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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期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简报

  聚焦“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回顾、思考与展望”

  2008年8月4日 总第21期 eduspring.blog.sohu.com

  本期联合主办单位:“中国1979—2008年职业教育要事研究与编纂”课题组

  本期特别协办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外语电子职业高中

  本期支持单位: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 河北师范大学

  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持续支持:美国福特基金会

  本刊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举行第21次活动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推动职业教育发展,7月18、19日,本刊编辑部“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21次主题聚焦“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回顾、思考与展望”。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这是我国职业教育30年大发展之第一声号角。从此,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重大变革。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业界指出,职业教育的兴衰起落,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始终伴随着新旧思想的更替,反映整个教育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我国的职教事业,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推动下,通过若干具有中国特色和鲜明时代特点的重大决策和举措,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中国教育改革大潮中的主要亮点之一。最近五六年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史无前例和更加鼓舞人心的。

  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马国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继平、刘建同,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者马树超、姜大源等及职业院校的校长和企业家共100多人与会。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由本刊编辑部主办,福特基金会持续资助,至今已经举办了21期,本次沙龙还得到了北京海淀外语电子职业高中的特别支持。(杨妤)

 

  职业教育,春天里的关注

  ——来自“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回顾、思考与展望”沙龙的报告

  “职业教育正处于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日前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继平的这个说法在“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回顾、思考与展望”沙龙上得到了与会专家、校长、企业代表的一致赞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我国职教事业也经历了自己波澜壮阔的30年。走到今天,无论是财政投入还是职教规模上都达到历史新高。从2007年开始,政府仅每年保证用于中职学校学生的资助已达164亿元;而中职学校数量达到14832所,年招生突破800万人,在校生接近2000万人。高职高专1168所,年招生近300万人,在校生860多万人。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学生规模目前已经分占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本专科高等教育总规模的近一半。

  高贡献率与不对等的社会认同

  尽管,职教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渐渐撑起了我国教育的半壁江山,但许多人却不认同这种教育形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社会上认为“只有成绩差没出息的人才会去读职业学校”的观念仍很普遍。52.3%的学生不愿选择职业学校,49.8%的学生认为“即使自己想去,父母也不会同意”。到目前为止,社会上关于“职业学校毕业生社会地位低,收入低”的刻板印象依然是进一步推进职教事业向前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就业率上,其实很多高职已经远远超过当地的普通本科院校了”,原天津职业大学校长、高职研究会会长李宗尧介绍说,在天津,不少专业的高职毕业生都有着较好的择业环境,不仅就业不成问题,很多的薪酬还相当可观。一个月3000~4000元的收入并不罕见,而这个工资水平已经远远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并非是社会上所认为的低收入人群。

  许多专家表示,职教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体系中一直被边缘化是很不符合现实的。据介绍,目前,在校生人数占到了高中、普通本专科近一半的中职、高职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职业教育不仅解决了他们的读书难问题,更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了一条捷径。中国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所所长马树超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子弟的教育问题必将成为职教发展的最大动力;同样的,职教也将成为他们解决今后就业难题的最大保障。

  一些专家表示,与实际的高贡献不同,社会上对于职教的种种偏见若不消除,无疑将会影响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教优势在于精准就业

  “高职不是高校教育的压缩饼干”,中国职教学会原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原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明达拿出当年李岚清同志的这个批复与众人共勉。他指出,校企结合、工学结合,这是世界各国发展职教的必由之路,职教事业在中国必须以就业为导向方能凸显职教的真正优势。

  过去多年的职教经验证明:以行业为龙头,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沙龙上,大部分职教校长对此都感触颇深,不少校长指出,由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并不是“成才教育”,所以办得好的专业普遍以取得“双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吸引生源,这样,在毕业时自己的学生不仅取得了与高中、本专科同等的学历,也能凭借实际的操作能力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职业学校都树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然而在培育模式上,“许多学校还是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讲理论,忽视实际操作训练”,王继平指出,没把重点放在“会不会”上,却仍然将重点放在“懂不懂”上,企业的参与程度较低,这样的发展不符合现代职教发展规律,也难以适应市场的教育需求。

