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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初审结果发布(组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

  杨东平:我补充一点。我们刚开始发起这次评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没有充分的案例,比如想评十个,最后大家报上来的也就十多个,就很尴尬。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是我们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新力。即便在我们现在整体创新教育大的环境并不是特别浓烈的情况下,各地还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教育改革的探索,这就印证了著名的改革家,担任过长治市委书记,现在是山西政协副主席吕日周,他参加去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个关于教育家的会上讲了一段话,他说,中国社会的任何难点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我们要去发现它、肯定它、传播它、推广它。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在多个场合宣传他这句话。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期待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出台一个全能的方案,事实上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所有有价值的改革,无论是小岗村还是什么,基本上都是通过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政府再加以肯定、总结、制度化,真正的改革是这么发生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刚刚讲的像择校,原来是天大的难题,但是确实在有些地方就能够解决,而在铜陵市能够解决的,在其他地方也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政府有作为,方向非常明确,决心很大,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从我个人而言比较重视教育行政职能的转换,就是政府职能转换。这个问题有几个案例,一个是上海浦东区的,一个是成都青羊区的。这些改革我认为是比较实质性的改革。

  另外,还有一些改革比如地方教育信息公开,我们本来非常希望能看到,可惜好像没有这方面特别显著的事件。

  我想再问问各位,你们对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是怎么看的?为什么像某些地方会发生创新,而不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或者说在整体制度环境大同小异的情况下,在有一些地方有不同反响,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改革或者创新的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能是很重要的。

  文东茅:其实我也想说这个问题,在好多案例里边我们都把它归之为创新,实际上如果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看似创新,但实际上是倒退,为什么这么说?有些政府在干自己不应该干的事,这个我们就不应该鼓励他,比如某些地方为了所谓教育均衡发展,给学生排名,这种事其实已经有点越位了。再一个,这个改革过程中,始终不要忘记政府机构本身也是一个利益群体,他的改革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事,这种改革我们觉得就不可取,比如有的地方名义上说是教育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比如全国性转制学校,把一些公办学校转为民办管理,名义上讲是转变机制,让政府从教育中解脱出来,节省公共教育经费,实际上是政府在推卸一部分责任。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高等教育阶段,提供充足的经费。如果说政府推卸责任,这种改革我认为也不可取。

  有些改革看上去好像是挺新颖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不是真正在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责任,我想这种案例我们应该有一种鉴别能力。回过头来我想,一个好的教育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对整个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关注,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民办教育改革的案例,我就老说教育主管部门不能成为公办的教育局或者公立学校的教育局,而应该是整个教育发展的教育部或者教育局,对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对民办教育一视同仁。民办教育确实能够促进教育供给的增加,也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我们对民办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甚至给予特别的关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很多政策不是出于政府的局部利益考虑问题,甚至不是出于便利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整个教育发展来考虑,这个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简单地说,如果从政府的简便角度来讲,可能很多地方就不希望有民办教育出现,因为民办教育出现可能会带来很多他的工作量,甚至于负面的一些案例的出现,但是民办教育出现总体上讲是应该可以促进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尽管给政府要带来一些新的工作量,政府也应该要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所以我想,如果要真正促进教育制度创新,最强大的动力来自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促进所有学生全面的发展,这种动力是政府的职责,也是一个社会的职责,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才会是一个可持续的创新的动力源泉,也是强大的动力源泉。

  谢湘:我现在对改革的动力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现阶段个人的能力,有时候会占很主要的因素。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还是从上而下任命的,实际上这种官员的负责制一般通常是对上负责,对老百姓并不觉得需要他去负责。因为他不是通过我们民选选出来他来坐这个位置的。这里头教育官员我觉得有两种,一种就是,比如我刚刚说的湖北省教育厅的厅长,本身他原来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第一首先我认为他是懂教育的,所以他知道当外延的问题解决以后,必然要转到内部问题,他们认为关于课程或者师资才是教育本身内部实质性的、规律性的变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要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不声张、也不张扬,提前就开始,这个取决于他个人的因素,比如他的认识和他的态度。如果是别的人,有的就会想,我虽然有这个认识,但是现在在目前大家都没有动的情况下,我不一定要动,其实也没有人会追究他什么东西。还有重庆,如果没有强势的市长,很精明能干的彭志勇作为教委主任,还有黄奇帆副市长几个人的配合,也不太可能发生这些变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是因为某个地方有一个人发生的,所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作为星星之火吧,他们的实验成为一种可复制性的案例时候,可能也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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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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