教育在做什么呢?是让所有的孩子都一样的好。中国孩子的能力标准差普遍低。标准差普遍偏低,是由于我们统一标准,消灭差生。钱学森先生曾问过:我们的学生学得这么辛苦,可为什么还是缺乏核心创造力?我们训练乌龟跟兔子一起赛跑,还不允许让他们失败。乌龟不能输给兔子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否认龟兔之间有自然禀赋的差异。人们建立对兔子的崇拜,拒绝认识与反思规则的不正当性,建立对秩序的认同,对自己命运的接受。这样的做法,最后只会造成整体平庸!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现在的教育过分强调"最好"。但是"最好"意味着存在"位置性的商品",物以稀为贵,拥有者越少,它的符号效应越强,它能让"好"变得糟糕。于是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在大众教育中保持精英文凭的可识别性、可交易性?有人选择更高学历的教育,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去接受不同的教育。


今天的中国教育,筛选功能捆绑了培育功能。在中小学减负背景下,筛选和培育离奇的分离了,在学校里很轻松,真正选拔的权利搁在培训机构里了,培训和筛选离奇地分开了,筛选的权利让渡出去了。于是家长们更着急,接着做更多的教育投入。


我们希望拥有教育机会均等的权利,这个愿望在一个社会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比较均衡的前提下才能比较好的实现。如果后者不能得到很好保障,仅仅希望通过教育的权利,教育机会均等的薄弱力量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实现所谓底线平等的话,无异于螳臂当车。这是教育会出现一个显性功能——人们期待教育成为夷平社会阶层的利器,人人通过教育达到一个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竞争,看似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实质导致社会分裂。而教育也会具有隐形功能,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层面上的平等参与动员,经济层面的投资收益诱导,让越来越多人卷入竞争——不管是兔子,还是乌龟,都来比赛跑步。这是一场诡异的赛跑中,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教育既是冷酷且功利的稀缺机会分配者,更用一套充满正能量的心理按摩术,化解种种怨言疑惑,维持着人们对规则的信任与服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我们回到教育根本,我们一起探讨知识教育限度问题。现在知识教育放在一个太重要的位置。教育最重要的认识你自己,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我们教育当中有太多的拔苗助长,有太多的削足适履。德性在本质上是适度,善的生活是按照自然的本性去生活,安于特定的界线。我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教育如何不糟蹋我们,这个问题是整个教育史上当中一个极其经典的提问,这是法国的蒙田发出的提问。知识不是意味着越多越好,知识是危险的双刃剑,可以阻碍和伤害他的主人,落到笨拙、不娴熟的人手中,还不如没学过的好。


我们来看看现在学校教育当中的知识学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在我们所获得知识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没有用的,还有些知识会让掌握的它人变得骄傲,而真正有助于幸福的知识非常少的。我们培养了很多学舌的鹦鹉,这个鹦鹉学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学了很多的公式,但是他并不了解这些公式的意义,他的脑袋如同一个散乱装满了书籍、灰尘和蜘蛛的屋子,他们勤奋的劳动,只是把自己的记忆塞满,只是把知识装在脑袋里,非常诡异的是,这些人把知识塞在脑袋里,他的思维能力却处在睡眠状态。


怎么学习适度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和能力符合的知识,保护孩子自然的特征和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力来自神性。卢梭的自然教育中有一个建议,在孩子12岁之前,不应该争取时间教授他们知识,而应该把时间白白浪费过去。在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具备种种能力以前,不应当然给他们运用他们的心灵,因为,当它还处在蒙昧状态时,你给它一个火炬它也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锻炼他的身体,他的器官,他的感觉和他的体力,但是要尽可能让他的心闲着不用,能闲多久就闲多久。同样卢梭还说:"一到他开始懂得道理的时候,就绝不能使他把自己同其他孩子相比较,即使在赛跑的时候,也不能使他有敌手或竞争者;我宁肯让他一点东西都不学,也不愿意他只因处于妒忌或虚荣而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原则,不能僭越他人,人在心中设身处地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幸福的人,而只是那些比我们更可同情的人。为了使一个青年人心存博爱,就绝不能使他去羡慕别人红得发紫的命运,应该向他指出这种命运有它阴暗的地方,使他感到害怕。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我们能看到在中国的国情里面,应试也是一种基本的素质,应试成功者也有很高的素质。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影响很大。就像我们看到应试教育有很多鹦鹉学舌的孩子,学到的知识完全没有走心。这些知识储存脑袋里商品一样,没有变成化学反应,没有变成他的禀赋、生活当中的趣味和判断。还有一种比较低等的鹦鹉学舌,我们出了很多的专家,他们在某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超出他的领域就一概不知,完全没有兴趣,这种狭隘利己主义比比皆是。还有理论家说起来头头是道,怎么融会贯通,对他们而言却是很大问题。在应试教育成功者背后,我们的个人也好,我们的文化也好,我们的社会也好,都付出高昂的成本。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我不喜欢单纯把农村和城市分开。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很好的处理知识教育和人的关系,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给农村孩子机会,也把中国社会大中上层的孩子给绑架过去了。教育除了知识教育还有德性教育,还有信仰教育。其实知识教育背后还有一个合适秩序的问题。在我们大多数的教育当中,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孩子足够的耐心,让他们慢慢地,真正地在客观事物中保持一个自然的、朴素的好奇心。他们更多是为了虚荣去学,虚荣心、竞争心捆绑在学习的背后。刚才杨老师我们有好多奥数高手、培养了很多博士,但是这些知识没有变成由衷的热爱。这样一种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不培养团结的人,而是鼓励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样的竞争非常残酷,因为竞争的回报是非常抽象的,非常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失败。但是这个竞争非常具体,你和你身边每一个同学都在参与。而其中城市中产阶级参与热度更高,行动力更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简单讨论农村的孩子要不要去学习职业技能,不是这样的,而应该把这个问题还原教育的本质,让他们选择他们喜欢的事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不要怀疑人们的趣味,不要怀疑我们家长的选择。微信圈里有很多关于美国教育的分享,很多中国家长考察美国教育发现,在小学阶段的知识教育方面,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强太多。美国孩子12岁之前更多是在大自然里、阳光下奔跑,他们不断长身体、长体力,丰富感受。这些东西成熟以后,为中学、大学以后努力学习知识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假如身体和心理没有培育好的话,知识学习只能事倍功半。我们发现中国的小大人们,小时候聪明好学,到大学就倦怠了,因为他们对知识不感兴趣,该去长身体,通过感受体验丰富知识、建立联系的一环严重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