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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回归后,港校自信倍增››
  • 没有一个校长能抵挡排名的游戏››
  • 改革太急和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 香港和内地本科培养模式差别大››
  • 香港升学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最低››
  • 香港收内地生,象征意义大过实际››
  • 陈平原《大学小言》精彩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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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香港回归祖国整整17年了。到今年为止,面向内地招生的香港高校也正好增加到了17所。而就在这几天,也有不少内地的考生正在为进军港校继续努力。

     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也不会为香港的考生来内地就读而好奇,也不会为高考状元转战香港而不解,这只是内地与香港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化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现在看来一切顺其自然,顺理成章。

     大家也许会好奇,为什么香港一个只有不足千万人的弹丸之地,其下辖高校竟能跻身世界一流高等学府水平?香港与内地虽一衣带水,但在高校体制、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方面究竟有什么不同?香港高校作为亚洲高校的先行者,有哪些理念和经验值得内地见贤思齐、学以致用?

     本期《掷地有声》名家沙龙选择在香港回归十七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推出,搜狐网教育频道和三联书店作为沙龙的联合举办方,邀请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以及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先生作为对话嘉宾,著名学者杨早作为本期沙龙的嘉宾主持,与各位网友一同分享:“港校热”的背后,我们该如何守护大学精神。

     搜狐教育独家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严禁改编、改写!


>>>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从1994年写作第一篇有关大学的文章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与《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四本专门讨论大学问题的著作,以及两本自选集——大陆的《中国大学十讲》与香港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大学史的研究,偶尔也会讨论到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但我最近在香港与大陆同时出版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则有些不同。这本书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发言,属于"大学评论"。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专业论文,而是报刊文章的结集;第二,在以往的著作中,我会旁征博引,同时讨论德国、日本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但在这本书中,除去北大,我只谈了香港的大学——尤其是港中大。


视频为陈平原先生在沙龙现场做主题分享。



为什么是香港?二十年前,也许我们会说那是一块"弹丸之地";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对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学已经既构成了挑战,同时又提供了借鉴。那里的大学也许不像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中的数字那么耀眼,但却值得我们重视。从1998年28名内地学生进入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开始,到去年一年已经达到了1590名。今年,这一数字可能超过2000名,而这无疑将改变香港的高等教育结构。


如果我们站在内地的立场来看,香港的大学师资不错,教育体制也可圈可点,但他们的生源却不是很理想。因为香港的人口有限,除去中学毕业后直接申请到海外读书的,剩下的高质量的中学生其实并不是很多。而香港的大学却不少,其中有三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还有五所教学型大学,以及大量的私立大学。这么多大学来"瓜分"这些学生,就导致生源成为了突出的问题。内地学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陆续进入香港的大学。中国政府给予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最大帮助,是在政策上允许他们零批次录取。这样一来,香港的大学生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在港中大教学,明显能够感受到近些年来学生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香港的大学中,有10%的本科生来自内地;在研究生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60%到70%。换句话说,今天讨论香港的大学问题,已经必须把如此庞大的内地生源包括在内了。同样,谈大陆的高等教育,香港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参照。


这些年来,香港各所大学的校长都雄心勃勃。此前,通常只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被认为是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好大学,但现在其他大学的排名也都在陆续上升。6月13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缺乏特色让上海的大学落后于香港》。文中依据新公布的《2013年QS亚洲大学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对亚洲近300所大学的最新排名,指出上海的大学普遍落后于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是第1名、香港大学是第2名、香港中文大学是第5名、香港城市大学是第12名,而上海最好的大学——复旦大学只是第23名。此外,还有香港理工大学高于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高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落后于岭南大学,等等。上海交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都是所谓的985大学。也就是说,香港主要的大学几乎排名都比内地的985大学要靠前。我在香港教书,深知这样的排名是有问题的。如果说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的水平高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肯定是不可信的。


