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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37岁，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1995年开始给大一学生教“法理学”这门基础课，连续上了8年
37岁的年轻博导姚建宗喜欢给法学院大一新生上“法理学”这门基础课，但是他有个习惯———“学生的名字，我从来不记。”
姚建宗解释，他这么做，是担心一个问题：学生成绩的公平。“我不希望自己知道哪个学生的名字，而在他的考试试卷上加印象分。所有学生在我眼里是平等的。”
这位大学老师说，每到期末考试，他总会接到一些熟人朋友的电话，要求给某某学生的成绩能高点儿。电话背后，是一些学生家长的运作。“现在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涉及到评奖、先进，还有保送研究生。”因此，不记学生名字，是姚建宗处理此类电话的一个“实践技巧”。
“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如果不能以公平正义的心来看待自己和他人，怎么能在将来的法律职业生涯中追求公平和正义？”这是姚建宗给大一新生强调的一个观点。
我国法学院课程的惯例，“法理学”一般安排在大一讲授。姚建宗从1995年开始教授这门法学院的基础课，连续上了8年。期间，他还给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讲过公共的法律基础课。
姚建宗还有个习惯。在法理课上，最前面的8节课，他会专门拿出来。“我和刚进法学院的学生们一起探究，什么是法律的信仰问题，什么是法律的人格问题。我希望对他们进行法律职业观念的启蒙，给他们作为‘法律人’最基本的东西。”
姚建宗说，也有学生课后追着说，老师你讲得太理想化，和中国法律的现实有差距。“我会真诚地告诉学生，我的说法不是惟一正确的答案。理论是希望理想状态的，但是还需要你们通过‘实践的智慧’，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本身的公正。”
姚建宗说：“教师是个良心活儿，真的。学生是不能随便糊弄的。”这位教授说：“当老师的，面对学生的眼睛，敢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讲的是真话，我讲的话是我自己相信的？”
喜欢真诚的姚建宗，用自己的贫穷出身鼓励家境不好的学生，他读大学时因为家穷，有强烈的自卑感。现在他都拿不出大学本科毕业时的集体照，因为当时没钱买。就连考研时的12元报名费，也是借同学的。“只要你对生活有热情，知识会给你光明的未来。”
“你一个博导，还上‘小儿科’的基础课，真是大材小用。”类似这种说法，姚建宗听到不少。的确，在不少高校，“教授一当，就逐渐淡出本科一线”的做法很流行。姚建宗说，他喜欢给学生上课。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他有种职业自豪感。“那种感觉很庄严、很奇妙。我希望我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时，也有这种职业自豪感。”
姚建宗不认为老师给学生付出了很多，也不怕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对一些问题也不知道。“好的教学，在互动中共同提高，对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有时候，学生问的问题，我想都没有想到过。我理解，这就叫教学相长。” (记者 王尧)
上讲台就像演员上舞台
王声湧 1982年调到暨南大学任教，1986年任医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曾获得“教书育人好教师”、“十佳授课教师”等省、部、校各级优秀教师称号。现每周给学生主讲“社会医学”和“流行病学”课
王声湧要从暨南大学到人民大会堂领“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怕耽误给学生上课，于是上飞机的前一天，他一口气给学生讲了3节课。
“我上课是有硬功夫的，不坐，不喝水，不停”。王声湧说，“我总觉得讲课中间喝水是很煞风景的，你看哪有唱歌的演戏的到了半路要叫停喝水的？”就这样，在暨南大学医学院主讲“社会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王声湧每星期都给近120名学生讲课。
“不管上讲台前多没精神，下讲台以后多像‘狗熊’似的，只要我往讲台上一站，就什么都忘了，生龙活虎”。王声湧说，“就像演员上台表演一样”。
“讲课讲得好不是天生的，后天的练习很重要。”王声湧说。为了上好他调到暨大后的第一堂课，在讲课的前一个星期天，他面对空教室把要讲的课从头到尾预讲了一遍。此后，每个星期天，他都对着空教室把下周要讲的课预讲一遍。这一预讲就预讲了一年半。王声氵勇说，这一年半的苦练，一是练表达，二是练计时，因为“不能贪污学生的时间”，三是练板书。
如此这般下来，每堂课讲完，王声湧却总感到有些遗憾，“每节课都有缺陷”，哪个问题应该少讲一点，哪个问题没讲透应该多讲，甚至还有问题备课的时候以为自己弄懂了，讲的时候却发现绕来绕去讲不清楚，原来自己还没有真正弄懂。
今年8月底暨大开学，儿子从上海回家探望父母，正赶上王声湧为第二天的“流行病学”备课。儿子说：“这门课你都讲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准备的，跟我和妈妈聊会儿天吧。”王声湧说：“我明天讲绪论，有个新东西得加进去，就是非典。”王声湧把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有关非典的最新数据找出来做成幻灯片，甚至把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还没发表的关于非典的研究成果要了来，先给学生们讲解。
“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你就应该把前沿的东西告诉学生，让他们掌握最新的进展。”王声湧说，“有些课我讲了几十年，但每年都要讲新东西。”
怎么样“把死的课本讲活”？王声湧的经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科研，这样才能将亲身体验拿到课上讲，而不会总是讲别人的东西。
“教师讲，学生听，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病。”王声湧说。所以，在暨大一共开设的10门新课程中，他最得意、认为开得最成功的一门是“社会医学社会实践课”。他把学生分成小组，利用两周时间，去社会上“发现”卫生问题，用卫生学的知识、流行病学的方法和统计学的技术进行调查、分析、推理，然后提交一篇论文。最让他得意的是，这些提交的论文有得国家级奖的，有得省级奖的，还有一篇发表到一个港澳台三地的学术会议上。
“我从来不把教师当一种职业，这是一种事业。讲课是门艺术，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完的艺术。”王声湧说。 (记者 包丽敏)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舒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认知实验室主任。她平均每周要为本科生讲3节课
在“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颁奖仪式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舒华谈的最多的还是学生———她的学生，她所研究的学生，中国所有的学生。
