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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频道 >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

刘道玉:中国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原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
原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

  嘉宾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刘道玉:

  各位教育界的同仁们、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直接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全过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复杂的。其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也得有失、有收获,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忆过去是必要的,但我今天不想过多的去回忆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我更愿意展望未来,思考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目标、过程和方式,并以此来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只能就“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作一个简要的发言。

  回顾教育改革30年的历程,我大体把改革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80年 拨乱反正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始,到1980年左右。大概三年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包括恢复统一高考,恢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阶段的工作是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1980年-1988年 教育改革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在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全国高等教育战线,真犹如百花齐放,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的试点。大有英雄比武之势,像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资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那时候别的学校都非常羡慕。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华南理工学院的理工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都是很先进的理念。深圳大学的党政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党的机构要业余化、兼职化,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没有编制,都得兼行政工作。兼职化、业余化,是非常大胆的开创了党政体制改革的先例。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工作,面对改革大好形势,我们从哪儿做起,我们选择从教学制度开始。因为,只有改革僵化的教学制度,才能够调动广大教授和学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改革的措施,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推出来的,而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

  第三个阶段:1989-1992年 停滞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代教育改革停滞不前。

  第四个阶段:1993年以后 发展代替改革阶段

  也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重新倡导改革,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个时候改革又开始回升。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这一代突出的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

  我们怎么评价30年的教育改革?

  30年当中,特别是80年代,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实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取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但是从90年代开始以后,大学出现合并、升格、扩招、抓了发展,而出现了冒进和浮夸。

  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

  联合国教科卫《在教育的今天、明天这本书》当中,对于世界范围的改革做了评价,他说“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已不再是可取的。”我想这个评价对于中国30年的改革也是有针对性的。

  下面谈到戊戌变法的教训。戊戌变法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学步民主的开端,可惜我们现在还站在民主的大门之外。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先锋人物,他沉痛地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我们用他的这一句教训看看我们今天中国的改革,我觉得是很相似的。

  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我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差距。据资料统计,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前200名。我是相信的,尽管英国泰晤士周刊的评价,说北大进入了前17名、15名、14名,那个评价是不可信的。

  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大学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培养出了多少的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的人才呢?恐怕微乎其微。包括诺贝尔奖在内,和几乎所有的基础科学领域的世界大家,中国现在都是空白。别说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地质学、建筑学、计算机,包括文学、新闻学,所有都是空白。不仅仅是诺贝尔的问题,据我统计,诺贝尔奖107年了,大概有将近700位获得者,其中有600人都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而我们中国现在没有。

  最后,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群众议论纷纷,强烈的要求改革。许多媒体都做过调查,群众现在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困扰教育问题之一。所以要求我们进行真正的变革。

  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呢?

  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

  一、教育理念。二、教育体制。三、培养人才的模式。

  一、教育理念。

  之所以教育改革不成功,就是在三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触及。

  讲到大学理念,不得不提到德国17世纪哲学家——康德。康德被认为是世界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终身在他的家乡,直到47岁还是讲师,没有提到副教授,后来做了教授、校长。

  什么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一提到大学是什么,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古罗马时候有一个学者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提问,他说:“如果不问时间是什么,我大概还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真正问时间是什么,我倒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

  大学也是,大学是什么?虽然我们培养了2000多万的大学生,现在在校的大学教师队伍几千万人,但并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可见我们对这一点是理解的有很大的偏差。

  其次,关于教育理念,不得不讲到关于培养人才的理念,中国和西方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是讲成长,是以裸塑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受教育者的兴趣、志愿、选择,自然的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中国大中小高等教育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源头上都存在问题。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这就是根源所在。

  二、大学体制。

  所谓体制就是体系和制度的简称,具体来说,就是指国家的企事业、教育、文化单位的隶属关系和权力的划分。

  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把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称作为大一统的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讲到大学体制我要介绍一下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德里达曾经对大学独立发表他的论文,“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美国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弗里德曼在1955年就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他倡导教育券,保证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性。

  同时,他提出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

  三、教育模式。

  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

  专才教育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是他是国学大师,他对通才和专才的见解,他说“近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近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说“当大学决心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有一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2006年7月29日,温家宝到301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本来温家宝总理是希望征求钱学森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可是钱学森先生却发表了一条对教育十分重要的建议,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2006年7月29日这一条建议发出以后,到了8月23日《光明日报》才发表出来,登出来以后,我就关注国家和大学做何反应。一年过去了,我彻底失望了,一年没有任何反响。到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教育家的座谈会,就是座谈钱学森这个重要建言,可惜都理解偏了,只字没有谈到教学模式的问题,而理解成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来。大师不是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启功、钱穆、华罗庚都是中学生,他们都是大师,所以大师不是大学直接培养的,完全理解偏了。

  怎样才能进行教育变革?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是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如何进行改革?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真正的变革,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见效的。

  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必须请别的医生开刀。我们教育改革也必须这样,也必须动大手术。

  两点建议:

  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大多数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

  举个例子来说,教育部负责人在多个场合宣称“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所举证的例子之一是“两基”普及率达到85%以上。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因为“两基”普及率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与教育改革没有因果关系。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达85%完全是欺世盗名。国家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从1986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直到2006年我们才宣布农村免除义务教育费。2007年城市免除教育费。从1986年-2006年我们都是搞的收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一个国际规范的政策,国际规范的法规,义务教育是强迫受教育者和政府两方面,到了适龄学童必须上学,政府必须为学生付全额学费,双方任何一方违背了,都要承担《义务教育法》的违规责任。教育部如果认为义务教育达到85%,85%的学生要起诉教育部,家长买单义务教育,20年之内,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进行义务教育的检查、评估、达标,轰轰烈烈,可是这边没有人质疑这种假义务教育,可见这样是不是幼稚状态,对这种要不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不启蒙能不能把教育改革深入下去,是很难的。

  第二、在中央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推动,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全国教育系统改革。

  感言:

  之一:为什么国内外所有的大师都主张大学独立、通识教育,反对实用主义,而中国的教育政府部门却热衷于对大学的控制和实用主义,因为前者懂得科学和教育的规律,而后者却不懂。

  之二: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我以上所言,乃肺腑之言,希望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  

(责任编辑:刘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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