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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期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简报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建同:

  我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作为一个参与过许多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和大家谈谈自己对过去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认识和体会,以便与大家共同交流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谈到的一些活动主要是教育部所参与推进的工作,各地、各行业部门在此期间也开展了许多工作,我就不涉及了。第二,我所参与过的这些活动,今天在座的一些老领导当时都领导了、参与了。所以,如果我有些地方讲得不够准确,或者说有些不太合适,还希望领导和各位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部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兴起于19世纪下半期的洋务运动。起初我们的职业教育叫实业教育,当时的实业学堂教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的近现代技术。后来,我们的实业教育向两个方向发展了:一个主要是理工科类的高等教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职业教育。到了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我们开始正式使用职业教育这个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职业教育又是在学习借鉴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那时候的双向交流很少,我们基本上是以学生的态度来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框架等基本是照搬他们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革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我们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开展了非常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确确实实是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可以说,这样一些学习借鉴活动,使我国职业教育的的发展得到了外部的一定支持,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和参照标准,也少走了一些弯路。应该说,实践已经非常有力地证明,积极主动地开展和扩大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条十分宝贵的重要经验。从课题研究的角度说,对这30年的研究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可以按主题,也可从按年代进行断代研究,如讲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分别是怎么样的,还可以按照我们合作交流的对象来分析。这里,我想按照交流合作对象的序列来介绍一下过去30年的有关工作。我们在过去30年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象,一个是国际组织,再一个就是不同的国别。同时,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还应该加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香港和澳门在上世纪末之前都回归了,台湾的回归之的路还要继续往前走。

  一、关于我们与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在职业教育领域,我国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并发展了很多合作项目。对职业教育影响比较大的一是世界银行,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我就重点谈一下我们与这两个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1、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与该机构的合作,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展的比较早的职业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活动。1990年和1996年,我国政府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贷款协定》,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加上我国的配套经费,两个项目共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支持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个世界银行职业教育贷款项目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的第7个教育项目。这个项目从1990年8月23日开始,至1996年底结束,历时6年多,若从酝酿算起则接近12年。第二个世界银行职业教育贷款项目在第一个项目执行期间就开始研究争取了。到1995年,经原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最后在1996年9月,我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了新的信贷协定,决定从1996年第四季度开始执行该项目,到2001年第四季度结束。目前,这两个世界银行职业教育贷款项目都已全部完成。两个项目的执行期均是5年,还款期是20年。

  根据与世界银行达成的协议,这两个项目的总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中国整个职业教育系统的能力和办学效益,认真解决好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项目的执行还是成功的,主要成果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一是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我们项目学校的办学条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许多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不是太好。二是更新了项目院校的办学理念。三是推动了整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四是推动了职业教育改革。五是推动了职业教育管理工作的改革。六是推动了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合作。当时我们要求项目学校都要建立有行业企业代表参加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和专业咨询委员会,这些工作对于我们现在所推行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培养模式也有很大意义。另外,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当时德国政府同时向我国提供平行赠款600万马克,后来追加到几千万马克,全部用于北京、上海、辽宁三个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建设。两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虽然只覆盖了150多所职业院校,在当时我国1.7万所职业院校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学校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意义非同寻常的,对后来我国职业教育的整体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借鉴。

  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两个项目都结束了。但是,世界银行和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还在继续。当然,我们和世界银行对职业教育的观点也是不尽一致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提出了一些我们非常不能接受的观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2004、2005年,我们还是同意让世界银行参与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的一些调研活动,其中就包括职业教育的题目。前不久,世界银行还支持和参加了我们在天津举行的2008年职业教育高峰论坛。与世界银行的交流与合作,总体上讲,对改革开放之处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从有利于我国整个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后,我们仍应该与世界银行在职业教育领域继续保持和发展好交流合作关系。

