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1日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德国哲学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百年诞辰。围绕这一盛事，新年伊始，德国各地的纪念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哲学家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他们频繁穿梭于各学术机构举办的纪念研讨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中不少人都抱着这样一个愿望，在新保守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振法兰克福学派的左派批判传统。而鉴于阿多诺本人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的身份，音乐界也不甘落后，学术报告会之外，音乐会自然必不可少，演奏的曲目除了阿多诺自己创作之外，还有他为之毕生钻研的其他音乐大师，例如勋伯格等人的作品。而阿多诺的故乡法兰克福自然也不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促进旅游业。

　　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版界当然不甘寂寞，除了再版阿多诺本人的著作和研究他的学术著作之外，8月初，三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各自的阿多诺评传，近年以来，只有在歌德诞辰250周年时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足以显示阿多诺在德国精神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本传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米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所著的《阿多诺传》（Adorno. Eine Biographie）。在德国出版界，似乎有这样不成文的惯例，出版某位作家全集的出版社理应也出版一部权威的有关该作家的传记作品，否则似乎就是失职。而该传记正是出自《阿多诺全集》的出版商，久负盛名的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作者曾亲炙于阿多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年，并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述，是德国许多重要工具书中“阿多诺”辞条的撰稿人。即便有了这样的基础，作者还是殚精竭虑，在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资助下，成立了多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协同奋战，费时六载才大功告成。这是一部典型的生平——著述（Leben und Werk）传记，作者参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全书1032页，其中仅参考文献就占达300多页，足见作者用功之勤。传记以年代为顺序，在叙述阿多诺生平的同时，也对阿多诺各个时期的著述进行全面的阐释和评价，大体说来，客观公允。而从中规中矩的文风和体制上来看，该书也堪称标准的学院式学术专著。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或许是一本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逾越的典范之作。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本书显得过于高寡，批评者甚至认为全书语言晦涩，冗长拖沓，精简一半也不算过分。

　　而同是阿多诺弟子，克劳森（Detlev Claussen）的《阿多诺——最后的天才》（Theodor W. Adorno. Einletztes Genie）则可读性要强得多。虽然作者也对传主的重要著作进行了剖析，但采取的主要方式并非是外在的阐释，更多的则是通过阿多诺的书信、谈话让其“现身说法”。相对而言，这部传记的重点并非在于著作，而是生平。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阿多诺的生活细节，描写了他的交往，但是阿多诺一生的遭遇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的，在他身上反映了20世纪那一代犹太知识分子（霍克海默、克拉考尔、列文塔尔）的共同境遇，因此这也是一部极端时代的传记。虽然这本传记的篇幅只有前一部的一半，479页，对于描述阿多诺来说似乎相当，但仍有批评家认为，此书前后重复之处太多，剪裁失当，有赶在百年大庆之前仓促出书之嫌，而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众多弊端之一。

　　普通读者或许会对前两部教授写的传记敬而远之，那么适合他们阅读的就会是以下的一部传记：《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Adorno.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作者是记者出身的耶格尔（Lorenz J□ger）。如果说前两部传记试图以阿多诺的经历来说明其思想的话，本书则反其道而行之：信手拈来的“语录”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一个目的，将神坛上供奉着的思想家阿多诺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20世纪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时局里，作为一名犹太知识分子，阿多诺少年早慧成名，中岁流亡异域，晚年声誉日隆，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在耶格尔的笔下，阿多诺是一个敏感、固执、矛盾、充满情趣的人。作者还善于将逸闻趣事融入其中，使叙述更加生动活泼，这正是记者的看家本领，所以有人将这部传记称为“哲学侦探小说”。作为畅销传记作品，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而哲学专业人士想必也不会去较真。

　　值此百年盛事，世界各国的文化界、学术界自然也不会错过展示自己水准的机会。我国届时也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就包括今秋北京歌德学院将邀请《阿多诺传》的作者米勒－多姆赴京演讲，据悉这部作品的版权在德国出版前已被国内某知名出版社购买，希望译本能早日问世，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