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生于1954年。有一次，她把身份证拿给我看。她说，你来看看我年轻时的照片。她年轻的时候，1976年，二十二岁。我看见了一个清明、貌美的女孩子，一双炯目。看上去

　　只有十七八岁，穿着军装，留海连同发梢括在耳后。

　　总之，这个叫夏明雪的姑娘是有点英姿飒爽的。眉头微皱着，把嘴唇紧紧地抿起来，没有表情，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她笑道，我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一照相就绷着张脸，怎么也逗不笑。可是我喜欢照相，坐在镜头前，双手紧紧地按在板凳上，照相的师傅说，来，笑一笑。我便笑了，拿手捂住脸，

　　弯下腰说，你别照。

　　总是这样，非把自己弄得跟苦大仇深似的，她笑了起来：其实那时也未必有多严肃，只是有些拘谨。也怕见人，常常躲在屋子里。家里有客人来，招呼我出来见客，拉着拽着都不肯出来，有时还会哭。

　　我说，那时你有多大？

　　她说，十几岁吧。内向得很。

　　我说，你也有那样的时候？

　　她笑道，看不出来吧？

　　阿姐很少跟我讲起她的从前。偶尔她会蜻蜓点水，一掠而过。她说，都忘了，我是个不念旧的人。有时，我觉得自己是无情的。只要我愿意，什么事都可以忘掉。

　　我打趣道，人呢？有些人是不会忘掉的吧？

　　她笑了起来，拍我的后脑勺。她说，人也会忘掉的。隔了那么多年，模样都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连模样都忘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忘的呢？他没了模样，对你来说，他就等于没存在过。

　　我笑道，将来有一天，我对你来说，也等于没存在过吧？

　　她把手伸进我的胳肢窝里挠了一把，我一下子跳起来，笑道，你干什么？她说，看样子我已经把你教会了，你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说，不可以吗？

　　她说，我喜欢你这样。

　　她让我看她的照片。搬来一本厚相册，一张张地指给我看。这张摄于1959年，现存最早的一张。她穿着碎花棉衣裤，站在院子的回廊前，天大约很冷吧？她袖着手，缩着脖子。坐在她身后的是姨姥姥，她外婆的妹妹，正在给她梳头。

　　这大约是下午时分，午睡醒来，人有些无聊。她便缠着姨姥姥给她编辫子，姨姥姥说，她头发短，梳不成辫子。她想给她梳抓鬏，她不同意。姨姥姥说，你看，你脑门上有两个旋儿，一左一右。你脾气犟，将来是要吃亏的。

　　这照片是怎么拍下的，她已经忘了。也许是她的父母，正逢着星期天，想着给祖孙俩拍张照片。这照片里的下午是有阳光的，别处看不出来，只是一个人的影子，站在镜头外面，无意间落进了照片里。

　　这是谁的影子呢？她想着，觉得怪有趣的。她说，你看，这影子很好，放在照片里，有点突兀，可是很生动。我点点头，我能够明白。在这照片的背后，是活生生的1959年，她的童年，

　　一个普通中国人家的日常生活，物质还不算匮乏，有照相机。这是北京的一个冬日下午，一家子人围着她，父母，哥哥姐姐，姥姥，来做客的姨姥姥……家里盛况空前，一个也不缺。

　　她还有爷爷奶奶，以及姑姑一家，她的表兄叫苏广，她的表妹叫苏羊，她从未见过面的……他们远在广州。听说那儿四季如春。她父亲说，来年吧，把他们接来北京过年。她急忙说，再来年吧，我们就去广州过年。

　　总之，这是没有心事的童年，幸福像葵花一样开放。

　　另一张照片是在夏天，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照片上没有日期。她长大了些，大约有八九岁吧，穿着连衣裙，一双麻花辫挂在胸前，清瘦，严肃，隐约可见现在的模样。她站在巷口，略颔首，只微微抬起了头，那样子很像个小大人了。