   据介绍,目前全国范围内,依托于区域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组织办学的专业,大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地方定向人才引进的主要来源。唐山工业职业学院院长田秀萍介绍,目前该学校所开设的陶瓷专业已与十几家陶瓷企业展开合作,探索了一条“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相长,培养与使用并举”的办学之路,不仅满足了企业的急需,也成功实践了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特点的学院快速发展的新模式。

  职业定向考验职教公平

  随着近些年职教如火如荼地发展,很多人预测,在目前高校就业率普遍不理想的环境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继平同时强调,职教发展虽然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也即将面临克难攻坚的开始。要想让职教的春天更长久,教育公平则会是一个难点。

  由于职教的规模发展在未来已不是主流,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必将成为职教学校之间,教育资源之间竞争的一个根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刑辉一针见血地指出,职教的高速发展必须解决“低收入的家庭、高收入的收费、低回报的教育”这个问题,如果大批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无法负担职教“职业定向”所产生的高费用,那么这就会成为制约职教未来发展的最大掣肘。由于岗位定向明确,高就业率的职教专业往往因为要做大量实地演练而必须使用成套的实测设备,而这个投入大大增添了学校的教学成本,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生的学费也会相应增多。“这对于出身贫寒的学生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邢晖教授指出,除了政府投入、基金资助以外,对此,一些学校采用了一边学徒,一边务工的方式与企业合作,用以降低成本,类似这样的尝试其实还有待丰富。

  最终,“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是所有教育者的共同理想,而对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事业来说,克难攻坚阶段如何将职业定向与教育公平相协调将是目前很多人需要思讨、实践和解决的一个难题。(位鲁平)

  本次会议在人民政协报社举行,人民政协报社社长兼党组书记邬旦生在致词时表示,“在我们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通过研讨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回顾、思考与展望的话题来重温3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梳理发展脉络,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下为参会嘉宾的发言实录:

  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李重庵:

  职业教育为什么办?靠谁办?怎么办?

  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形势?近来听到三句话: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克难攻坚的阶段;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诸位所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30年的课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将来的成果也会有较大影响,并起到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规律,特别是认识带有中国特色的规律,然后开创未来。或者说,看清过去走过的路是为了找准今后要走的路。

  一、对30年职业教育经验的看法

  发展中国职业教育,有四个“离不开”或者说四个必要条件。一是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支撑。这从30年职业教育兴衰起伏于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关系看得很清楚,这是各国普遍规律。二是离不开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这在中国更加突出,具有中国特色。面临新的挑战,也期望于政府决策能够英明而及时有效;三是离不开社会的重视、认可和支持,使职业教育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四是离不开企业(行业)、教育及经济部门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协作与统筹。这后两条是今天还需要加强的。这四个必要条件加起来就构成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充分的外部条件。

  二、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的认识

  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职业教育的回顾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沉下心来再思考和研究办好中国职业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办?靠谁办?怎么办?在这些问题上,职教界、全社会和决策者能形成一个清晰的共识,对我们完成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发展职业教育这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是至关重要的,也有现实的紧迫性。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必须要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核心的问题是对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应该怎么看?如何摆?

  大家都知道,办好职业教育才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使国民教育体系能够更加完整并且有更好的结构和规模,也才能促进就业和劳动力转移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由,但我觉得,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大力发展”和“更加突出”职业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是不足以充分理解为什么国务院两次关于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指出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认为,“重要基础”是一个很到位的认识、很准确的表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我们需要把“重要基础”这个认识变成职教界、全社会和决策层各方面的共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广大职教工作者,特别是职业教育专家对此能够做好深入研究、诠释、阐述、宣传的工作。

  下面谈谈我对“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的粗浅认识。

  从工业化开始,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发挥着直接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

  因为职业教育通过塑造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能在总体上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素质。对国民素质内涵的归纳、表述比较多,有政治、道德、思想、文化、行为举止等方面。但如果我们看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下,它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并且问哪一些国民素质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能够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保证安定团结等等这些政治前提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全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也就是说,工农兵学商等等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的人都能认认真真、精益求精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个素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业、精业”,其中“敬业”包含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精业”包含了从业者的知识、技能、能力水平。

  这虽然不是国民素质的全部,但是职业素质是民族素质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它同时也是国民素质的其它方面在经济、社会、军事等行为中的表现和落脚点。