  2、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我们与该组织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我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也开始展开。在职业教育领域,交流合作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召开的有关会议。1991年,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我国山东泰安召开了农村教育研讨会。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我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亲自到会并讲话。他指出,职业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扩大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的交往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开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积极参与国,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很大贡献。进入新世纪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些活动,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教育项目中心(UNEVOC)的建设和发展工作。这个组织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的,1992年正式成立。在该项目筹建阶段和成立之后,我国都给予了很多支持,并积极参与了有关活动。1995年,我国决定把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作为该中心在中国的中心成员。为了支持和配合该中心的工作,多年来,我国派出了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参与有关活动和一些重要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做了很多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组织开展了一些职业教育专题培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我国几乎每年都举办或承担了有关职业教育方面的研讨会或培训班,特别是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承办的亚非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已经搞了很多年,主要是面向亚洲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职业教育工作者和职业院校教师开展培训。承担举办这些活动,是我国对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为了支持这样一些活动,上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我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还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在保定建立了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现在已交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管理。

  总体上来讲,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活动的互动性非常强,一方面他们支持我们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为第三世界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支持。

  二、国别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1、与德国的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都开展了的交流合作,其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就是与德国的合作。大规模的中德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活动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目前已经进行快30年了。当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我们与前东德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当时建设的一些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除了前苏联外,前东德也是参与其中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发现德国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非常大,很希望学习和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来改革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而当时德国对中国也很感兴趣,它也有能力和条件在职业教育领域对我们开展比较大规模的、带有援助性的合作活动。至少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近20年,德国和我们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带有外援性质的。在德国经济合作部的支持下,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国际培训协会等机构纷纷来到中国,以推介“双元制”经验为重点,在我国前后共设立了40多个合作项目,进行了长达二十六七年的合作。

  中德职业教育的合作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德两国政府于1994年7月专门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当时中国的李鹏总理和德国的科尔总理亲自出席了《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这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专门就发展职业教育问题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协议,它既是当时中德两国十多年职业教育合作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德在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我国在职业教育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和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成果。直到现在来看,《联合声明》的一些观点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联合声明》指出:“一个良好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是取得经济成就,以及使社会从总体上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基础上所改进的职业教育,将有利于改善人民的就业前景并从而改善其生活状况”。在《联合声明》的框架下,成立了中德职业教育联合工作小组,并连续进行了五年的政策对话。

  在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德职业教育合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之后,教育部直接参与的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中德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项目。这个项目由教育部职成教司与德国国际培训协会(INWENT)共同组织实施,项目第一期是三年,现在已经结束了,共培训了我们的1000多位职业学校教师和300多位校长。目前正在实施第二期项目。当然,还有一些合作项目是由德国设在中国的一些机构与其他部门或地方开展的。有可能的话,我们的课题研究对这些活动也应该予以关注和研究。

  2、与澳大利亚的交流合作

  我们与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1994年和1995年,中澳两国间开始互换政府职业教育代表团,研究探讨设立合作项目事宜。2002年3月,启动了中澳两国政府间最大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中国—澳大利亚(重庆)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该项目由我国商务部、教育部、重庆人民政府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援助署、哈索国际公司等共同组织实施。项目自1998年开始设计,2002年3月正式启动,2007年8月结束,执行期五年半。澳方投入近2000万澳元,中方配套资金500万澳元。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为:一是更新了职业教育理念,促进了政府对职业教育工作的进一步统筹和协调。二是探索建立了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在重庆市建立了8个行业职业教育协调委员会。三是制定了一批岗位职业能力标准,开发了一批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和教材。四是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改善了项目学校的办学条件。五是加强了实训基地建设。六是为重庆市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支持与帮助。七是培养锻炼了一批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管理能力的职业教育教师和管理者队伍。八是形成了中澳职业院校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个项目的成功,不仅对重庆市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对全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3、与加拿大的交流合作