那么,明知不可信,中国内地的大学为何还会如此焦虑?这与香港的大学进入内地以后影响生源的选择有关。以前,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北大、清华毫无疑问是第一选择;但现在不是了,还有香港的大学可以考虑。我在《大学小言》中写过一则《排名的困惑》,其中引用了一段轶事,说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访问香港,有记者问他北大和中大哪一个更优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我们北大。"丁校长的态度,代表了我们二十年前的思路:中大怎么能跟北大相提并论呢?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各种排名,我们发现中大的确已经超过了很多内地的大学。当然,这其中有排名本身的问题,不过却也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香港的大学在最近二十年间已经大踏步发展。我的判断是:在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民众的自信心在下降,但香港大学的自信心在倍增。今天,我们应当祝贺香港有那么多的大学的排名在亚洲越来越靠前,可我想反过来追问的是:我们内地的大学呢?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港中大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1至1997年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挣扎,他们也有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为了北大与港中大的双聘教授,合作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近十年间,我不断地跟他们的校长讨论大学应当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香港大学的想象以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内地大学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的教育史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有两件事情对于此后的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词汇——985大学,即江泽民在讲话中确定下来的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七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985"、"2+7"、"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二是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次年开始扩招。所以,近二十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在两条道路上赛跑,一方面强调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又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很多很多的支持。但我心里有些不安的是,尽管北大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那些在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的内地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层累起来,我们关心的都是顶端的大学,而很少讨论那些底层的大学。


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与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具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宽裕的经费,发展通常也会遇到瓶颈。所以我才会说,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不是很难。近二十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看到北大、清华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等拿了金牌再说。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发展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法也无力承担"实现中国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有时我会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但后来我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以在某一年的某一排行榜中的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见得真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却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教授曾经宣布港中文不参加排名,所以次年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又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在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但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我们的大学都身心俱疲。


陈平原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沙龙现场做主题分享。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样一条"标准化"的道路上。


所有的大学都在转轨。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转轨基本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合并、升级,还是后来的扩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然后气魄宏伟地在短时间内完成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走,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太急。办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要"掷地有声",那必然只是在很小的一片水面,或者一口枯井。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希望走出一条比较好的属于自己的路。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明白,那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仿佛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定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十五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努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容易伤人,甚至是伤一代或者几代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成为小白鼠。一道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很难做实验,即便要做,也必须小心翼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的急转弯。真正适合大学改革与教育发展的状态应当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在过程中"移步变形"。


改革太急源于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即关注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也就是表彰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有必要藉此对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的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应当知道,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的大学生也只有四万人左右。待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但也不过八万人。我经常说,西南联大八年一共才毕业了一百个研究生,而现在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就有一百四十多个。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与无力直接相关。所以,当下的问题与民国年间并不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民国大学的优点。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就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全民关注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自己没有办法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以后,留下过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是化用了汉代的《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路傍儿也"的典故。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的观众越是喝彩,马就跑得越起劲越快,一路快马加鞭,最后就很容易气绝身亡。对待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诺贝尔奖,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步伐无法走得稳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沙龙分享

嘉宾主持杨早:下面我们就今天的主题——"港校热"背后大学精神如何守护的问题,做一个沙龙式的对话,搜狐教育频道为这次的沙龙对话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网上发起了调查问卷,可以先从内地网民对于港校的印象来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被理想的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同时录取,您会选择哪一所?这是刚刚高考完一个学生面临的问题,82%的是选择香港高校,因为世界排名靠前,更加国际化,14%的人选择内地高校,说是比较熟悉容易适应,其他的4%是不确定。这么高比例选择香港高校,各位老师怎么看?