　　她有很多照片，各个时期的，保存得很完好。相册里密密挤挤的一家子人，父母，兄姊，名目繁多的亲戚……浩浩荡荡的一部家族史。她家族是庞大的，母系的一支多集中在京津冀一带，是官宦人家出身，很有些来头。她母亲曾是进步青年，学生时代就去了延安。她父亲是留苏学生，回国后在化工部工作，后来做到很高的职位上。

　　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庭，子弟大多聪颖、智慧，有上进心；从小耳濡目染惯了的，对时代的嗅觉很灵敏——倒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烟花散尽，渐露出断壁残垣，晚境凄冷。这个家庭里，也许她是个例外，还有她的哥哥，但世事谁能预料呢？他们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洪流往前淌着，淌到某一截，突然被卡住了，任是怎样挣扎、努力，都无济于事。这几乎是人的命数，他们得服从，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而时代几多变迁，自民国以降，战乱纷呈，时代就像擦鼻涕用的纸手帕，新的，软的，揉一下就皱了，不待脏就扔了。人们还没有适应过来，一朝君主一朝臣就换了。而这个家庭的子弟们，总能在新时代来到之前，就能嗅出某种气味。那是山雨欲来的气味，凭着本能，他们知道大的动荡还在后头，这是不可阻挡的。他们要的不是永世的，而是那间隙处的一小片刻的安宁，繁华的，热闹的，门庭若市的，觥筹交错的……

　　她们家族的人都有旺盛的投机素质，这潜藏在他们的血液里，生生不息，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他们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于逆流之中爬上岸来，重获新生。说起来有点惊险，很富传奇性。直到1966年……谁也不承望1966年来了，转眼之间，说来就来了。那一年她十二岁，念初一。

　　很多年后，她也不知道1966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回家后做家庭作业，星期天的下午，洗完了头，晾晒着，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跳橡皮筋。如果时代不变迁，她大抵会这样一年年地长大，平安的，有少许记忆；这中间也会经历一些变故，身体的，思想的，一眨眼就到了微妙的青春期了，不说也罢。她会是一个让父母烦心的孩子么？脾气暴躁，爱顶嘴，偷偷和男孩子约会？真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她会暗暗地喜欢一个少年，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或者她同学的哥哥……长得很是书卷气。她为此苦恼了很长时间。又说不出口的，简直害臊得很。

　　也许她会和几个闺中密友偷偷交换一下对男生的看法，哧哧地笑着，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的。提起某个男生时，故意说他的坏话，语文不好，用衣袖去擦鼻涕……然而说的说，听的听，也都是心照不宣的。第一次来例假了，怎么也搞不懂这个劳什子，慌张，烦恼，喜悦。有一种莫名的骄傲……从此，是个小女人了。和她的母亲、姐姐没什么两样。

　　世界从此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口，她看到了些许光亮，密密的，刺得她睁不开眼睛来。她还有很多理想，只不知能不能实现它。她是茫然的。想出人头地，从平庸的人群里一下子跳将出来，脱颖而出。是有些虚荣心的，名利思想很严重：被许多人围着，宠着，像明星一样耀目。少女时代，她曾一度幻想做电影明星，像王晓棠，白杨，王丹凤。美则美矣，可是她们不

　　辜负这美，这才是关键。民间有多少美女，一年年地老了，无声无息，静静老死于街巷……她觉得愤慨。呵，她要被许多人追求，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在城市，在乡野；被人暗恋着，被人默默地怀想。她要建立功名，到处有鲜花和掌声，过富丽堂皇的生活。

　　她母亲总说她好高骛远，说，将来有你的亏吃的。母亲希望她能踏实一些，像她的兄姊一样念大学，结婚生子，不让大人操心。其实她自小就是个省心的孩子……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少年狂野的心一年年地遁去，成年后的她大约还是要回到庸众中去，过日常生活：考大学，工作，丰衣足食，平安而满足，慢慢失去了幻想。

　　她只是不喜欢日常生活，天生有抵触情绪，她害怕它，那里头有生命的消耗。同样是消耗，她希望用另一种方式完成。很多年前，她自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方式，现在知道了。她说，我没想到我会干这行，这事不能细想，一细想就觉得不可思议。她摇了摇头，脸上有隐约吃力的笑容。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方式，屈辱，卑贱，胆战心惊，可是既然做了，也就一年年地接受了。习惯了。

