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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年前《决定》是我第一座灯塔››
  • 教育改了30年我们才刚刚起步››
  • 资深媒体人谈《决定》的影响››
  • 当下和未来教育体制改革要改啥››
  • 不能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
  • 高校合并和行政化背离《决定》››
  • 如何客观分析教育改革成效››
  • 教育改革如何培养和吸引真正人才››
  • 教育改革亟需改革观念››
  • 我来说两句››

内容简介

     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近30年。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之路。

     30年,《决定》依然以"起点"的地位影响着当下教育改革,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措施直到今天也颇具指导意义。如对基础教育提出:"实行九年制义 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高等教育提到"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 理体制。"

     30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有一些"硬骨头"没能啃下来。在《决定》颁布30周年之际,《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特邀请了三位重磅嘉宾对中国的教育改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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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张力先生,您多次参与了国家重大改革方案的起草,那么对于《决定》您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30年前,1985年7月,我从北大调到教育部从事宏观教育政策研究,所以,我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贯彻中央发布的《决定》。在我的宏观教育政策研究生涯当中,《决定》实际上是我的第一座灯塔。30年教育改革的确波澜壮阔。《决定》当时在起草过程当中,就充分征求了党内党外的意见,当时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经济、科技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人才。而启动教育体制改革,着眼于全体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必须尽快解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问题。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在沙龙现场发言



对30年的教育改革怎么看?我觉得,按照中央的部署,始终是小步子不停步,积小成为大成。有些是突进的,有些是渐进的。现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已经构建起来了。很多教育改革让原来被束缚住的生机活力释放了,使原来没有发掘出来的潜能发挥出来了。


比如说,我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大伟业,也是现代化奠基工程,近30年来,在全面普及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方面,我国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到今天能提供免费教科书的国家不过20几个,而我国现在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甚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只要符合进入公办学校条件的,都可以凭农村户籍享受免费教育。


还有一点要提一下,现在民办学校发展也得益于教育体制改革。实际上,目前全国从幼儿园到大学,有四千多万人是接受民办教育的。在学前教育阶段,52%的儿童入了民办园;每五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在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就读。所以,若没有教育体制改革释放活力,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项贤明先生,您作为学者如何看待《决定》?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在人才培养和民族素质提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决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引导我国的教育改革从课堂中的教学改革扩展到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办学模式等在内的更加全面意义上的教育改革,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5年这个期间,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课堂里面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教学改革。而真正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办学模式的大变革是从1985年开始的。没有1985年启动的教育改革,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发展成就。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决定》中有些重要思想,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的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在沙龙现场发言。



回顾30年教育改革路,我认为,我们在外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基本条件的改善等,但在内涵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譬如上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没有很好的实现最初拟定的改革目标,也没有实现1985年那个《决定》提出的改革理念。当然,内涵方面的改革难度更大,比如高等教育,什么样的大学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大学?我们可以很快把一所大学的房子建好,在数量上可以迅速扩张,但它所承载的文化的和内涵却有可能是缺失的。


我觉得1985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其中确实有很了不起的思想。我今天特别把这两个文件带来了,一个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有一个是邓小平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一些有趣的文字,如今重温仍令人激动。


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全教会上讲话,这个题目叫做《把教育工作认真的抓起来》,他一开头第三段就讲到了"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在《决定》里又一段话:"在整个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紧紧掌握这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为什么要提读这两段话?就这两段话确实表达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从只重视培养科学家向培养劳动者和提高民族素质的转向,但遗憾的是这一转向至今都没能通过我们的教育改革得以实现,甚至都还没能被我们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改革实施者们理解。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先讲的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后面发布的《决定》也在讲整个民族素质的问题,这就是向教育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的发展,不是靠少数精英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不是靠少数人,学校不仅要培养科学家、数学家,还要培养工人农民这些劳动者们,这是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指示,这也意味着整个教育的办学思想和课程设置都要发生变革。但是很可惜,直到今天,培养科学家、数学家等文化精英仍然是我们基础教育几乎唯一的核心任务,我们的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实际的培养目标,仍然停留在1978至1985那个阶段,而并没有像1985年体制改革《决定》中所说的那样,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牢牢记住"培养劳动者"、"提高民族素质"才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和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重大的成就,我们的改革也才刚刚起步。真正教育内涵的变革还需要很多路去走。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谢湘女士,您作为资深媒体人,能否从自己的经历谈谈《决定》带来的影响?