8年前，舒华被评为正教授的同年，她承接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的重担。“当时高校不大重视教学，评定职称也不怎么考核讲课的情况，而且，课时费又很低，几乎没有教授愿意给本科生讲课。”
尽管有很多行政管理工作和科研项目要做，舒华还是要求系里所有比自己年轻的教授必须上教学一线。3年来，舒华平均每周要为本科生讲3个课时。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教学。这与我的科研密切相关。”舒华上课最喜欢有学生提问和质疑，因为她所教的心理学研究方法都是她在研究中亲自做过的。
舒华的研究方向非常前卫，是汉语儿童阅读的发展问题。
“我们中国的文字不像英文等拼音文字，说出来的就是写出来的，从口语到阅读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的文字和口语相当脱节，完全是两套系统。这使我们的孩子早期阅读十分困难。所以中国孩子传统的学习阅读方式就是死记硬背。”舒华引用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看到中国《教育研究》上的一句话：汉字教学是千古难题。
“死记硬背地学习阅读，绝不是个好方法。”舒华期望的是让每个孩子都喜欢阅读。中国的文化传承有数千年，各种书籍典章浩如烟海，即便现在是数字时代，阅读还是人们最主要的学习方法。
已经卸去系主任职务的舒华，现在正带领一批人依靠科学、严谨的实验设计，利用很多现代尖端技术，通过对人的脑、眼运动状态的观测、分析、统计，了解语言在人脑中引起的不同变化，寻找那种影响中国人阅读的根本因素。
英语国家现在普遍公认“语音意识”就是这种根本因素，了解了它你就可以预期这个孩子以后的阅读。
新学期开学，舒华感到最高兴的似乎并不是自己获得了“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当然，我为此也很激动。因为这说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重视一线的教学工作了。”
舒华最愉快的，是她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第一套144本“分享读物”正式进入了实验阶段。
“我们找到了一些重要的影响阅读的因素，通过培训教师把这些因素引入教学。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系列能贯穿这种实验精神的读物。”喜欢做基础研究的舒华为了帮助那些有阅读困难的孩子，如今不得不关注研究成果的应用，她亲自给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老师们讲课。
“我们正力图转变一种观念。因为不论多小的孩子，他（她）的脑子里都不是白纸一张，他（她）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大人们要做的就是用建立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规律，启发他（她）学习。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蓝燕)
把理论解析成生动的故事
李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理论教研室主任。每次上李健老师课的本科生应该是100多人，可是学校必须每次都得给她安排300人左右的教室
李健老师的学生们期末考试前不用太着急，“货币银行学”这门课一多半的分数平时已经拿得差不多了。
学生们说，带“学”字的课程一般都是基础课，得背很多概念、公式，理论性很强，学起来枯燥，可李老师讲的这门“货币银行学”，学起来却很轻松。
“学生不感兴趣，是老师教学最大的失败。学生的兴趣来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李健说，最不愿意看到学生陷入平时上课没兴趣、考试前背笔记的局面。她经常会围绕教学要点找一些热点话题让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比如，最近人民币汇率是社会热点，就成了李老师课堂上讨论的焦点。
“应该把课堂上的一些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们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我的身份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参与者、引导者。”李健说，课堂上，她从来不去判断谁的观点对，谁的观点不对。作为引导者，她只是观察学生的发言中有没有偏离原理的东西需要纠正。
“学习的兴趣往往就来自参与。金融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基本的知识原理就够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让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他们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李老师说。
考试也随着教学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李健的课，笔试只占总成绩的50％，包括期中考、期末考和平时的一些小测验。毕竟货币银行学是理论性的基础课，该记忆的知识点还得考，笔试是不能免的。有25％的成绩来自课堂发言，只要课堂上张口说话都会得分，答案没有对错。李健说，她特别看中这25％，鼓励学生一定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一定要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敢于和别人交锋。15％的成绩留给平时的作业、每个教学阶段结束后的小论文，甚至包括为课堂发言准备的提纲。还有10％的成绩叫学风分，包括论文有没有抄袭现象，上课有没有迟到、旷课。如果本科生发表论文了，还有加分项目。
李老师要求学生成立学习小组，自主讨论，办学术刊物，甚至还鼓励和帮助本科生申请学校的课题。“一定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每年上李健老师“货币银行学”课的本科生应该是100多人，可是学校每次都得给她安排300人左右的教室，就这样，大家还得早点去占座。外系的、外校的学生都来听，一些年轻老师也来听。
马建春是李健的博士生，原来在大学里当过5年老师，也在教学方面得过不少奖，但还是对李老师崇拜得不行：“能把带‘学’字的基础课讲得那么引人入胜真不容易，刚进校的本科生对金融一点概念都没有，李老师为了讲得深入浅出，自己做了很多幻灯片和计算机课件，收集了很多案例，把枯燥的理论解析成生动的故事。”
作为理论教研室的负责人，李健在承担着繁重的本科、硕士、博士3个层次的教学任务和超负荷的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还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宏观管理问题研究”等大量的科研任务。
“教授既是教师又是科研人员。”李健说，自己要把两个角色都扮演好。其结果，是李健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节假日。(刘世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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