　　她是坦然的，毋宁说，这是对自己的尊敬。对于自己的职业，她从来不置可否，很少加以评判。可是话语言间，我听得出她是伤感的，话说到深处，她甚至会哭出来——当然，这是绝不允许的。她绝少回想往事，非常小心地绕过去，只在心里存着这块自留地，平时懒得去打理，任它荒芜了。这仍出于尊严。

　　只有一次，她提起她的家族，她祖上的荣光。门前车水马龙，各种时髦的人物进进出出……她自然未经历这样的气派场面。她是听她母亲说的。她母亲亦很少说起，她是大家庭的叛徒，革命青年出身，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信仰者。然而老了，体力溃散，热情一天天耗竭……她在太平的年代里谋得一官半职，到头来终究还是个母亲。有一次，她说起她年轻时代的理想，怎样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出走，投身于革命。

　　她母亲这代人是狠心的，对于亲情，物质，一切温暖的、具有柔软质地的事物，有着天生的免疫力。她气质清寒，对于少女时代的富贵生活，她是厌弃的，也丝毫不体恤。她家族人丁兴旺，繁衍极盛，各门派的子弟中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官、商、学、医……且都自立门户，冠冕堂皇。大的分歧是在1949年以后，支流中的不少人逃窜海外，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财产被充公，成为共和国的一分子，艰难度日。

　　她母亲的这一支则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是她的背叛，使得这个家族的一支在新时代里又找回了尊严的面孔。她们住在大院子的一个独门小院里，青砖铺成的甬道，四间正房，厢房的窗户前有一棵腊梅树，年年冬天，开得艳俏。她几乎是闻着腊梅香气长大的，清冷的，含蓄的，沁人心脾的。这是她成长的背景气味，这气味里有童年，缓慢的日子，冬天的太阳光。

　　旺盛的生活。

　　她母亲梳着短发，穿着列宁装，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她是果断的，干练的，也是细致的。

　　总之，有着50年代职业妇女的一切习性，健康，开朗，有公德心。体力充沛，正处生命的盛年，走起路来也兴致勃勃。她父亲戴着眼镜，身材高爽，脸庞清癯，典型的知识阶层的模样。他读俄文资料，偶尔也教她说两句俄语，“你好”，“再见”，他躺在藤椅上听着小女儿拙朴的发音，大声地笑起来。他有两套毛料西服，是从苏联带回来的，平时不大穿，后来也不时兴穿了，改穿中山装。

　　她姥爷死后，母亲把姥姥接过来同住，近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瘦小，白皙，戴着老花镜。

　　这个民国时代的世家小姐在晚年时抽上了烟，很安详，平时绝少参加女儿女婿的时政谈话，也不读报。她几乎生活在隔世里。读《红楼梦》和《镜花缘》，给远方的朋友写信，端正漂亮的毛笔小楷，半文言体。

　　她害怕下午时光，寂静的，无聊的，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看见光线，就会想起时间对生命无声无息的侵袭和腐蚀。她说，这是伤害。她敏感，洁净，爱美。每天衣衫整洁地打发时光……她文字优美，看上去是个惯于写信的人。对往事，她充满了感情；对现世，她是豁达的。信里有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风趣，略带着微妙的嘲讽，很是精彩。对于生死，她也有过一些精辟的议论，伤感的，宽容的，明朗的。她甚至会提及她们那代人年轻时代的爱情，开两句玩笑。物质生活，时装样式，在信里均有过细致的描述。她生活在从前的空气里。沉默，只因为她尊严。

　　小外孙女要是问起了，她才会“讲古”。这个家庭里，只有这个孩子对旧时光感兴趣。祖孙俩在院子的回廊前坐着，都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里。一个说，一个听，下午的阳光落在她们的身边：衣袖上，鞋尖上，眼睫毛上。

　　她那时也不过六七岁吧，还未念小学。她最初的教育是从这里得来的，不是鸡兔同笼，不是看图识字，而是旧京都的一场繁华梦。姥姥的叙述客观，公正，止于就事论事；也许她是伤怀的，然而她克制着，慢条斯理地说着，那样子也仅是在回忆往事。她有两个舅舅，比她母亲略长几岁，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去了台湾，也有说是定居香港。总之生死未卜，音讯全无。

