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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沙龙内容简介 ››
  • 教育经费超2.5万亿成最大民生支出››
  • 教育经费占GDP的4.5%为宜››
  • 政府不要干涉学术自由››
  • 教育不科学 文化课学习时间太长››
  • 现在的老师跟学生一样不快乐››
  • 儒家文化圈里成长学生学习都很苦››
  • 学术环境不自由 学习不会快乐››
  • 两种较量:培养人还是培养人才?››
  • 人口因素导致就业压力空前巨大››
  • 走出教育困境主要要改变政绩观››
  • 让教育回归本质 展望未来››
  • 我来说两句››

内容简介

     上学这件事,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从来都不快乐。考试如噩梦、书包比山重、老师比虎凶。但上学这件事,是否真的就不能快乐?

     现在正值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2015教育继续改革的方向,这让人快乐,也看到了一些还未解决的教育问题正是造成上学“不快乐”的客 观因素。值得“快乐”的是,很多学生憎恶的考试,不少小学也在发生变革。比如上学期北京一些小学期末考试形式很“任性”,体现了教育的“人性”:期末考变 “乐学嘉年华”、“考题”暗藏在游戏中等。教育在改革、教育方式在变革,上学这件事或许能变得很快乐。

      针对本期话题,《掷地有声》名家沙龙联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邀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著名学者、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共同给“上学如何才能快乐”解题。本期特邀主持为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陈勤教授。搜狐教育独家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严禁改编、改写!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发言、建议?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教育的内容亮点有什么?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点是什么?


张志勇(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的问题有许多亮点,对我来讲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是教育的投入。一个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建设教育强国,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强大的物质财政的支持。今年报告当中总结了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张志勇

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生在沙龙现场。



我们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中国教育的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在2000年要实现,其实我们经过了20年的努力在2012年实现了。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很大,财政减收因素很多,民生保障的压力很大,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投入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14全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大概超过两万五千亿,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民生支出。


山东在财政支出总盘子里面教育的投入不低于20%,山东这三年基本在21%左右,去年大概是1500亿用于教育的支出,这也是我们山东最大的民生,这其中基础教育支出肯定超过了50%。包括教师的工资、供应经费、校舍建设、各种学生的资助、免教科书,包括外来务工教育的保障,包括留守儿童的补助、困难儿童的补助,都在这样一个总盘子里面。


2012年两会习近平主席到山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我跟他说中国没有钱办不了教育,有了钱不改革体制同样办不出好的教育,没有投入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教育资源短缺的时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有限的财政投入怎么花出最大的效益来。


从2012年以来我这几年一直在提一个建议:推动教育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公开。希望我们的教育财政从中央到省到市、县可以很清晰,教育投入总量的来源是什么,钱从哪里来的,钱到哪里去,钱花在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比例如何。公开之后我们可以推动它的结构优化、效益的提高。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周先生今年有何提案?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今年两会提了18件议案和建议,其中有3件属于立法的议案,有15件属于对工作的建议。我主要就教育和文化这两方面提建议,教育方面有8件,文化方面有7件,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迎接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提升我们的工业制造的水平等方面的建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虽然今年的具体的数字还没有公布,按照常规得到2015年的下半年才能够最后向社会公布,但是根据这次报告里面明确表明的是超过了4%,我们又可以知道2014年的GDP是63万多亿,那么再反过来推在2.5万亿以上。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先生在沙龙现场。



按照这个数的话,财政性的教育投入比投入到国防开支投入到维稳开支加起来还要多。教育投入在每个国家的公共投入里面都是第一位的,这毫无疑问,只是根据一般的国家投入比例,在15%—20%算是正常的幅度,现在我们讲几个概念,一个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有一个算法就是我们的教育支出占政府的整个支出比例占多少,这个不是4%的概念是看15%—20%的概念,世界各国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要么按照GDP测要么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测,两个比例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之间怎么更合理?