谢湘(资深媒体人、《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的时候我已经走出大学的校门了。我记得那时本报很多报道都聚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那会儿各地高校的改革风起云涌,一些有思想、有个性的校长开始大胆推行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案。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大胆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等等,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打开了一条通道;上海同济大学率先尝试在全校范围内民主推举校长,女教师吴启迪以高票当选,为后面推行的校长负责制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当时在全国激起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决定》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员令和响亮的号角,激励一批勇敢的改革者投身于高等教育领域、还有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整个中国大地呈现出一派积极改革的喜人气象。


掷地有声沙龙

资深媒体人、《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在沙龙现场发言。


对中国青年报来讲,当时的总编辑明确提出将"人才、观念、文明"六个字作为报社一段时间的办报方针。这也是认真学习《决定》后得到的重要启示。由此,我们对有碍于青年人才成长、发展的体制问题、管理问题、观念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重点关注,组织发表了大量报道。如记者张建伟采写的长篇通讯《第五代》,通过对先后走出国门的五代留学生融入世界、对国家、对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对改革开放的大门要不要继续打开、留学生政策要不要继续执行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受到青年的欢迎、家长的赞扬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后他又对我国第一批到美国学习工商管理的37位博士回国后长时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进行追踪报道,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长篇通讯——《命运备忘录》,还有记者马役军以人大为模板,反映高校行政化现象严重的调查性报道《倾斜的金字塔》等等,我们还呼唤改革旧的管理过死的人才机制,教育体制改革成为本报一段时间内新闻报道的主旋律。


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吧。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这样的跨越式发展,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没有《决定》改革开放思路的引领,要达到这样的成就可能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些年来,我个人关注了很多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如高校后勤化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由农民办向政府办转变、"两基"攻坚、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学前教育、学生营养午餐,以及免费师范生政策等等,我们参加了教育部门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宣传报道,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我们看到《决定》颁布以后发生的历史巨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颁布以后,我曾听到教育界、新闻界一些资深人士的评论,认为新出台的《纲要》,无论是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和文本的表述并没有超过《决定》的总体思路和水平。从媒体观察的角度来看,人民对教育的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既有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也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譬如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到了"上好学",这是更高层次的愿望。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张力先生,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教育改革?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在有些改革推而不动,有些方面还处于"小富则安",有些还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有调查表明,现在一部分区县级教育局长从别的领域调过来,并没有在学校任教或管理职务的经历。若不懂教育再不抓紧学习,中央顶层设计到了基层还能落地吗?有些不懂教育规律的教育局长瞎指挥,朝令夕改,弄得校长教师和学生都苦不堪言。而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不能再把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了。


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以什么作为新的着力点?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总体部署,将在以下四个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改革创新育人模式。要从德智体美各个教育环节入手,使大中小学各个学段相互衔接,让学校、家庭、社会相互融通,不是各搞各的。在立德树人方面,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适应将来谋生发展的需要。


第二,坚持公平和质量主线。要强化政府责任,依法促进教育领域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公共教育资源要继续向困难地区和群体倾斜,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成为有用之才。


第三,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搭建人才成长和人们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就要把考试招生制度作为龙头和枢纽,一个年轻人站在立交桥某一点上,就可以清楚自己将来可以通过什么样路径,选择什么样教育,实现什么样学习理想。韩国70年代开始做了一个用书柜代替酒柜的运动,平均每家人家的藏书量超过500本,我觉得全民阅读需要国家力量去推动。甚至于有可能的话,政府不妨拿出一点钱来送书包,送一个书架的基础书。比如说每家人家送10本,送20本,就送给一个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每个家庭应该有一个书架,这个工程我觉得可以做的。现在农家书屋做了那么多,关键选什么书给孩子,选什么书放到书架里,你选的这些书不看就没有意义。