　　两个舅舅都很聪明，是留法学生，按家族的意愿学了工商，回国后一个任职于花旗银行，一个做证券期货业。两个儿子性格差异很大，倒也都听话，温良，顺从；虽是富贵人家出身，没半点娇骄之气，做起事来兢兢业业。人也厚道——在外面不晓得，仅是在家里，孝敬父母，厚待下人，那是没得说的。姥姥说，世人都说富贵好，看得见的是那门面和排场，只当是呼奴唤婢，夜夜笙歌，其实这是外行话。看不见的才是那日日辛苦，奔波劳碌。挣一份家业容易吗？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没有永世的富贵，只有永世的操劳。单只你那两个舅舅，累先不说……她摇了摇头，叹道：人生究竟有多少意思可言？

　　为富不仁的观念，也许就在这时闪进了这个乳名唤做小雪的女孩的脑子里，使她略略顿了一下，产生了怀疑。自小，她就是个怀疑论者，很偏执。你说对的，她就说错；你说错的——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是错的，她也会好好想一下，到底错在哪？为什么错？她小小年纪，虽简单，也会人来疯，但关于是非、对错，倒有自己的一番思量。

　　她父亲盛赞她是“小思想家”，不人云亦云。母亲则很为她忧虑，“这种性格！”她皱着眉头想了想，仿佛一下子无从说起。夫妻俩由此说下去，延安时代，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凡此种种，她也听不懂。

　　她姥姥说，你两个舅舅是这等人物，不想你母亲却清贞坚决，性格刚毅，简直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她说着笑了起来，眼睛看着晴空，神情很遥远。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原指望她会平平安安地长大，嫁个好人家的子弟，荣华富贵，享乐一生。现在差不多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她这愿望，然而这方式她看不懂。

　　想来是值得庆幸的，在四九年的北平城（她一直把北京叫做北平），她眼睁睁地看着旧日的亲友逃的逃，散的散，有的生离死别，骨肉分离，包括她自己在内，有一种恍然入梦的感觉。然而她滞留了下来，这是她的北平，从小生活惯了的，冰糖葫芦，京戏，熟悉的街道和店铺，人力车，小胡同……很多显贵人家衰落了，朱门深锁，人去楼空。滞留下来的静悄悄地过日子，惶恐不可终日。然而她是安全的，女儿女婿都是光鲜人物，体面，忙碌，受器重。……然而说这些干什么呢？

　　有一次，她去街上走了一遭，回来的时候不太适应。她看见了很多标语，字是熟悉的，可意思有些不大明了。穿棉袍的人还是从前的，那穿列宁装则是现在的。她女儿也穿列宁装，在家里看着以为是普通装束，去街上一看才知是时装。许多店铺关闭了，女儿说是歇业待整。

　　北平城的上空艳阳高照，街上晃晃的都是人影子，看着有些头晕。听见锣鼓喧嚣的声音，喜洋洋的，然而街道有些荒落。

　　她颓唐了很长时间。她熟悉的北平城被带走了，物质的，生活习性的，趣味的……在新时代里，她是个外人。她看不懂很多东西，再说人也老了，不凑那份儿热闹也罢。后来她便习惯了。安之若素。

　　母女俩的感情很好，有一点她们是一致的。当女儿说起旧时代时，批判官场腐败，苛捐杂税，分配不均，她点着头，附和着，偶尔也举些亲历小事做佐证。说到底，那也不是她的时代，她的时代在民国，一个妙龄女子，衣食无忧，家世很旺盛。她对于时代的变迁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岁月，人的衰老，一世的平安。她也关心友谊。亲情。

　　她一生富贵，自然很难体味富贵的好处。然而片言只字，在她小外孙女的眼前却打开了一幅生动瑰丽的画面，她用她丰富的想像力，看见许多华美的人物走来走去，说着话，掩着嘴笑着，你方唱罢我登场。阔公子，俏小姐，适可而止的享乐主义。街上的电车铃，绸布庄里风尘仆仆的下午阳光，大饭店的服务生，烤鸭馆的跑堂，这些都是物质的。