  与加拿大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有点特殊,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后来没再往下做。项目的名称为“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时间从1990到1996年。期间,中方共有29所职业院校参加,加拿大有32所社区学院参加。项目在我国分布到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个项目的成果也很大,一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进一步贴近了市场,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对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设置专业的原则和办法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供给导向的职业教育转向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项目,我们引进了能力本位(CBE)的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的课程开发方法,对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本世纪前几年的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企业积极参与职业学校的专业开发与教学开发,项目的实施推动和支持了职业学校董事会和专业顾问委员会的建设。当然,我们现在搞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在机制建设上比它则更进了一步。三是通过项目的推动,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成为教学工作的中心,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受到进一步重视。看看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应该说,许多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是很有开创性的。

  回顾过去30年,与我们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国家还是比较多。像大家比较关注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这些发达国家,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与他们在职业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很多交流和合作。目前我国推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借鉴了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许多经验和做法。至于美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些人认为美国没有中等职业教育,也没有影响到它的经济发展,因此对我国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不同看法。其实,美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依然是很发达的,尽管美国像我们这样独立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很少,但它的高中学校中70%—80%都开有计学分的职业课程,许多学生要想高中毕业就得拿一定的职业课程学分,这对学生就业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作用。

  再就是过去30年,我们与日本、韩国等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合作。作为一个课题,对这些合作活动应该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三、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和合作

  1、与香港的交流合作

  在过去30年中,香港作为我们联系外部世界的桥梁,对内地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当时很多东西都是通过香港引进和借鉴的。香港本地对内地职业教育的支持,主要是由设在香港的华夏基金会推进的。华夏基金会职业教育发展项目到现在已经做了27年,尽管项目不大,但在内地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中,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这个项目已经支持辐射了全国100多所职业院校,引进了一些国际上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香港在帮助内地培养培训职业教育师资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他的就是香港的一些爱国人士通过慈善捐助对内地职业教育给予帮助,比如邵逸夫先生、郑明明女士、曾宪梓先生等等,都对内地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

  2、与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

  台湾的职业教育和大陆的职业教育是同源的。台湾地区实行的《职业学校法》是193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1967年的时候,台湾地区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前几年又进行了一些修改。祖国大陆一直与台湾地区保持着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以民间方式开展的交流与合作活动非常多。现在来看,台湾的职业教育发展也还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比如台湾的中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削弱的很厉害。当然,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搞职业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人士对此有一些看法,向我们建议在职业教育方面不要走台湾的路,不能把中等职业教育取消了。

  四、“走出去”的中国职业教育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职业教育领域,我们不仅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而且也逐渐走出去,努力为其他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虽然我们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规模目前还不很大,但我们已经起步了。2001年,我们教育与埃塞俄比亚教育部政府签署了《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我们先后派出专家达五十多人次,对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提供比较长期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在商务部的支持下,我们还协助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目前,与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合作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希望进一步往前推进。

  这几年我们还多次举办了亚非地区职业教育培训班,受到了参加培训的相关亚非国家人士的高度评价。这些工作对今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终身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走出去”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职业教育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形成的中国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意义。做好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工作,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我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回顾过去30年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工作时,我们要有战略眼光,要努力使我国的职业教育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对此,我抱有坚定的信心。

  中国职工教育与职业培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毕结礼:

  职业培训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

  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得到了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充分肯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概括:

  一是职业培训的就业前培训。就业前培训由旧的、单一的技术培训,目前已成为支持素质就业、保证质量上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一个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建设为中心、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核心要素的就业前职业培训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是使职业培训更加有效地成为新时期新的就业制度的有效手段。

  二是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创业培训也由开始的失业者的创业培训,拓展到大学生的创业就业领域,已成为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策略之一。

  三是职业培训的在职培训,通常称为企业内培训,也可以叫岗位培训。不管叫什么,都是在职培训。在职培训也由开始的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发展到员工素质的全面提升阶段,特别是高级人才培养制度,技能大奖和技术能手的建设,使培训制度的建设向现代培训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

  四是产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建设不断提升,包括技工学校、综合培训基地、培训中心等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从无到有,不断壮大。