陈平原、杨东平、许子东

陈平原、许子东、杨东平先生进行沙龙对话。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实际上这些年每到高考季节,经常有高分的考生征求我的意见,到底上清华、北大还是港大、中大?我说毫无疑问当然是香港大学。清华、北大比他们水平高多了,水平高多了跟本科生有关系吗?你是接受本科教育,而在香港所有的大学对本科生的态度跟国内的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国内的大学是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科研和博士生身上,本科教育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在这些年以排名为主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水平主要是研究的水平,它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差。


第二是本科教育的模式,这不是两所学校的比较,是两种教育模式的比较,港校人家采取的是全世界公用的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而我们的培养模式讲得难听一点,培养的医生、工程师到海外都不能就业的,都不承认,归零,你只能去卖饭票、当收银员。像我们工程教育刚开始叫培养工程人才的国际协议,清华的认证,你的工程师就可以全球就业,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所以本科教育培养模式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一般本科生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我先说这一点。


嘉宾主持杨早:杨老师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我们先说完下面两个问题,一起讨论。下面会问到,说起香港高校,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47.35%的人选择了教学方法更国际化,16.1%的人选了国际排名比内地学校高,16%的人选了教风、学风更好,16.3%的选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薪酬更好,7%的人选择了奖学金高,你们两位在两边高校都执教,这个印象有偏差吗?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了,我来做一些补充。在奖学金方面,其实他们只是录取的时候大概10%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90%要交学费,除非是拿到了高额奖学金,包括学费、包括奖学金,那样的话,确实是比中国内地能给的条件更好。关于国际排名,我认为不太可靠。刚才杨东平说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两地对大学的判断是有很大差异的。香港大学的重心是在本科,中国内地所有大学的重心在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派很多人去国外交流,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派出去的绝大部分是本科生,研究生很少,研究生必须在本校给老师们打工、干活、训练等等,而本科生是他们的青少儿者。而在我们内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学校里面好教授基本上不带本科生,这个差别确实像他所说的那个样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刚建成的时候,丁学良陪我去参观,依山傍海很漂亮,这是本科生的楼,后面是研究生的,山上再高一点的地方是教师的,要把最好的风景留给本科生大一的学生。我说你们的理念怎么那么先进,我们内地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概念,他说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这样子的,美国的大学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哈佛大学就是给大一的新生用的,这就是差别,善待本科生,为什么要特别照顾大一的学生?你们家里不也是这样子吗?总是对年龄最小的孩子更多的呵护,我就没话可说了,这是在人家看来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内地根本都不善待本科生,校庆的时候却想让他们给自己捐钱。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香港和国外高校为什么会特别关注本科生?还有一个原因是本科生交学费,研究生是拿奖学金的,你必须要给本科生很好的条件。我们各个专业不太一样,凡是来征询我的意见,我会跟他谈是什么学科,有的学科香港中文大学比北京大学要强,有的学科则是北京大学比香港中文大学要强。还有一个问题,去了以后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多人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在香港工作,那么你肯定去香港,四年本科加上一个MBA,将来就变成香港公民,那是你的追求。有别的更伟大的抱负的话,他觉得在中国好的大学不一定是北京大学,中国好的大学里面,除了学风,师资的资源是他日后走上社会后很重要的资源。我经常问,首先给不给你全额奖学金,第二你是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再来谈具体的到底是在内地念书好,还是在香港念书好。我今天特别感慨的是,因为我最早关注这个问题是广东,最早到香港去念书的是广东的学生,可是今天广东的"港校热"已经降下来了,就不会像前几年,前几年很多人觉得再好的大学也是香港肯定比内地好,很多人都去,今天不是这样子。 第二,我们今天的热潮逐渐逐渐往北走。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是所有中文、哲学、中药、中医都在一起上,是延续了英国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中文系,里边教文学的人非常少,所以港大是特别的。香港一直有一个潮流,包括我们这些系都有往汉学系的方向转,我们在做很大的努力,要保中文是母语这么一个基本的界定。刚才你们对香港重视本科生做了很美好的解释,一部分也是对的,这个是国际潮流,你在国外最重要的是BA,BA是最吃香的,你在大学里可花投资让他进很贵的学校,那是一例。


香港重视本科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是因为香港这个社会它的就业的容量很窄,很小,因此限制了它的研究院的发展,因此你在香港读研究生,你有很多专业是没法开的,你读医、读法律、读经济、教育还可以,你要读物理、天文、化学这些专业就不行了,所以香港的本科生跟研究生的比例是出奇地窄,研究生的比例少。而且现在新的社会统计说,香港今后十年二十年研究生还会过剩,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研究生,这个是制约香港的一个短版。香港的研究生不像美国或者是中国内地,甚至台湾这么发达。