　　精神方面则接近清扬、明亮，各种新思潮的涌入，治国思想。知识阶层穿着长衫，或者西装革履，虽未投身革命，也并非个个饱食终日，荒淫无度。……她并没有分明想到这一层，然而在那春日的太阳底下坐着，袖着手，低着头，眼皮子重得抬不起来。四周都是阳光，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身上仿佛出虚汗了。身体往深里沉了下去。

　　很多年后，她想起姥姥，总有类似的感觉：暖洋洋的，喜悦的，人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打着盹，突然一激灵，醒来时有点冷。这是物质的感觉。物质就是姥姥，像普天下一切温绵慈善的老人，上了年纪的，有点心事的，皮肤摸上去是软的，温暖的。谁不想有这么一个“姥姥”？有她罩着，童年永远是漫长的，人到中年的父母永远是精力旺盛的。冬天有火炉子，夏天吃冰棒，家里有姥姥。她是人世的底色，暖色调的，是保护色。她自古以来就在那儿，她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爱和关怀。有她在，所有人都觉得安全，人世才会有保障。

　　她姥姥死于1962年。事隔很多年后，她也无法确定这个老人施予她一生的影响。她影响过她吗？她于她是否很重要？不知道。很多事情是无法追溯的，也未必有源头。她教会她一些最基本的人世常识，带给她一点微弱的物质的刺激。

　　呵，她喜欢这刺激。旺盛，饱满，让人想起艳阳天，或者新棉布里散发出的棉花味，软，新鲜，愉快。小时候一看见布料，她就迫不及待地把鼻子凑上去，闻着，吸着，吐着气。她喜欢这气味，无边无际的，踏实的，像丰收和富裕。那里头的温暖，值得她用一生的时间去焐吸。那温暖……那温暖是贴心贴肺的。

　　很多年后，阿姐跟我回忆起她的成长史，每一个拐角处，她都剖析得一清二楚。她以此来论证她成长中的必然因素。她从不相信偶然。有些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她说，比如你遇见了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因为它们，你误入歧途，越走越远。人和事是偶然的，可是歧途是必然的。不遇见这个人，也会遇见那个人，总得有事。

　　她说，我注定要长成这个样子，这是天生的，没有第二种可能。如果时光能倒流，所有的错误我将重新再犯，而且很坚决。她笑了起来，很顽皮的样子，拿手挠了挠鼻子。

　　她如此坦荡，可是我觉得黯然。我试图与她辩论，我相信成长是神秘的。就那么一瞬间，三两个人，几件事，一些话语……使她稍稍犹豫了一下，从此改变了方向。我们每个人都是猝不及防的，茫然，空洞，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是说，人世就如迷宫，个人究竟有多少自主可言？走在其中的，冲出重围的……不说也罢。谁不是误打误撞的？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是不负责的。

　　阿姐不同意我的观点。她说，你太赖皮，也太悲观，这样可不好。她笑了起来，把双手合起来，夹住鼻梁，若有所思的样子。又笑道，不过也难说，一般悲观的人都会耍赖皮，自怜，

　　抱恨，翻脸就不认账。这是在撒娇吧？

　　我也笑，无以言对。

　　她不愿意为自己开脱。这是个无情的女人，她坦然，明白，冷酷，三十多年风雨飘摇过来的，经过了多少事！她不需要为自己找借口的，她负得起这个责任。一切全是她咎由自取。—

　　—她喜欢这样的解释。

　　她不喜欢她现在的样子，可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人生就像赌博，她说，我是必输的那类人，可是我心服口服。所有的劫难……该逃的我已经逃了，不该逃的再给一次机会，我仍旧逃不掉。

　　她很信命。对它很服从，五体投地。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贪欲，无耻，堕落，她软弱，也坚强。她善良，也邪恶。她是如此庞杂，身心像广阔的人世包罗万象。她是一面镜子，万物在其中都投下了无数的影子。她是自得的。对人世，她有自己的解释，也许偏激了些，可是总能自圆其说。她简直得意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