  (二)职业教育是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因为职业教育通过从业者的职业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端,在产品和实现的最后环节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军事的质量和潜力,从而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三)职业教育是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

  因为一个社会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占了大多数,这时形成的“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且职业教育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就业和收入。目前除了“学术性”大学毕业生外,绝大多数青年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进入就业市场。至少目前的状况是80—90%。因此,只有成功的职业教育,即有足够规模和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够促成这种“橄榄形”社会收入结构的形成。可见,这不仅事关民生,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国能否平稳进入中等发达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举办、管理和实施的各个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即靠谁来办职业教育?核心是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的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国情下如何能够最优化地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政府、学校(培训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这几个主体各自的角色定位;二是教育系统和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主次协同等关系;三是政府有关部门(教育部门、经济部门、劳动部门等等)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大家都比较清楚目前的现状,相当数量的职业学校教育是以教育系统为主体,教育部门为主管,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存在经济、劳动等部门和行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等方面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高的倾向,这个倾向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活力,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质量,也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行业、企业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参与权、决策权,他们应该由客户变成主人、由客人变成主人,他们职业学校的作用应该由在个别环节上有义务去配合,变成在更多的环节上、在利益和责任机制下能动地去引导甚至主导。这方面的矛盾和隐患如果长期下去可能会比较突出。

  但另一方面,长远地看,目前有一些障碍必须消除,而且经过努力也可能消除。一是职业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实用教育,实训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教的质量,随着技术、工艺等发展日新月异,实训基地的建设和实训教学过程的实施将会越来越超出学校的能力,因此必须依赖于企业。二是专业分工、技术分支等发展趋势使得相关职业的变化呈现发散态势,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培养的个性化要求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多样化和分散性的特点。为了应对这样一个趋势,企业、行业的参与和主导,甚至面向特定企业,由企业来设计和实施职业教育会显得必要和可能。三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现有的体制关系,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难以在企业和学校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他们很难积极介入职业教育。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企业成熟度的提高,行业组织终将会具有能力和积极性来深度介入职业教育。

  第三个基本问题,怎么办好职业教育?怎么样能够利用现在的大好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改革使中国的职业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在质量上有突破性的发展。

  这里我讲的质量不是指狭义的教育教学质量,而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内外的制度性的构造的质量,指的是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办教育,或者说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走向什么样的制度轨道,从而使职业教育可以自我适应、自我调节,实现科学发展,而不必每一小步都需要政府决策、决定并操办。

  有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需要加强:第一是管理体制,它首先涉及到政府的角色,怎么样使政府的作用更多和主要体现在通过公共财政的投入支持,通过政策的宏观调控以及通过行政执法的监督、协调和服务。其次是涉及到政府的管理,怎么样能够再宏观一点,再宽松一点,再看得远一点,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灵活性和试验、探索的机会,给市场机制和实践检验留一些时间,让它按照客观规律去发生效益。第三,涉及到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怎么样能够做到积极和协调,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管理体制,能够使经济、行业、劳动、教育等部门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防止要么一个部门因为没有权、没有利而没有积极性,要么它有积极性,但因为无法参与协调管理而另搞一套。这两种情况或者已经存在,或者有些苗头让人产生一些担心。

  第二个方面是办学体制,包括投入的多元化、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体制和机制如何建立,特别是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来保证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是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职业教育法》从1996年颁布到今天,还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配套法规,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应研究如何看准机遇、适时地修订好《职业教育法》,并且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以及推动地方能够制定实施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使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应该适时,时机是不是成熟还需要观察分析。修法的目的不是因为有几句话需要改,改了以后有一些主体就有了法律地位,有一些行政行为就有了法律依据。修法的目的更应该是把实践证明的制度安排上的进步,用法律形式完善和固定下来,从而保障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修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部法涉及到的利益各方的一个博弈、辩理而达成共识或妥协的过程。修法的时机一般是制度调整、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经验证明是成熟的,这时候才能写进法里固定下来,《职业教育法》现在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三、对职业教育研究的几点建议