嘉宾主持杨早:现在是双向选择,刚才说的是你都考上了你会选哪一个,假如说你确实选了香港的高校,还有问题是你要怎么适应新的环境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平原刚才讲那个非常对,看你什么专业,刚才那几个专业去香港上挺好,如果不是那几个,你读考古、物理这些专业就别去香港了。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我特别伤心的是,中国内地的很多考分考很高,我们假定他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到了香港以后,大部分人选商学院。我们(中文系)还能招到一些比较好的学生吗?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在沙龙现场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因为中国内地的学生已经把志愿放在分数之下了。比如一个人考了660,被清华录取了,本来想学化学的,别人说你傻啊,你怎么学化学,你可以上经管学院了,结果他就去上经管学院了。



>>>沙龙分享

嘉宾主持杨早:我认识一些家长,他们会觉得说香港是一个折中的选择,肯定是希望小孩去非内地环境读书,又怕小孩到了美国或者欧洲去受委屈,香港变成了一个中间选择,还算是华人环境,另外又是一个非内地的体制。也有人过去非常痛苦,我认识一个80后,他认为所有的选课只有两个选择,就是广东话和英语,去年香港中文大学也有这个授课语言的问题。许老师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有。我在香港这些年做系主任,很多生源的事情非常矛盾,从香港高等教育提高的角度来讲,平原教授在书里也写了,生源是非常重要的,扩大生源是提高香港成为地区教育的重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收到外面的好学生,你多收一个,香港本地的学生读书的机会就减少了。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学生升大学的比例香港是最低的,只有17%。


香港今年准备来中国内地招生的有17所大学是包括私立大学之类的。中学生升大学这个比例在北京上海都超过一半,在台北是100%,考不上大学是非常难的,轻松可以上大学。在美国、欧洲也都是一半以上,香港出奇地低,因为考虑到历史上港大只有2%,所以香港只有一个观念,读了大学就是精英了。在只有17%的情况下,很多香港尤其是中产以下的这些人,靠小孩读书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情况,你一多收内地的学生,他们的名额就减少了。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我接触了好多中国内地的校长们,他们想努力扩招,香港每扩招一个学生政府必须给报的,不是说不让你招,政府招进一个学生我必须贴进去多少钱。每个本科生20多万,研究生50万,你收了一个内地的学生,你就占用了香港纳税人的钱每年20多万。


嘉宾主持杨早:刚才三位老师说了,我们内地选择香港大学的例子,哪些人去读香港高校会过得比较自在?而不像刚才所谈的那位同学那样跑回来了?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像香港中文大学是两言三语,很多课程都是普通话的,我在那里也是普通话,老师开粤语课要申请的。最主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凡是去到香港念书不适应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性格就比较孤僻的,适应性比较差的,相对来说在香港念书的话,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


比如说在北大,有的学生出了问题老师会帮助你。但是在香港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保护,有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可能会因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通常大陆的人以为香港人都很富裕,完全是错觉,香港有很多经济收入很低的我们说底薪的阶层,他们靠读书是要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一家人的命运都靠你来改变,所以他们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我也想,美国、英国或许也会有这一类的问题,不是一个特定的状态。


嘉宾主持杨早:如果申请美国大学的话,他们比较看中社会经验和社团经验,香港大学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香港主要看成绩,最好的一班学生们可以香港读完,以此为跳板去美国,但其实他也不需要,他在内地好大学也可以直接去申请一流的名校。倒是中间的一批,他适应一下不同的环境,其实有好处,对做人方面有好处。因为内地是大家情商发展,做人比较如鱼得水,这些人如果他太适应内地的人文环境的话,到香港换一个环境锻炼锻炼挺好。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香港的学生和大陆的学生不一样,都比在北京大学或者中国大陆念书的人单纯,好像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在这里的学生有一大堆的想法,准备日后当国家主席的需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当什么伟大的人物,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导致他在大学期间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在香港的我接触的学生,包括大陆的,也包括香港的,相对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们的重心就在读书上,显得他会比较平常心来面对校园生活,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在里面。