一方面,教育投入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在经济下行压力空前的情况下还能超过4%,这非常了不起,应该点赞,但是从中国要建设世界强国的需要来看,至少要达到平均数,前年我们与长江研究院以教育年度报告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个建议书,核心观点是要在原有的4%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认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GDP的比例应该占4.5%为宜,再加上我们社会公众的社会民间的各种投入在2.5%左右,这样合起来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7%,这是一个世界教育强国所需要的教育投入基本的数字。我们的投入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只能说达到了及格线,离我们希望的锦标线还有区别,未来我们要有充足的教育投入,以充足投入作为未来的政策目标。


 放眼到地方,以湖北省为例,根据我的初步了解,国家从2012年为了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对于各个省采取了一些硬性的要求就是分解指标,因为在2012年之前离4%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大概在2%点几,接近4%,但是已经爬坡到顶峰有缺口期。财政为了督促各省采取措施落实,时任总理温家宝对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在2012年必须完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15%。湖北省也是这一指标,这考虑了湖北是人口中等省份不太多,5900万,发展程度是中部一般发达地区。最后2012年湖北吃奶的劲拿出来了,达到了4%,要保住4%还要爬坡,所以最近几年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的基础上又继续加大投入,湖北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我们知道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是保基础教育,具体来说,义务教育是核心,基础教育里面有义务教育还有非义务的像学前、高中,但是基础教育是重心,支出应该在50%以上,然后还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民族教育都有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可以说每个地方都需要钱。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丁东先生,虽然您不是代表但是否关注了两会教育?


丁东(著名学者、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也关注了一下,在经济领域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不要乱伸手,有权不要任性。在教育领域同样也是这样,政府有权不要任性。政府拿上纳税人的钱,不管教育投入占GDP的4%也好,占财政支出的15%、20%也好,你投入这个钱是应该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这是公共财政,但是不要因为钱袋子攥在你手里就任性,把手伸到不该伸的领域,限制学术自由,限制思想自由,干涉教学环境,弄的教师很郁闷,学生很郁闷,学校也不独立。这对于我们教育和国家是很不利的。


而改变现状,大的来讲现在叫顶层设计,国家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国家的导向还是强大的,我现在还是留恋80年代,80年代当时有很多有名的口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那些口号即使在80年代也比现在的导向好,现在比80年代应该说经济实力强多了,但是就导向上来讲还是值得反思。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我们今天沙龙的主题是上学如何能快乐,您是怎么看待上学快乐的?


张志勇(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30多年教育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我们的义务教育普及在世界人口大国当中是第一,世界九个过亿的人口大国贫困或发展中国家是第一,去年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及率是8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7%。教育首先解决了老百姓有学上的问题,在各个教育层面上应该说基本满足。


但我们的教育仍有很多问题,包括教育的活力问题、体制问题、教师职业素养问题,当然也包括孩子的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片面地追求考试和升学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觉得学习不快乐,就是学生的课业负担重,老百姓也跟着重,甚至觉得教育成为了很焦虑的话题。


这里面有我们传统文化的原因,要做人上人,要光宗耀祖,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现在没有了学习的兴趣。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到山东团听取一位老师发言,总理问:你们在做素质教育,孩子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吗?你是教数学的,孩子对学习数学感兴趣吗?前几年有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这个问题先回答“总理之问”,孩子为什么学习没有兴趣,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陈勤

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先生在沙龙现场。



今天的学生学习苦得没道理没价值,苦不是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不正确的标准,苦是一个现象。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学生的时间要过得有意义,这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文化体育课交替安排,让孩子大脑协调运转,为什么上午和下午的课要安排的不一样,就是要要使大脑保持有效的运用状态。现在学生的负担很多是教育本身不科学带来的,或者说加重了孩子的负担。