第四,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某种程度上这是根本性的改革,要健全政府管学、学校办学、包括社会在内多元评学的体制机制。当政府行为边界划定清楚后,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就可以逐渐理顺。要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办学,总的目标是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项贤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30年了,但我们对《决定》这个文件仍没学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虚假的问题。中国教育改革中有很多问题甚至差错,而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制定有关政策的教育部门,而不是基层教育工作者们。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际上就是个虚假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不可能把每一所学校都办成人大附中、北大附中,也不应该这么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以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既让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让想当高级工匠、大厨师、农场主的孩子们美好的人生梦想在学校课程和学校教学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支持。之所以出现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门经常是被二流的媒体牵住了鼻子,被三流的专家蒙住了眼睛。


掷地有声沙龙

沙龙现场嘉宾(左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资深媒体人谢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主持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


比如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在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我们以为加大投入了,不断的喊职业教育不是二流是一流,似乎就能解决问题,其实错了。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在教育领域里面,它是个社会问题,真正的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在于社会。我们的社会通过教育机制来筛选人才,然后让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问题是凡进入了职业教育这个轨道的,绝大部分最后都进入了社会的底层。那你再讲职业教育很光荣很了不起,可能也很难对我们的学子们产生真正的吸引力。


这种问题不是靠我们发展职业教育能够解决,要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阶层之间的利益,让那些进入到劳动岗位上的人真正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受尊重的人,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收入,能够过一个很体面的生活,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职业教育对那些年轻学子们的吸引力,而不是靠教育改革能改变的。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谢湘女士,您是怎么评价当下教育改革的?


谢湘(资深媒体人、《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决定》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是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现在回头来看,实际情况是进一步退两步,高度行政化管理、官本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扼制,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第一个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高校合并运动。那段时间我们的媒体高度关注此事,很多人在问,全国实行大面积的高校合并,这是一种自然融合还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如武汉很有名的同济医科大学跨过长江去和位于武昌洪山的华中科技大学合并;还有武汉大学将四所大学合并到一块,当地媒体有一篇称颂的文章,题目是《武大之大》。让人不禁要问,规模大就一定是好大学吗?是我们高校的管理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还是各个学校有并校的内在需求和强烈的冲动,自觉自愿地非要走到一起吗?我感觉好像还不是,我们看到在高校合并的那段时间,大家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突击提干、突击发钱,一个劲儿的折腾,劳民伤财。据说南开大学和天津大为校名究竟以谁为主一直争论不休,最后还是中央一位老领导发话后才被允许各安其位,长期共存,不是还有"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的校园里"的神奇传说吗?单从这几件事情来看,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高校合并和《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南辕北辙。


第二个问题是高校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教育部2012年批准了第一批六所大学的大学章程,以后陆续有不少高校有了自己学校的"宪法"。但是高校有多少权力能够决定学校自己的事情呢?还是值得打问号的。有件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自己的大学章程中提出要办成一所有鲜明特色的大学,因为学校女生太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他们一再提出能不能有自己自主招生的权利,降低男生的录取分数线,对这一现象加以改善。但实际上做不到,最后也必须得服从教育部制定的统一的招生计划,概莫能外。所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被现有的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学校的自主权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在倒退。


前段时间的一则新闻影响巨大。调任北大的新校长林建华四年间换了三所大学当校长,世界上有这么办大学的吗?短时间先后换了三任大学校长的浙江大学师生开玩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校长的日子。很多985、211重点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空降兵",在教育部的司局长就可以直接下派到一些副部级高校担任一二把手,目的是为了解决这部分干部的职务升迁问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人并没有打算在一所学校长期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想法一定要把他任职的学校办成一所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我觉得像这些突出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些改变,给更多有志者以公平竞争的机会。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张力先生,您觉得未来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记得十多年前,两会代表委员最热议的是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增加,达到占GDP4%的水平,为多年来教育其他方面改革和破解历史难题提供了支持,多数财政教育经费一直在补短板。我赞同要把现有公共财政的钱用好,用到该用的地方,要健全监管制度和评估机制。