嘉宾主持杨早:看起来大陆教师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好像更高一些,老师平时也在发言,也在公共事务发言,也在参与公共生活,而香港那边基本上就是往回收,所以它的校园是比较稳定的。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我一再批评,我在报纸上就写,香港的教育评审的制度很荒唐的,分成四等,最好的是世界性,第二是国际优越,第三是国际认可,第四类叫国家跟地区认可,我心想我要写个文章要得到国家认可很不容易了。香港你们讲了很多好话,实际上教育里边殖民主义的痕迹,所谓现代化的毛病,包括跟美国一样,有些比美国更厉害,太多太多了,来不及批判,所以也泼泼冷水。我的香港的学生隔了十年以后重聚,我问他们最少赚多少钱?结果大家都差不多,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内地的学生十年回来以后可能差别非常大,我有个学生江南春就赚很多钱,但是我们也有些学生很苦,生活都成问题,还有坐牢的,而且坐得很冤的,所以到底哪个好,什么是大学精神?抗争上上下下很多的比例,这才是中国的魅力,香港的好处大家都找一个平稳的饭碗,找个公务员,其实是这个社会太稳定,无从反抗。我有时候跟他们学生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没想象力呢?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压力太大太大,单一个房子就把他们压死了,假如有内地非常精彩的学生去香港,磨炼、适应、学习都好。但我们的这股锐气,中国大学生的改造社会的锐气不要被磨平。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我曾经问过学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你问他将来的梦想?他们都说得天花乱坠,香港的都非常平实,你问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成为香港特首?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在北大问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有。香港学生的发展的空间有限,他们告诉我这是殖民制度以后的问题,他们往往把自己给限在比较小的空间。现在中国大陆学生去了香港有一些特别狂的口气,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刺激,也是让他们理解另外一种大学生的状态。


嘉宾主持杨早:我们通常说的港校掐尖这样一个现象会不会对大陆本身的高校发展或者学生示范产生一个影响,另外对香港学生本位来说,这些学生到那儿去以后,到底是鲇鱼效应对香港的资源有个刺激,还是他们会抢夺资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世界各国大学竞争高中学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想获得更好的生源,大陆对香港开放了以后,它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改变了国内的这些名牌大学的态度,还要善待状元了。所以这种竞争对国内的高等教育的改变还是有些影响的,只不过到香港学习的人数规模还很小,还不至于对国内的优秀大学产生严重的威胁,至于现在的威胁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大规模的留学生到西方国家,最近这些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名牌中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都已经通过国际班出去了,不跟你玩了。所以现在再讲什么高考状元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就已经成绩差很多了,最优秀的都走了,都到美国去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学的对外开放对于促进中国大学的变革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嘉宾主持杨早: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结论,港校掐尖,高考弃考走到国外,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港校掐尖对教育界没有什么意义,是对国民心理的冲击,我们的科举制度上千年,对考状元,最出色的年轻人去向什么地方,将来做什么,这个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非常关心。比这些人具体做什么事情要重要得多,其实是中国自己内部国民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小波折、小动荡,至于这些人到了香港,对香港的教育会有什么变化吗?我看也不见得,最多拿到奖学金,那又怎么样呢?我当然不觉得香港有什么好,但是它能够间接促进伟大中国的传统的一点点反思。,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能够打掉北大的傲气。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感慨,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出去?他们回答我说十年后没有一个洋文凭,没办法在中国生存。


挺可怕的,这是我们整个制度的问题,不能怨现在的孩子们,家长已经看到这一步了,十年后你在北京大学毕业能不能在这里工作,或者说十年后一定是在某一个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才有可能进入,我们今天很多大学已经规定了,因为我每年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学生毕业以后,以前觉得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了不起,起码不比哈佛、耶鲁的差,可是现在不行了,起码要在外面待一年,实在不行三个月也行,我一个学生很伤心回来告诉我说他去找工作,人事处跟他谈你在哈佛那三个月有学到什么东西?有什么经验?他说没有,我就见过老师两面,我四年多是在北大念的,没人问我学到什么,而只是问我到那里三个月学到了什么。现在很多985、211大学规定必须在国外一年以上才能够进入,这样把中国所有特别自信的学生们都送到国外去了,日后回来,那个中国大学垮了,日后怎么办?背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说学生的选择,学生的选择有家长的问题,也有我们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