  五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从无到有,形成了国家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对促进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特别是技能人才培养产生了重大影响。劳动预备制度、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等等,都是国家人才发展、企业培训、人才培训的重要发展。

  总之,一个以人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带动了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大发展。回顾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30年的发展,凡是见证人和对职业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证书有兴趣研究的工作者都对以下一些重大事件记忆犹新。

  一、 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1978年2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和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职业教育是永远不能脱离的,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他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了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工业建设中发挥作用。总设计师的这一论断,对促进职业教育培训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加强职工队伍素质建设,发展职工教育培训事业奠定了基础。经中央批准,1980年4月28日成立了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将职工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决定奠定了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确立了职工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同时,我们通过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种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的职工教育、企业培训是同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是同国家的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密切相关的。所以,研究职业教育要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研究职业教育、企业培训,要研究劳动制度的发展。先研究劳动制度,再研究教育制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又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培训事业,并将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和保证措施之一,各级政府、企业都把职工教育列入工作日程。

  1987年7月,劳动部、人事部为了贯彻上述政策,制定了一个国务院批准的文件——《关于执行暂时聘任制的制度》,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职工教育工作的促进起了重大作用,培训与聘任相结合。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用人机制、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职业培训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劳动制度改革了,经济体制变了,我们的培训制度如果不改,就不能适应新发展的要求。为此,1993年6月、1994年9月,劳动部两次召开全国培训工作会议,贯彻国家改革的精神,提出职业培训改革的新思路,这种思路到现在还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即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以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以依据,以灵活的职业培训和社会化管理的职业鉴定为重点,以职业竞赛为推动力,以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改革发展的框架模式。

  2006年,在《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意见》中要求,在企业建立企业培训师制度、技师研修制度和现代学徒制度。这三大制度是现代企业培训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职工教育培训协会全力在研究如何把这三项制度落到实处。这三项制度的出台对推动新时期的职业培训、新时期的职业资格证书,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

  1956年,我国工人技术等级制度确立。到1994年,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出台,我国的技术工人考核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198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提出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双证书制度,并于1984年写进了劳动法。这也是第一次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写进法律,确定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法定地位。之后,职业资格证书在实践中不断健康发展。

  职业分类、职业标准是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基础性工作。国家从1989年10月开始修订技术工人技术等级标准,标志着新的职业技能标准工作建设开始。1995年5月,我国第一部职业分类大典问世。1996年6月,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要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学历证书重要是毫无疑问的,职业资格证书也重要也是毫无疑问的,两者并重,不能说谁比谁重要、谁比谁不重要,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的“并重”。我们研究就是要研究国家文件的发展脉络,从中发现发展的思想。这里提出的并重,是符合人才建设、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党中央关于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国人才概念和人才战略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国家教育战略(包括职业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的重大调整。

  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证明了这一点。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新时期新的人才培养标准,即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这是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时期、新的人才标准。这八个字“品德、知识、能力、业绩”,现在国家正在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考核机制,兼顾品德、知识的人才评价体系。你想干,得会干,会干还得干得好,干不好是不行的,干好就是业绩,会干就是能力,你能不能会干、能不能干好,当然得有品德、有道德、有知识。我们要重视知识,因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没有知识的支撑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会干不行,还得会巧干。别人一个小时干完,你半个小时干完,这就是巧干。巧干要靠能力、靠知识,靠我们平时不断地学习。学习型企业、学习型人才也是我们的发展目标。

  1995年5月,在全国推行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表彰制度,技能大奖和技术能手表彰制度是职业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三、技工学校的改革

  技工学校的改革发展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如何使技工学校更加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这就需要改革。2002年,劳动部出台了技工学校16字改革方针,即:“调整布局,提高层次,突出特色,服务就业。”这16字方针使技工学校改革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当时技工学校招生滑坡,招不到生,就不了业,这时候劳动部请专家研究出台了16字方针,技工学校受益匪浅,学校减少了,规模扩大了,质量提高了,就业提高了。现在“订购”学生非常困难,不是就不了业,而是找不到学生。当然这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系,但更关键的是由于技工学校改革,学生的层次上去了,就业自然也就好了。所以这16字改革方针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四、回顾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制度的同时必须回顾劳动制度改革。