  面对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职业教育研究的任务很重要、很迫切,也很繁重。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课题能够对职业教育研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引导和推动的作用,也希望包括参与课题的专家们在内的职业教育研究的主力军能够做出更大贡献。借此机会,我想对职业教育研究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职业教育研究历史进程中和职业教育发展变化的折点、拐点、直接间接相关的若干重要历史史实开展研究,包括涉及一些重要历史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使得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有历史资料或至少有线索真正了解发展历程、探索发展规律。

  第二,能够吸引更多的职教以外、甚至教育之外的行业和部门的人士参与职业教育的研究。他们从外部的视角和不同的思路会对职业教育研究带来启发和帮助。

  第三,在研究30年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研究解放以来60年,甚至现代职业教育在中国140年的历史,这样纵向地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职业教育规律。横向地,在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同时,也可以结合研究中国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等平行的一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因为它们在同一历史阶段具有内在联系、影响与呼应。

  第四,在中外职业教育比较研究中,特别要分析近30年我们学习德国“双元制”过程中的成败和原因,尤其是深入到制度层面的原因。如果对制度层面不理解,那么就要更进一步深入到历史、传统、社会观念等这样一些因素对它的制度的影响。学习德国“双元制”在我国职业教育界花了很长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值得深入地归纳总结。

  第五,从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典型案例分析入手,进行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机制的研究,为深化体制改革提供实证的参考依据。

  第六,加强对职业教育相关法律的研究和法制建设。配合修订《职业教育法》,重点围绕制度建设的问题开展一些专题调查和研讨,包括法律比较研究,比如德国新修订的《联邦职业教育法》的研究。

  我今天斗胆班门弄斧,一方面是因为有学者曾经说过,弄斧就要到班门,今天到会的都是职业教育的知名专家,批评指正可用使我学习提高。另外一方面,我作为外行人,把跳出职业教育,甚至跳出教育来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分享给各位,也许可以兼听则明,也许外面抛来的砖头也能引玉。

  中国职教学会原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原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1979—2008年职业教育要事研究与编纂”题组顾问王明达:

  亲历、见证职教发展30年的感受与期待

  我是1985年6月国家教委成立时才到教委工作,分管职业教育,只经历过职教发展的部分事件。为了历史的延续,也必然会涉及到一些未经历的事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职教发展迅速,教育部工作力度很大,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有许多重大事件值得研究。

  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职教发展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1.国家高度重视,教育部门大力推动,职业教育规模有很大发展。

  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突破口,使中等教育结构日趋合理。旧中国经济落后,职业教育非常薄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仅有初中级职业学校564所,在校生77095人。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各部门建立了大批技工学校和中专,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农业中学。到1965年文革前夕,全国有中专871所,学生39万,技校400所,学生18.3万,农业中学54332所,学生316万。高中阶段在校生中职业教育学生占53.2%。但在文革中许多职业学校被停办改为工厂。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学生仅占5.8%,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调。

  1980年5月8日、5月12日,中央书记处两次讨论教育工作,提出“中学教育结构是个很大的问题,非改不可。”1985年中央颁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当前应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贯彻中央的《决定》。1986年、1991年、1996年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教委、劳动部等几个部门联合,三次召开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在1991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到1995年底,三类中等职业学校已发展到17806所,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达到366.2万人和921.93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招生和在校生数的57%和56%。进入21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2005年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颁发了两个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和工作力度,近几年中职招生连续几年大幅度扩招。到2007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人,在校生达到1987万人,中职招生数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48.3%,中等教育结构日趋合理。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很快。80年代一些大城市开始试办专科层次的职业大学,实行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到1984年就已经发展到84所,设专业200个以上,在校生近5万人。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中也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但社会上对高职认识不统一,发展受到影响。1996年9月6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院士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指出:“忽视职业教育的现象仍然存在”“高等职业学校数目仍然很少,而且还是本科压缩型的。”“近几年高专毕业生就业困难,因为学业不如本科生,又无工程技术和工艺操作特长,这对于我国工业建设很不利”。“必须进行改革”。9月13日李岚清副总理在复信中强调“从宏观上说,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是要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农村教育要坚持农科教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成才教育最大的一块应该是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应引起普遍重视,关键是进一步办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和提高水平的问题。再有是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是把大专逐步改制为高等职业教育,实践证明‘压缩饼干的模式’不成功。”