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在沙龙现场发言。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我们现在有一个位子空缺,几百人申请,我有两条必须遵守:第一先看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百个人有70个博士学位,你为什么还要考虑其他30个?你看看是哪里的学位?哈佛、剑桥、耶鲁有几个,那你去吧。你整个管理层,从香港的角度在我看来是不好,比如说港大把所有教授的位置都留给外面回来的,所以在港大毕业在港大教书教再多年都只是个副教授,现在这个风气连内地都开始跟上了,这是很糟糕的现象,但是事情的矛盾在另外一个层面。我到哈佛参加毕业典礼,他的毕业典礼上,世界名牌学校毕业典礼排上来的人一半是亚洲人,人家的教授都笑了,我们现在面临教育全球化,这么顶尖的学校它下面的学生没有几个美国人,都是韩国人一大堆、台湾人,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而且大家说美国之所以能够面对日本、德国的挑战,多少年来它的人均GDP还可以高于他们,主要的动力是科技和教育,而教育说到底他就是教育外国人,说得好听你可以说美国完蛋了,都是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在那里拿他们的学位,但反过来想,中国人都被他们洗脑袋了,跑回自己的国家都灌输他们的教育规则。


有些学科可能比较合理,经济、医学,但是有些学科比如说考古、中文,我们至少应该向巴西、向东京他们学习,他们的这些自己文化的专业一定是自己本科最强,我京都大学出来的是我这个学科最好的,我不会找你哈佛的。咱中国人至少也应该做到这一点,伊朗的大学培养出来研究是最好,有些学科,所有的学科都像所谓的全球化投降,那是我们教育的耻辱。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我再谈一点想法,关于全球化进程,尽管它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是这个趋势好像暂时也改变不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招聘的校长,从美国回来的不会讲中文的。


我们在这一轮批判全球化的声音当中,很多人总是主张讲中国的文化本位的,或者中国本位的大学,但是是文化理想,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学即便不要美国博士,现在是什么本位?官本位的大学,与其官本位的大学,我觉得国际化还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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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主持杨早:下一道题,你认为选择就读港校的学生会得到什么提高?18.55%的人选择创新思维,13%的人选择有竞争力的专业水准,你们认为读港大和读内地高校在哪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第一个没什么道理,在北京上更关心世界,那个没什么道理。我觉得他比较容易学会的是规规矩矩独立做人,照规矩办事,不要搞那种关系,分数说话,简单地读书,这个对于很多智商情商都很高出来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改变。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他说的第二个问题,包容,因为相对来说它的多样化还是比中国大陆要多,但是第一个我书里面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的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化程度,比如说我们能听到的国际著名学者的演讲超过香港中文大学。今天因为中国北京是个大码头,中国在崛起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你要说接触世界著名学者的机会的话,起码北大比中文大学少,我相信好的大学这几年的各个大学都在用这个办法来吸引人才,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他说的是规规矩矩读书,我说的是能够比较学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在不同文化、不同的性格、不同政治立场之间比较平和地、独立地思考和生活。


杨早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话题》丛书主编杨早先生在沙龙现场。



嘉宾主持杨早:大家都知道国内高校,我们知道我们是严进宽出,对毕业生的质量掌控,我们成才率是出奇地高,香港大学会在这方面严一些吗?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香港本科稍微严格一些。淘汰率也很少,它分等级,拿到一等荣誉将来升学工作都非常好,所以竞争还是蛮厉害的。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就读书的认真而言,香港的学生超过大陆的学生。因为他这一套制度还在,而且运转比较正常,比如说你会发现抄袭的会比这里少,作弊的比较少,老老实实读书上课的比较正常的,你可以说他没有多少才气,但是按照这个规矩下来的,这里的话是多年这里的规矩坏了。


