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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农村学生减少使中国大学“弱智”化

  在我半年多以前的一篇长文中,分析了缺乏农村学生如何导致大学生素质的下降。今年春节前,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报道遍布媒体。这使我不得不把这篇被“埋没”的文章翻出来,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
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温家宝总理也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新华社1月4日)

  关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后果,媒体多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讨论,很少从效率的角度来着眼。实际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把农村学生排斥在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公平问题,而且还是大学生平均智商的下降,这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对教育问题很少有量化的研究,许多事情只能凭直觉判断。比如,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的大学生的成就比起三十年前那一代大学生简直差得太多。三十年前大学刚刚恢复招生,许多考生在农村插队,荒废多年学业,只能临时抱佛脚应试,更多的考生则是根本没有学业可荒废,因为从小学起就赶上“文革”。记得我读初一时,看连环画都不看字,几乎和文盲差不多。后来知道高考恢复,突击两年复习资料完事。这哪里算教育?即使进了大学,连基本的参考书都找不到。在如此贫乏的知识土壤中读完大学的人,和下一代从小就进行“智力开发”的独生子女怎么可能相比?但是,真论成材率,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代大学生厉害。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三十年前大学难考,进去的即使不是百里挑一,也是十里挑一。1979年在北京高考,你即使上最差的大学,也是27个里面取一个。这样的选材率和今日的大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使我想到了哈佛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 J.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该书有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智商是天生的;第二,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第三,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教育固然可以开发既有智商中所蕴涵的潜能,比如把一个聪明的穷孩子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但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第四,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

  CharlesMurray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他称中等智商的人不应该上大学,也很难上得好大学。因为大学本身是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智商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从中受益。不过,他分析了美国大学20世纪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比如1900年时,美国的大学生仅占18-21岁人口中的4%,如今则有75%左右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按说这会稀释大学生的智商,但是从各种数据判断,现在的大学生智商比一百年前要高。为什么呢?因为一百年前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弟能上大学,绝大多数人根本无缘竞争。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支持退伍军人的免费高等教育,于是有220万退伍军人走进大学,一时间,一半的大学生都是退伍军人,出现了许多“大老粗”拖家带口搬进常春藤的现象。当时许多教授担心,这些没有教养的人会破坏哈佛耶鲁等名校精英文化的品质。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代粗人竟是常春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二战后这种平民化倾向有增无减,有色人种、妇女都挤进了大学。各种奖学金的设立,使穷人、外国人甚至非法移民也能上大学。这样,大学选材面宽了,虽然不断扩招,但是竞争力反而更高。过去的4%也许就是从5%的人口中选的,现在的75%则是从90%以上的人口中选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大学生的平均智商当然就高了。

  由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看出中国大学“弱智”化的倾向: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据《广州日报》),与三十年前27个考生中仅有一个能进大学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而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用个简化版的算数来演绎:如果这23%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的聪明人。如果这23%仅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选拔,那么几乎所有智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按CharlesMurray的说法,这其中有很多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虽然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例还不是零,但按智商分布的理论推算,农村学生越少,大学生的选材面就越窄,平均智商也就越低。

  可见,中国大学城乡学生比例失调,早已不仅是个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个效率问题。我们正在抛弃一大半人口中的那些高智商学生,并用城里智商相对低的学生充数。这就造成了中国大学的“弱智”化,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政策,要有巨大的转变。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否则,中国一部分最好的大脑,就永远会处于“休耕”状态。(薛涌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刘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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