  为推动高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成立了高职协调小组,经过广泛调研起草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几个问题的汇报》,国家教委在1996年4月和9月两次向岚清同志汇报,汇报中提出:“高职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高职的培养目标是在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层次实用人才,在现场从事技术工作和运行管理工作。”岚清同志肯定了了汇报内容,指出:“发展高职有两方面需要,首先是高教改革,其次是各行各业需要”,“发展高职千万不要发起新建高职的风,主要在现有高校,职业学校的基础上发展。”“名称赞成叫职业技术学院”。

  此后,高职就加快了发展步伐。教委确定了发展高职主要靠“三改一补”。1996年后教育部制定了进一步支持指导高职办学的政策,将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高职规模有了更大的增长。2007年高职招生283万人,在校生861万人,均占普通高校的一半。

  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规模发展更快,城乡每年参加各种培训的有上亿人次。

  2.职业教育各项改革深入发展,相关政策法规日益完善,职业教育开始进入依法治教,涌现了大批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都很好的高水平学校,大大提高了职业院校在社会上的声誉。这期间有一些重要的事件。

  职业教育立法取得突破。《职教法》从1989年前就已开始准备,其间经历了许多争论。经过七年,修改了13稿,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199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职教法》明确了职教的地位,职业教育的体系构成,政府和有关方面在发展职教中的责任。其中涉及职教经费的条文最多。职教法共40条,从第26条到第31条有12条都涉及职教经费。有些条文如“企业应当承担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地方开征的教育附加费,可以专项或者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职业教育”,为后来各地职业教育经费的筹集提供了法律的根据。

  改革办学体制,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形成公、民办共同发展格局。现有民办高校297所,2007年招生62万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906所,招生87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958所,2007年招生119万人。

  改革办学模式,借鉴德国双元制和澳大利亚等先进职教经验,在各地试点,实行校企结合,行业参与办学,工学结合,加强实训。高年级顶岗实习,使学生毕业后就能上岗。在农村,最先在河北,推动每个县建一所综合性的职教中心,乡村建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县职教中心要上挂、横联、下辐射,形成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和技术推广网络。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职业学校逐步转到主要培养进城务工农民。城市职业学校也进行了布局调整,办好一批重点示范学校,减少学校数,扩大校均规模,更有效的利用办学资源。

  教学改革深入发展,在培养目标科学定位、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方面有很多创新。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建设校园文化,培养人文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种形式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强化技能训练。教学改革突出了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加强创业教育。1991年教委开始对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评估,建立一批示范骨干学校。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又决定每年举行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吸引了几十万学生参加技能比赛,这将大大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

  3.政府对职教经费投入大幅增加,职教基础能力建设大大增强

  在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初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职教的投入难于增加。中央财政每年仅有5000万用于各地职业学校建设补助。经费主要靠地方多种形式筹措,办学条件较差,实训设备严重不足。进入新世纪后,国家财力逐步增加,对职教经费的投入也大大增加。自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经费累计投入53亿元重点支持1080个职教实训基地,1235个县级职教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7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实施中职教师提高计划,扩大了师资培训基地建设。国家加大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农村学生的资助力度,2008年各级财政用于中职学生的助学金将达180亿元,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学生90%获得资助。高职学生享受国家资助面达20%。

  4.初步建立起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服务系统

  1991年10月17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提出,“要逐步建立健全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教材出版,信息交流,师资和干部培训等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华职教社等有关社会团体的作用“。现在职教的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从1987年夏开始,教委就提出要建立职业教育研究所,职教司已确定专人筹备。在1998年春中德政府间职教合作项目中,德方提出愿帮助中国建一个职教研究所。就是现在的职教中心研究所。在上海、沈阳由德方资助建立了两地方研究所。后来各省和一些高校也建立职教研究所。一批高校建立了职教的硕士、博士培养基地,职教研究网络初步形成。高教社专门建立了职业教育教材的出版机构。职业教育实训设备的制造业有很大发展,中国教育设备仪器总公司现在每年都举办职业教育装备展。为实训基地建设提供了很大帮助。为了加强师资培训,国家教委在90年代初就在教委直属的天津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四川大学以及地方的湖南农学院、河北农技师范学院等院校建立了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培训校长和教师。每年还有一批人送到国外去进修。2000年后,教育部扩大了师资培训基地的建设,现已达64个,这些基地至今累计培养教师30万人次。中国职教学会和中华职教社每年都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协助行政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中华职教社实施的温暖工程对上百个县,上百万农民工免费开展职业培训,在社会上影响很好。