  1980年7月,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脱节的弊端,要求改革中等教育单一化与经济建设的脱节情况。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市建设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提出,大力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对关键性的岗位未经考核合格不准上岗的制度,要普遍建立待业青年培训,逐步使未培训过的人员经过培训再就业的制度,即先培训再就业的制度。要研究就业,要先研究培训,尤其是我们培训如何为就业、为经济服务。

  总之,30年的经验太多了,有经验、有问题,在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中存在着重学历、轻能力,重物轻人,重学历教育、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倾向。应该说,这种倾向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希望我们的课题研究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重大价值的参考。

  

  中国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所长马树超:

  改革开放后30年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我们研究所于1990年建所,至今已经成立2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研究所建立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的一件大事情。对于我们所,德国政府投入了1300万德国马克,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职业教育改革开放的见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所建立的重大意义,除了对职教本身的推动和交流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在机制上学到了很多。1300万德国马克不是我们所里自己用,是由德国专家组专门管理,规定了三个“1/3”,所长看不到钱。1/3是德国专家在这个项目上的开支,1/3是我方的人力资源开发用的钱,还有1/3可以买硬件、买电脑,但都得三家报价比价后购买。我从市政府研究室转到职成所当所长,买一套办公设备,18天没买下来,开始我不适应这种做法,后来他们告诉我,从机制上防止出问题。至今为止,我们买一些大件都是要三家报价、比价后购买。

  作为序言部分,我很强调一件事,加强职教科研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去年10月份,中华职教社给国务院写了一个专报,关于当前职教大发展背景下加强职教科研,国务委员陈至立专门批示:加强职教科研,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在这里我重提这句话,是想强调,对于职业教育后30年的发展,职教科研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很好的规划,这是一个序言。下面我说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层次将逐步提升。

  据有关专家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实际上,我们目前预计到2020年可能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整个经济在衰退。但是在2015年之前,我国由于大量农村地区的建设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整个建设的任务还非常繁重,因此重化工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为大发展时期重化工业非常重要。

  2020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有可能经济增长转向服务业,这时候白领岗位就要增加了。根据现在的经济结构,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根据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传统白领岗位占25%左右,即四个人就业里,只有一个人是白领。所以现在每年高校招生580万左右,实际上有330万左右无法进入传统的白领岗位。所以本科就业难于高职,就是没有按照当前的就业结构来培养人才。

  近几年,职教的规模仍然是以中职和专科层次为主,估计再过六七年,重心高移将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个观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必然推动职教的教学模式转型。

  为什么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呢?因为它的产业周期短。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大大增加。我现在到外面作报告,人家在电脑上一查,马树超做过什么事,在网上马上就查出来了。最典型的是今年春天,我在德阳的东方汽轮机厂作调研,给德阳市委、市政府做一个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到东方汽轮机厂以后,他们副老总出来接待我。他们的教育局局长为了增加马所长的影响,就介绍马所长怎么样。人家副总说你们不用介绍,昨天晚上我们在网络上都查明白了,3分钟搞定。这就是信息社会。而如果我们的教师仍然按照传统的工业经济的一套知识传授方式来当老师,那你就可能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在职成司论证中职师资培养培训包的时候,福建师大一个计算机系的主任拿出一套方案说:“这是我们未来两年开发的计算机专业教师培训包。”当时我就对他评论说,你作为计算机系的主任,你知道IT的技术周期是多长?18个月。等两年以后,你这个以知识为主的计算机培训教师的软件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们提出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职教模式转型。刚才我打开陈传周老总的电脑,是Vista,我们习惯于XP的,很多东西不习惯的都要调整,你不调整就要漏掉很多东西。