现在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已经长到他无法承受的地步,或者说他这个年龄不应该有这么长的学习时间。第二个,由于我们过分单调的文化课学习,带来了我们孩子的左脑使用过度,学习兴趣下降。第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校内校外学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为了考试,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德育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社会实践都被边缘化了,导致孩子不能个性发展、全面发展,自身怎么能快乐呢?身心都是分裂的。


美国现在很多孩子也很苦,学习时间也很长,他想考一个一流大学,他也是晚上可能睡的很晚,这是他自己主动认同的一种学习一种追求,没有简单地说我要改变命运。再看看东亚文化圈里面韩国、日本。日本的课业负担比我们轻的多。在经合组织的测试当中上海很好,但日本也不差,不过要知道日本学生的学习时间量比我们少的多。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孩子的学习方法是有问题的,课程结构是有问题的,教育内容是有问题的,教育模式是有问题的。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丁先生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不快乐?


丁东(著名学者、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我太太是教师,已经退休了。在她还没到退休年龄时就迫切想退休,因为她觉得当教师当得越来越没尊严。80年代的时候她当教师还是挺兴奋的,但是到了90年代特别到了新千年之后她就盼着早点退休。她是大学教授按说可以延聘三年,但她说我一天也不延聘,就想赶快退休。这是她的心态,和很多学生的心态一样:不快乐。


现在中国富裕阶层都会把孩子送出去留学,原来是送出去读大学、读研究生,现在留学越送越低龄化,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家长方面,为了上学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也越来越严重。刚才两位代表说我们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是从我们整个教育环境、教育生态来看,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如何让孩子才能变得快乐?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在的学生读书苦,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读书、学习不可能轻松。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生要掌握知识、掌握技能,要身心全面发展,就要有一定的时间成本,这个时间成本在学习里面是相当大的。我们常常说快快乐乐学习,轻轻松松学习是看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它,是你主观愿望或者说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学习本身来说不吃苦很难获得好成绩,不仅是成绩,包括整个人的成长。


但是从教育工作者来说,从我们整个社会其它方面来说,尽管学习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吃苦的事情,但还要用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使学生的学习尽量没那么苦,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做的工作。当然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想到怎么去让学生尽量别那么苦,而是反过来有很多措施和办法是加重了这种苦,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我是研究教育史的,我们发现在儒家文化圈里面日本、韩国,早期还有越南,到现在还是学习苦,学习压力大,日本学历社会很典型,韩国也是这样。2000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时候,我看到学校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是亚裔韩国人、日本人,日本的教育、韩国的教育还不好吗?好,同样苦。这里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但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因素:人口的因素。中国的人口我们通常说13亿人,但是你只要看1月21号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据,已经是13亿6789万,再加上台湾2400万,香港790万,澳门将近60万,将近14亿人,且不算港澳台,我们就说大陆地区,我们的学生有两三亿人特别是义务段的两亿人以上。这样一个群体它相当于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还不止,因此这样一个大的群体有一个很现实的就业问题,读书就业这是很多家长包括学生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就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口总量规模来看,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文化因素再加上这么一个现实的压力,使得家长和教师明明知道别给学生施加压力,但是他们不得不去这样做。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丁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东(著名学者、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刚才说到儒家文化的传统,比如头悬梁锥刺骨,对教育期望值高投入就大,吃苦就多。但是这个苦和乐也是两面。我们都是七八十代读大学过来的,那时候也苦也乐,现在是有苦无乐比较郁闷。你刚才说的大学生不好好学习去找别的乐子,那这已经是学习以外的乐子。学习以内课堂以内应不应当有乐子?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丁东

著名学者、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先生在沙龙现场。



虽然这次两会期间没有什么教育热点话题不多,但是两会前确实发生了一个热点,就是教育部长抛出高校要不要用西方教材的言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伪问题,这是一个真问题。现在大学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不够充分,大学对学术讨论、学术讲座也有一定约束。


如果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没有一个怀疑的氛围、求知的氛围、讨论的氛围、争鸣的氛围,只有一种声音的话学习不可能有乐趣。学习是求知的过程,要敢于怀疑和争议。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政府的力量使得不当或者干预过多,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的教育生态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快乐和自由相连,有多大的自由度就可能有多大的快乐,这个就是我的看法。我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那时候偷着读禁书,是一种冒险的快乐,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如何看待家长对孩子造成的压力或造成的不快乐因素?