  5.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有很大发展

  国际合作形式多样,与国际组织、政府之间、民间团体、学校之间都有合作。各地各种形式的考察访问,进修学习遍及主要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方面,主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合作。从1988年开始世行对我国职教安排了两期共8000万美元的贷款,支持了150所左右的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和专业建设,随项目还培训了一批师资。这些学校后来多成为示范骨干学校。

  国家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等,其中与德国、澳大利亚政府间的合作规模和影响较大。与德国的合作是由两国政府总理推动的。其中一件重要的事件是在1988年春,国务委员兼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在钓鱼台和德方政府委托的代表伯克博士,就中德职教的状况与交流合作问题交谈了上下午一整天。最后有两项实质决定:一是由德国政府出资协助在北京建立一个职业教育研究所,并派专家长驻。后因涉及到与世行职教项目的关系,德方又增加在上海和沈阳再建两个地方职教研究所。另一项决定是在1988年下半年派沈阳、苏州、无锡、常州、沙市、芜湖六个城市的主管副市长、教育局长、劳动局长和企业与学校的代表近30人到德国考察培训一个多月,然后在这些城市选点推行“双元制”职教经验。这是我国学习德国“双元制”影响较大的一次活动。

  澳大利亚的TAFE职教模式,许多地方和学校都考察过。从1997年中澳政府间开始探讨职教合作。2002年政府间签协议,将中澳职教合作项目放在重庆。从2002年-2007年澳政府投入了2000万澳元。项目的实施使重庆职教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重庆现在正在结合国情探索C——TAFE模式。

  二、工作中的几点感受

  这30年职业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教育部门大力推动的结果,各级地方政府、民主党派各部门以及广大的职教工作者都为我国职教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作为在职教战线的一位管理人员,为各方面对职教的支持、帮助、奋斗深受教育和感动。有几点主要感受。

  1.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第一线实用人才的需求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宏观决策或是微观的教学改革都必须充分了解社会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动态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有些职教需求就有很大变化,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随技术进步而变化。从事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教学人员都要花大力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的需求。我曾亲历的一件事,感受较深。在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上对中专定位有不同看法,有的说中专不应列入职业教育,它是培养干部的。有的主张两专变一专,也有的主张取消中专,技校、职高的界限,都叫中等职业学校。我一直认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上。名称只是形式。如果培养目标不同,名称相同,反映在办学上还是有差别的。中专大多是行业部门办的,其定位必须充分听取行业部门的意见。和职教司同 志用了半年时间走访了17个部门的主管领导,覆盖了部门举办中专的60%。发现有些部门在当时情况下仍需要中专生做技术员。通过调研认识到在当时对中专的定位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处理。统一了认识后在1993年召开了一次全国中专会议,岚清同志还致信会议,肯定“中专教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高等职教迅速发展,中专的定位也必须变化。

  2.政府领导重视,加强领导力度是推动职教发展的关键。30年政府对职教重视程度之高,领导力度之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批准有关部门联合的名义共召开了六次全国职教会议。在关键时刻,中央主要领导都及时发出指示。面对文革后中等教育结构极不合理的现状,1978年,小平同志就指示,“要扩大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比例”。在职业教育处于低谷时期,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上讲话指出:对职业教育“各地各部门要狠抓10年,20年必会大见成效”。在新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早在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教会上,面临职教发展初期的一些困难,李鹏同志就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和大家来办的方针”。温家宝同志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些讲话对各时期推动各地重视职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争取地方领导的支持也很重要。早在1986年全国职教会上,教委就提出有条件的县,可以集中力量建好一所职业学校。只靠教育部门力量难以推动。河北省教育厅在鹿泉县抓县职教中心建设试点,刚开始就请省委书记邢崇智去视察,我也同时去了。汇报了建设县职教中心的好处,邢书记讲话,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并表示要求各县都要尽快建一个中心。很快,各县都开始建立县职教中心。后来,教委在河北召开了骨干示范学校建设经验交流会,来的都是主管副厅长,真正在各地推广,还要争取省领导重视支持。我请了江苏、黑龙江的副省长去考察河北的县职教中心,他们都反映很好。江苏、黑龙江的县职教中心建设很快开展起来。中央电视台宣传报道了河北的作法。现在全国对建县职教中心有较广泛的共识,没有地方主要领导支持是不可能的。