  因为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职教模式转型,所以我们的培养目标要从偏重理论知识和文化技术转为态度、知识和技术技能。学习制度、产学合作、工学结合、弹性学制结合,学习制度就改革了。辽宁交通专科学校根据冬季的季节性特点,路桥专业学生的实习从5月份开始到10月份,不放暑假,学年制度打乱,必须要进行调整,作为高职教育的特色就是这样。今年2月份, 一些地方遭遇雪灾,很多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不放寒假,而是深入到第一线实习。这就是职教模式转型学习制度。教学内容强调校内、校外一致,行动导向要重于书本知识、重于书本教学,我们要注重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在美国的华人学校里讲“西安事变”,要求你要培养创造性人才,所以不讲时间、地点、人物,而是讲如果中国没有“西安事变”,今天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当时被枪毙了,今天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学生自己找论据,查资料,而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则需要加强。还有证书制度变化,强调双证书。教学评估,强调综合能力,强调多种形式的评价。学习方法,强调教室与实习一体化,强调团队式学习。所以这次在天津的全国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强调团队合作大赛,本人作为高职裁判长接受采访,强调了技能大赛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数控、模具、自动化和机器人都要求团队比赛,在数控大赛,最后浙江组数控的三个人,即浙江机电、浙江工业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三个人,把整个数控的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有的学校不善于合作,只善于低着头自己干,那就需要改革。另一个指标是学习过程要满足经济界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就业成为动力。还有就是专业老师,强调教师的脚手架功能,强调双师结构。为什么强调双师结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光靠专业老师的进修培训,等你回来以后,已经又过了一阵子,所以不断地要有岗位上的第一线人员来兼职。

  第三个观点,城市化进程推动大职教,因此开放成为职教改革的必然趋势。

  我们国家2002—2006年,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2%,达到43.9%。我们简单外推,2015年将达到目前东部地区55%的城市化水平,2020年达到60%。2038年有可能达到北京2006年的城市化水平80%,正好30年,但这是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进程简单外推,2038年能达到北京水平,因为我们现在是高速发展时期。

  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也是职教大发展的一个动力。大批的、几亿的农民工在城里,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是不利于他们留在城里的,这就需要改革。实际上,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有利于他们留下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现在都是临时的观念,而很多政府部门的政府官员还为临时观念窃窃自喜,而这并不利于我们国家消除地区差异。

  我专门研究职业教育的区域均衡化发展,事实上中央的政策已经非常明确,要有利于农村人口进入发达地区并留下来生活到永远的一个制度环境,但现在我们不具备,特大型城市的市长都说要为当地的市民考虑,缺乏为整个国家考虑的一种战略视野。

  我们要讨论的是,面临这样一种架构,职业教育怎么办?那就必须拓展职教功能,必须是全日制学历教育和非全日制培训并行并举,职业教育必须成为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下一步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2006年11月16日,我和王明达主任等几个人一起参加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座谈会。我们向温总理汇报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路和情况以后,温总理强调,要使职业教育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要建立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机制,要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我的三点体会是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体系开放、机制开放、模式开放,这是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四个观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推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完善。

  现在我们的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包括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我曾经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的时候提出,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是为城里人办的教育,无论是大学还是中职,它不是为农村人考虑办的教育,而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的体制、机制没有改过来,我们的学校都很努力,都在想方设法甚至到农村帮助他们培训,但是整个制度环境的改革任务还非常艰巨。我们讲经济30年高增长,经济社会变革巨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职教管理体制矛盾,宏观管理多头,分工职责交叉,地方难以统筹规划。这次刘延东委员在天津职业技能大赛期间召开职业教育座谈会,上海市教委主任专门谈劳动部门的技工学校纳入教育部门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上海技工学校统统归入教育部门宏观管理,劳动部门就管证书,效果非常好,技工学校有技工学校的特点,职业高中有职业高中的特点。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治理型转变。职教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分工管理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因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想不改都不行。美国学者有一句话,要么你就适应改革,要么就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摧毁你。所以,教育改革有时候是大势所趋,你必须改。