张志勇(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孩子的课业负担是谁造成的?当然这不是他自己想承受的,家长和学校统一化强制性的教育,让孩子学习的主体性丧失,而孩子对学习的意义是迷茫的。当一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但必须天天学习的时候,他能快乐吗?


掷地有声沙龙

掷地有声沙龙现场嘉宾(左起: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著名策划人陈勤。)。


我觉得对学生的学习苦也好负担过重也好,还有一些观念还是要澄清一下,比如说历史上所谓的有勤奋苦学的传统,我们常常拿头悬梁锥刺骨说事,但要知道把头发甩到梁上是他自己甩的,锥大腿也是他自己锥的,他自己想吃苦。而现在的苦是强制的、被迫的,而这给孩子的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太大了。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说我们中国有勤奋的传统,但是勤奋至上还是效率为上?当我们勤劳却没有效率甚至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时,勤劳没有任何意义。


教育本身有问题,但教育外部的问题也要解决好。比如各行业劳动收入差距太大,而差距过大老百姓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压力也会增大。这是教育外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到教育的本身,今天的教育本不应这么沉重。教育是让孩子过幸福生活,让他们健康成长。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拼命拿一个文凭。


七八十年代上大学是为了什么?老师说你考不上大学就吃不了馒头穿不了皮鞋穿,今天还有哪些孩子说我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30年前的状况,我们也已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奋斗的时候,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教育的价值和目的来讲,中国应该调整了,应该是一个为了成长健康、幸福生活而学习的时代。


前不久我们到芬兰考察,再次看芬兰的教育。芬兰的校长教师说我们的孩子只要幸福就好,他学什么不学什么,这都不是目的。我觉得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要学习的。教育是培养人的,那么教育培养什么?是要把人积极向上的真善美的能量释放出来。但现在我们颠倒了。过去提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知识"是什么?西方讲的知识跟我们讲的知识一样吗?恐怕不一样,他们强调的更多是能力,而我们讲的是课本知识。现在有一种论调也在说"教育无用论"、"知识无力感"。


我们现在有两派的斗争和较量。搞教育的希望教育回归培养人的本质,德行、理想人格、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但作为家长,因为社会竞争太激烈,为了去竞争各种就业岗位,家长们会把孩子专门往某个方向去培养。但其实两个方向不是对立矛盾的,但也不能为了培养所谓的拔尖人才而忘了我们培养人的前提。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我们知道周老师是研究教育史的,以您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说不是教育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刚才提的问题,你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处在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不好时代?首先我想借用狄更斯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第二教育问题很多是教育问题很多不是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人口问题。之所以强调人口问题,是指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口因素,这个人口因素你忽略的时候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家长那种行为,自相矛盾的。我们现在的人口因素导致了我们的就业压力空前巨大,我们的空前压力是什么样的压力?我在八年前也在搜狐给当时的学生们做过一个交流,当时组织了北京的大学生来对话,当时问我,你怎么看待就业压力?我说我们中国的就业压力处在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于有三种力量三个因素同时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出现我叫三撞车现象。