  3.重视培养中青年职业教育的骨干,特别要培养一批对职教热心投入的积极分子。现在中央发展职教的方针很明确,制定了很多支持职教的政策,发展思路也很清楚,各地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涌现了一批办学水平高的典型。但发展不平衡,除了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外,主要还是要有人去实干,把中央各项政策落实。应该看到办职教有很多困难,需要事业心很强的积极分子去奋斗。很多地方往往相邻的两个县工作差别就很大。究其原因还是在人的差异上,事在人为。因此培养依靠一批热心职教的积极分子,是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要创造各种条件让各方面的中青年骨干成长,包括学术研究人才,管理人才,双师型教师等等。骨干积极分子越多,中国的职业教育就更兴旺发达。我非常支持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坚持年年办中青年职教论坛。通过论坛这个平台培养他们对职教的感情,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将来他们中很多人就会成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骨干力量。

  4.要建立中国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任务还很艰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现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虽然有了发展,但总体来讲,还刚刚开始做”,任重道远。现实工作中没有一批事业心强的积极分子,工作难于打开局面,但又不能只靠个人的努力。人是要流动的。必须要逐步建立一套制度,用法规来保障制度持续稳定。对职教的一些提法需要稳定。中国很大,基层对中央行政部分的一些提法很重视。过去出现过在文件中把大力发展职教改为积极发展职教,后来又由积极发展变为大力发展,反复过几次。基层的同志就猜想“积极”是否比“大力”的要求低一点?是否方针有了变化。现在教育部已经决定修改《职教法》,新修订后的职教法将对职教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三、对未来发展的期望

  我国现代化建设愈发展,愈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中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仍然是战略重点。

  我国职教规模已很大了,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未来中等职教的规模已不可能再有很大增长,高职的增长速度也不会太快。提高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质量将是今后工作的战略重点。提高质量比扩大数量难度要大,要求更高,任务更重。提高质量有几个问题必须下大力解决。

  一是经费投入。

  提高实训水平是提高质量的关键,需要设备器材的较大投入,没有足够的经费保证是难以提高的。不能只依靠政府增加投入,要落实《职教法》的规定,行业、企业和社会有关方面都应承担费用。

  二是校企结合,工学结合,这是世界各国发展职教的必由之路。

  目前虽有一些好典型,但全面推广形成制度,还有很多困难。国家要从政策上支持学校与企业,实施校企结合,要做出规划,针对不同行业,企业情况,区别要求。要有鼓励企业愿意与学校结合办职教的政策。专用性强的专业如航空、远洋运输等行业,校企结合有自我发展的动力。重点要关注通用性的专业,企业觉得社会容易找到人才,对校企结合不太积极。有的地方遇到的困难还较多。校企结合的形式要多样化,因地制宜,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多,活动余地也大。中小城市企业少,困难多一些。要更细致的研究,区别情况,逐校落实校企结合的方式。

  三是双师型师资的培养,这和校企结合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总体看高水平的双师型师资缺乏。解决双师型师资,除学校要努力外,国家在将来修改《职教法》中应规定,使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职业院校教师要定期交流或交叉任职。从制度上保障双师型教师的成长。只要这几个问题解决好了,学校的教学改革,校长教师都会大展宏图,开拓创新,创造出很多经验。

  最后简单谈一下新型农民培养问题。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现在农村职业学校办得好的,主要是培养进城务工的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型农民。这方面的职业教育薄弱。农村职业学校很多涉农专业招生困难,有的就停办了。长久下去,即使职业学校有为农业服务之心,也无为农业服务之力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推行农村教育改革时,总结出“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高校要支援农村,帮助农村职业学校,形成农村职业培养网络。在新时期应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培养新型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是培养创业农民的问题,比一般按就业需求培养难度大。但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在新时期一定要开拓出培养新型农民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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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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