谈到优质教育资源,其实也是世界性难题,谈优质要看在什么坐标系内。义务教育特征是强制、免费、普惠、无歧视、非排他性,而非义务教育更多的是有选拔、选择功能,有一定排他性(比如高考),两者的优质是有不同涵义的。对于非排他性教育,尽可能要由政府买单,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朝着优质均衡方向努力;但若是排他性教育,政府就要负起支持公办教育的有限责任,并鼓励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营造有利于多方提供优质服务的公平竞争环境。


至于自费出国留学,人们用脚投票,这很正常,要放在30年前个人想出去都不太容易,现在我国中等收入者不断扩大,老百姓腰包鼓了,连出境旅游都变得更方便。每年全国参加高考有上千万,留学仅几十万,可以利用国外资源培养我们国民。2008-2014年间,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18万增加到46万,差不多两倍半;但同期学成回国人数从7万增加到36万多,是5倍多,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然后回国效力是件好事,不要以此简单反证国内教育成效如何。当然,这对我国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增强有用性来说,确是很大的压力和推动力。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项贤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大概在2003年左右,《经济学人》有一个英国记者来采访我,他当时不断的诱导我要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高等教育过剩了。我反复说不能讲中国高等教育过剩了,他说我们是做科学的,你要用数据证明给我看,你们那么多人失业,怎么能说高等教育还不过剩?我最后对他说:你小瞧我们中国人了!我们中国人办教育,不只是为了富裕和强大,我们要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文明的古国,但我们在世界上却没有受到尊重,在你们西方的机场,出了厕所里有中文提示外,其他地方看不到中文提示。这让我们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我们普及义务教育、大学扩招,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我们从来没觉得这个钱花冤枉了,就仍然是1985年那个基本的思想,邓小平提出来的,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如果有一天大街上一个扫地工人能够去看懂十四行诗,能够听懂古典音乐,你能说我们的教育浪费了吗?


我们现在吸引人才都靠投钱,设各种人才项目,但真正吸引知识分子的是能让他安心去做研究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只投钱搞人才项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吸引了一批爱财人,还会破坏了大学里知识分子之中相互合作的环境。人才项目弊大于利的。还是回到刚才话题,我们的教育政策在内涵的改革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教育自身的问题。高考前夕各个学校都在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考好大学做人上人。我们的学校老师灌输的是只有进了北大清华才是人才。各级学校宣传的也都是自己培养了多少精英分子,那些没有进北大清华,进入社会努力工作的青年,我们学校自己都不把他们当人才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那些长大没希望成为科学家的孩子,我们是忽视的。如果一个孩子想成为作曲家、舞蹈家、大商人,我们的课程教学能给他提供什么支持呢?所以这个事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不能光看到社会的方面。


我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两句话来表达我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期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我们重温30年前提出的"培养劳动者"、"提高民族素质"的改革目的,切实推动我们的学校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为孩子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梦想服务,努力提供适合孩子的教育。那样,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就会由今天的"中国梦"逐渐变成中国的现实!



陈勤(著名策划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谢湘女士,您认为教育改革亟需解决的是什么?


谢湘(资深媒体人、《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现在最需要改变或者改革的少应该是教育的观念。像教育均衡的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应该由国家承担最基本的责任,使每一所学校的软硬件能够达到一个基本均衡的条件,不能有出现天壤之别。在这样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特色学校。现在的农村最美丽的房子是学校,硬件已经不错了,但就是没有好老师,需要解决。


另一个我觉得做家长来讲,现在也应该转变所谓成功的观念。成功的标准不应该是考北大清华,或者哈佛女孩牛津男孩之类。孩子是生而不同的,并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我们的教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以前所提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过去我们比较强调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孩子、家长的个体需求。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一个有技能能找个饭碗的人,还应培养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同时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特志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