第一种力量是我们每年有几百万,当时印象是五百多万还不到六百万,今年是749万接近750万人了,这批人一眨眼四年过去了要就业,750万人的就业是什么概念?政府能够解决多少?按照政府每年GDP增长最低7%,不能低于它,低于它拉不动这750万人,更何况我们还要解决另一个人的就业就是一两亿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转移劳动力,这批人要到城里就业城镇化,到城里来的这一两亿人也是西方没有的。还有一个老龄化的因素,城市职工下岗再就业的问题,这三种力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在同一个国家里面出现,全世界没有,发达国家只有大学生就业也就是所说的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就业不好就骚乱,法国就是这样的。法国的骚乱就是青年就业没解决好,发达国家没有农业问题,或者农业问题不是突出问题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业问题,农村劳动力到城里就业问题,高等教育不发达没有大学生或者很少。再有下岗工人再就业,三种力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使得我们的家长看到了这个前景,有这个心理预期,他不得不做这个选择,他知道如果小孩不付出比其它的更为艰苦的努力,让他更吃苦,他可能真的要落在人家后面,所以他也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我们如果把这些社会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都统筹考虑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乃至对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东亚国家就是教育比较好还要出国读书。


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教育都处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交汇点上,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看,都处在一个转折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教育目标,它的教育体制、教育的机制,这种调整是体系性的,当然教育宗旨的重新确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教育宗旨是什么?借用近现代非常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话,陶行知在1943年10月21号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创造宣言》,在《创造宣言》里面讲了,教育是培养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同样教师还要造就培养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技术,你培养一个创造一个真善美的活人,还要有一套理论和方法。我想陶先生他把教育的本质以及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的本质或者说教育的宗旨结合起来,因此从这样一个宗旨出发,我们可能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学习力和创造力。


这也是当年陶先生在他56岁不太长的整个教育生涯里面努力去推动的,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想他讲的这"三力"在我们今天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教育它要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心和创造力都有机地发挥出来,如果这样几个力不能很好地把它培养出来,我想教育发展得再快也是没用的。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让孩子快乐我们的政府该如何作为?


张志勇(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顶层制度设计关键在什么地方?走出中国教育的困境,最主要的是政绩观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GDP至上,现在全社会发展的政绩观在转变,经济发展为了什么?为了老百姓生活更幸福。教育同样如此,现在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再用考试、升学来绑架学校绑架和孩子了,应该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来评价教育的质量。从顶层制度设计来讲这是最关键的,一旦转变政绩观,这把标尺科学了全面了系统了完整了,我想我们教育的顶层制度设计大环境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孩子没有兴趣,学习负担很重那不是他想做的事情,任务很重学习材料读书很多不是他想读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一个人兴趣的养成有很多环节,老师的赏识很重要。我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作文还被很多人当做范文去看。批林批孔时期我们还扛着板凳写黑板报,那也是一种展示的机会。一个人兴趣的养成有很多,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发现孩子的兴趣,要支持孩子的兴趣。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把志向和兴趣统一起来。从老师角度来讲,我希望我们很好地引导孩子主动地有兴趣地去学习。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周先生您的建议呢?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回想我们真正读书的年代,那是在78年高考之后,在此之前也在读小学初中高中,但是文革期间所谓的物理是学三机一泵,到农村去开拖拉机,科学原理基本不怎么学,学实用知识,我们没有受过完整的知识训练。我们在知识上是残缺不全的一代,因此我们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之后确实有一种要把时间抢回来的心理。


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有些变化,不可能以那时候的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理想梦想,甚至回过头来看他们追求理想也并不是一件错事,不要对他们那些行为有过多的判断,就像我们当时看到有人穿喇叭裤、长头发的不理解,现在很正常,时代是变化的,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开放。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我们改变不了社会,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或者我们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改变的范围,从身边做起,从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做起,这样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汇集起来这个社会就改变了。


让教育回归到正常的本质,变成培养人的教育,我的想法是要展望未来,首先回到一个时代回不去。因为我研究历史,历史每个阶段都有它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80年代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当然有些好的东西要坚持,就是丁先生讲的,学校怎么有它的办学自主权,教师怎么以更开放的心胸对待学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怎么来对待学校,我想这些好的东西,甚至不仅是80年代,是中国再往前追溯,甚至还往前历史上都可以追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