  第五个观点,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技能型人才走出国门,职业教育将更多融入产业、行业与企业等要素。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技能人才走出国门是必然趋势,鉴于此,职业教育将更多融入产业、行业与企业要素。因为产业发展、行业标准都要求职业教育要瞄准国际轨道,也就是所谓的“接轨”。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培养了一系列优势产业,包括上世纪80年代就是借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的一批产业得以发展。到90年代,也是借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家电、手机、集成电路、机电产业蓬勃发展。而进入新世纪,借着经济全球化,IT产业高速发展。

  现在,要把很多行业、企业的要素融入到职业教育里面来。为了适应企业走出国门的要求,职业教育将在办学模式、运行机制和教学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产业、行业,携手推进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使职业教育在服务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能够培养出“走出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增强在国际技能型人才市场的竞争力。上海有一所学校,就是它背靠的行业要在全国各地搞连锁发展,企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这次北京财贸职业技术学院申请国家级示范,由于他们为北京的一批财贸企业的连锁经营做了大量的工作,专家们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样的学校还是非常符合产业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

  第六个观点,战略选择与政策法规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意义。

  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而后30年职教发展也将继续证明,没有政府的主导是不行的,因为职业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很多学者说它市场化,而我认为职业教育可不能市场化。两年前,在全国政协兴办的中国职业教育振兴论坛上,有学者提出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学校职业教育效率不高,所以世行不愿意更多地往学校职业教育模式投入资金。我强调说,世界银行专家同时强调,各国政府仍然把职业教育当成一个重要的法宝,原因是它对于解决弱势青年的学习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它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大发展中存在着“高原缺氧”现象,资源严重不足,投入严重短缺。按理说2001年到2006年是职教发展最好的时候,然而从这几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职的教育财政拨款占全国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仍然从8%下降到5.5%,这与职教大发展战略不相适应。从以下数据可见:一是师生比,2007年各类学校师生比,全国职业学校高达24.8,原来教育部曾经有一个中专、职业高中的师生设置标准,中专也就是8—9,职业高中是16—18,但是现在平均达到24.8。全国小学平均是18.8,连小学都小班化了,而职教越来越大班化。东部地区23.0,小学18.0,中部地区26.2,小学18.6,西部地区26,小学20。上海、北京,职教还是22、20,小学是13.8、13.9,小学教育越来越重要。而职教,2006年,普通中专,湖南高达57.5,这是每一个老师要承担的学生数,重庆普通中专高达56.5。江西普通中专高达51.2。普通中专师生比高于40的还有海南、宁夏、河南、贵州。在均衡发展中,我们专门讲到了政策的“不作为”,资源短缺在一个地区内又可能的,但是几类学校相当悬殊,就说明政策不作为。

  第二个数据,2006年部分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职业中学平均2163元,小学1600多元,普通高中2241元,职业高中低于普通高中。这又是政策“不作为”的一个表现。谁都知道职教花钱多、成本高,但是我们一干就没钱。更有意思的是上海职业中学是6587,而小学是9410元,初中是1万元,普通高中是9586。这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内部发展的协调性不够。

  所以未来30年,前景非常美好,但是关键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指点。

  最后我提出三个问题结束我的发言:

  一、职教财政性投入能不能达到财政性教育投入的10%?现在是5.5%,2001年是8%,1997年时还是11.6%。从战略上来看,职业教育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视,但投入比例却越来越下滑。

  二、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对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能有多少力度?

  三、能否加大职教科研体系建设力度?在过去30年,职教研究所在科研发展上确实有成果,未来30年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如何确立国家职业教育相关的标准体系?

  我们目前的职教科研在总体上来说是缺乏集中度的,职教标准的集中度很不够。倒不是说要“一刀切”,我们提倡各地区根据特点发展,但是国家对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要有起码的基础性标准,才能保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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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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