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没有上网。我家里现在有3部电脑，老婆、孩子用，我不会使用。让家里人都现代化吧，留下我一个小手工业者。大家都出去猎获食物，总得有人留守看家做饭呀。再者，我用电脑害怕破坏我的汉字书写，因为我爱好书法。如果修改抄写书稿用电脑省时省力，那让老婆孩子为我的书稿打印嘛。还有一点，我总觉得人的一生挣多少钱，当什么官，那是有定数的，写文章也如此，用电脑写得那么快，我哪有那么多文章要写呀？我见过一些人上网有了瘾，我也害怕上瘾，世上的毒品是很多的，鸦片是毒品，麻将是毒品，茶是毒品，读书和上网也是毒品，凡是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

　　谢有顺：电脑和网络，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使用工具，那是很好的东西，但上网特别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控制得好，它为你所用，控制得不好，它就会成为毒品。我理解你说的对书写的感情，写字的人都喜欢字，自己的字看起来舒服，有感情，跟母亲做的饭一样，每次回去，还是觉得她做的饭好吃，胃有感情，连笔都有感情，用熟了手的笔若丢了，心里会难受好长时同。

　　贾平凹：应该是的，你用长矛和用火药，战争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但从大的方面上，它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而具体来讲，针对一个写作人，它仍还是一种工具。我问过几个已使用电脑的同行，他们在换笔过程中都需要一段时间，我对机械性的东西感觉非常差，手指不灵活，一紧张手就不听指挥了，家里有车我不想开，自行车当年都没骑好，骑自行车我的腰摔断过，碰过不下5个人，一遇到紧急时刻，大脑就不指挥了，眼睁睁往前冲了。最早记过五笔字型，记不住，也学过形象码，还是记不住，用拼音吧，我小时候没学过拼音。我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到现在学不会，指头特别僵。我想，我可能是很笨的那一种，像一只狗吧，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子里钻，把鸡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一个生命的事情有定数，比如你活多少岁，上帝知道，造你的时候就知道了，知道你的一切一切。一生写多少字那也是有定数的，我已50岁了，本来两年写的东西让我一个月写完了，那一年零十一个月干啥？写作里边有欢乐，就像农民种田的过程有一种欢乐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它有欢乐在里面。我母亲看我在那儿写文章，老觉得我太累，说你不要写字了，她不知道我写文章，以为我只是写字，一天坐在那里写要累死了，但我觉得乐趣也在那里。几十年都在用笔写，突然用机器写，那对字的那种快感，那种敏感没有了，与其花半年时间来扭转思维，改变习惯，真还不如让我慢慢消磨我的生命，慢慢在字里玩着。

　　谢有顺：你除了写东西外，娱乐的东西太少。现在的年轻作家可不是这样，他们有很多的娱乐，生活安排得非常丰富，除了写作之外，他可以去上网、去酒吧、去旅游，有很多写作之外的消遣方式。不单从写作中，他还可以从很多地方获得生活的快乐。我知道很多作家，他们是把写作当作一件事情，是任务，每天写多少字，写完了，他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贾平凹：各有各的消遣办法，我在写作之余，搞书法绘画收藏，然后去坐茶馆，打扑克。我是白天抽空写作，从不夜里写，夜里画些画后就差不多都在茶馆。我的生活方式是放纵型的，是别人认为的“不卫生”。我写东西喜欢拉上窗帘，我书房的窗帘几乎永未拉开过，白天晚上都亮着灯，烟瘾又大，总是烟雾腾腾，习性有点像林彪，怕风怕冷，饮食简单，又饥不得饱不得。但写作时房子一定要干净，桌子上不干净，地板上不干净，就无法写下去。

　　谢有顺：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困惑，想问你一下，陕西为什么很少出女作家，这是跟陕西这个地域有关系，还是陕西有一种压抑女性的文化？

　　贾平凹：陕西也出过好多的女作家呀。年纪稍大一点的，比如李天芳呀，较年轻的叶广苓呀，还有很多。声名在全国响的不是特别多，不像上海、北京和武汉。陕西的传统文化积淀太厚，民间重男轻女风气严重，还是受这方面影响的。

　　谢有顺：西安男人有什么特点？

　　贾平凹：西安人的性情里，历来“生、撑、硬、倔”，上海人不管诚信不诚信，礼节是做得很到位，西安人这方面做得差。地处西安，高而寒，人性硬，易出圣贤，更易出蠢笨。我讲一个故事，说是一天早上，有两个人都骑了自行车要去办急事，但在交通大学门口的马路上相撞了，就互不原谅，吵得一塌糊涂。嘴上吵着，心里又都急，就想着若有人调解一下就好下台去办事了，这时交大校门口出来一个老教授，也是陕西人，两个骑自行车的就让老教授评理，当然各说各的理，老教授听完，说：就为这事？这是打的事。吵哩！你想想，一个老年人，老知识分子，名校的老教授，他都是这个主张，一般人是什么观点可想而知了。所以西安人在街上吵架的少，打架的多，男的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

　　谢有顺：家里呢？

　　贾平凹：家庭的情况是一旦吵开一次，第二次就控制不住了，一旦摔一次杯子，那以后家具都可能遭摔了。我见过一些熟人，早上碰着，嘿，戴了墨镜了，脸上又有血道儿，问怎么啦，说昨儿夜里被树枝剐了，可谁都明白夜里两口打架了。有人给我讲了吴天明的故事，吴是著名导演，他的《老井》在东京获了大奖，出了会场，正得意着，走在地铁口却见两个人在那儿站着，还拿了牌子：“我是中国人，我没有买票。”吴天明觉得奇怪，过去问怎么回事，那两人说他们没买票让人家抓住了，要罚款，没钱，人家就让写个牌子在这儿示众。吴气得一把将纸牌夺过撕了，大骂了一顿，最后问他们哪里人，回答说上海的，吴又骂了一通，各踢了一脚让滚。旁边的警察过来，警察听不懂吴在说什么，吴也听不懂警察说什么，一看吴的气势，好像是大人物来了，吴就用陕西话说：操你妈！警察还哈腰点头。吴就扬长而去了。我听了后，觉得这是吴天明的气质，只有西北人会这样。西安人接电话，开口就是“咦！噢！噢……”从来不说“你是谁呀”，如何如何。如果你拨错了，对方会说：“错了！”甩了电话，这还算客气的，狠的就骂你，若你问，这是哪里呀？必是“火葬场！”在西安，主要以面食为主，面食在中国是有名的。这面食把陕西人吃得胖乎乎的，尤其关中人，都是盆盆脸，肉厚脖子粗。这个饮食呀，和人的性格形体有直接关系，见啥都能吃，给啥吃啥的人多平庸。陕西人买衣服多在北京买，上海的衣服窄呀。长期呆在这儿，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可真正让离开这地方，又舍不得了。

　　（摘自《美文》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