嘉宾主持杨早:那各位看来,哪些学生不适合去香港读书?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在我看来,你要是非常聪明,英文又非常好的同学不适合去香港,你直接申请一流的大学,英国现在也有很多学校硕士课程一年制的,他们最近统计26%的研究生是英国人,22%是中国大陆人,全英国74%的人是外国人。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国内的洋大学,这些学校也是全盘的所谓叫国际化教育,全球聘请的教授,全球通用的教材,所谓叫国际通用的培养模式,而且他们这些学生劳动力市场非常受欢迎,就业很好。因为他们也是全英语授课,也不开国内的政治课,也考不了中国的研究生,只好考英国的美国的,他们的学费一年才五万块钱左右。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其实是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合办,深圳政府帮助,那个学校将来授文凭是香港中文大学授文凭,不能动用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源。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浸会来支持深圳这个学院,其他大学也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不应该过大夸大他们将来会变成一流的大学。日本也走过这个阶段,很多大学来这里设立一个分校,回过头来看最后站住的还是自己的东大、京都等本土学校。早年曾经有一批国际著名大学在日本建分校,日后发展不大,可以进入中国以后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起码让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或者起到竞争作用。但是要想变成一个一流大学是很难的,而且背后还是有经济的考量的。


嘉宾主持杨早:我们总括一下,在内地的"港校热"背后,到底对我们大学精神这个东西是有所扩展?还是有所损伤?还是会有所影响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现在内地关于"港校热"的讨论,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入学的选择、个人入学、就业、个人功利层面,真正从学校的层面影响的很少,关注这个话题的主要是那些求职、留学这些教育中介组织,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学习借鉴对方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些东西因为一个大学的制度构建是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平原待的时间比较长,对很多细节都能够细致入微地去了解,国内很多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笼统的概念,到底教师跟学校什么关系?学生犯了错误怎么处分?很多具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补充,为我们认识一个现实的大学制度、学校管理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第一,我觉得香港的学校收了一些大陆的尖子学生,它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既不会影响国内的人才的分布走向,也不会怎么改变香港学校的教育的性质跟水平,它主要冲击的是国人多少年来的自尊心。


第二,香港教育的一些规则特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语国家的教育的一些基本特点,因为新港是华人为主,所以这个特点就更加值得内地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参考,对于学生也会有一些实际的好处,选择一些不同的教育的路径。但总体上不存在香港的学校跟内地的学校的总体实力的对比,这个量就不对,你一个城市你拿上海跟他比,或者比较跟他比,你单独讲内地跟香港,这个比较就不是太合适,而且总体上也不会形成一个竞争关系。


第三,对于新港本身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生源,有助于提高香港本身学校的多元化程度,甚至增加内地跟香港文化的联络,同时就影响了香港本地人的就业跟求学的一些实际的机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种因素很微妙。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平原:我之所以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因为大概二十年前我开始谈大学精神,后来我说有一次有一个外国学生告诉我说,你们是不是有问题?北大精神?当时我说谈北大精神,清华精神,每个大学都谈自己的精神,他说你们的精神怎么那么多?后来一想说是啊,是不是我们夸大了自己的东西,本来有好多是共通的。



《大学小言》简介:十多年来一直关注大学问题的陈平原,在成为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之后,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两地的高等教育,并因此写就了一系列短小精悍、意味深长的专栏文章。2014年7月,陈平原的新书《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在内地正式出版发行,为关注两地高等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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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小言

《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和港中大》封面

陈平原新书《大学小言》精彩章节:

"大学小言"之一:小言"小言"

"大学小言"之二:隐身与在场

"大学小言"之三:排名的困惑

"大学小言"之四:择校之艰难

"大学小言"之五:国际化水平

"大学小言"之六:交换生计划

"大学小言"之七:留学生比例

"大学小言"之八:走出去的步伐

"大学小言"之九:本土情怀

"大学小言"之十:什么样的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