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界两旗手聚首搜狐谈30年变迁与走势

　　主持人：刚才喻老师描述的轨迹大概有几个方面，吴总您从这里边提一下您的意见，喻老师做学问喜欢用通俗简单的话把深奥的东西解释清楚，他刚才第一个意思是媒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的发展，第二个，眼睛要从向上变成向下，一只眼向上、一只眼向下，还有一个意思是说了六个阶段，吴总您认同这30年的重要事件可以这样说吗？

　　吴海民：传媒确实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媒的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一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但我觉得，媒体在改革开放30年中还发挥着一些特殊的功能，是改革开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的领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一场伟大实践，传媒在中间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号角的作用，先导的作用；又由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我国引进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过程，传媒在这方面也起到了窗口的作用，渠道的作用，传播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对改革开放的被动的反映，不仅仅是一个面镜子，实际上，传媒在改革开放中主动的多，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引领者，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是走在最前列的。

　　我们说传媒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特殊领域，还在于，传媒在改期开放的宣传动员上虽然始终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去几乎走在了最后面。传媒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敏感性，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却具有滞后性。当然，这是由其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往往是看一步，走一步。

　　喻国明：而且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反反复复这样的过程。

　　吴海民：所以说，传媒的这30年，既是清醒的，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困惑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上是认识清醒的，是一直在引导人们往前走的，但是一遇到自身的改革问题，如产业结构怎么调整，媒体自身怎么经营，体制机制如何改革，等等，就又处于困惑当中。在困惑中苦苦寻求，在困惑中谨慎探索，在困惑中酝酿突破。这应该说是中国传媒业过去年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业的30年具有其特殊性，或者说具有双重性。

　　喻国明：我很同意吴社长的意思，其实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梳理一个基本的逻辑，我总结为增量改革。实际上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变化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不断的增量的过程当中来实现它的整个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对人民需求的一种适应性的，这是观察中国传媒业发展变化过去30年的基本逻辑。什么叫增量改革呢？就是存量不变，旧有的角色关系、功能关系、价值关系保留不变，然后再通过新增的量、新增的要素，来实现整个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

　　举个例子，比如说《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负责人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按照现在报纸的样式来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日报，但是如果这样改变的话，可能就有违于现有的这种政治格局对一张报纸角色扮演功能的要求，可能你就在这个位置上不会待的很久，因为这样一个政治格局之下要求你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要履行这样的功能。因此广州日报当时的领导人作出了更有智慧的做法，就是保留传统意义上的比如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会议等等这样的一些，虽然可能人们对于会议报道、领导人的行踪等等，现在的反映并不是那么欢迎，但是仍然保持这样一些功能，通过新增加的版面，比如说过去是4个版，现在变成40个版，现在变成是80个版，在版面增加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减少过去领导人、领导机关的报道，可能还有扩大，比如从原来的4个版变成6个版、8个版。同时由于新增的内容使整个报纸成了所谓的信息超市，让人各取所需，所有的内容都成为人们可以选择性阅读的对象，这样就使人们对它的功能、对他的满足程度，以及对某些东西的不满程度，有所缓解。这样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新增量的，通过信增量的结构改善结果、改善环境和结构的适应面。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发展了30年之后到了今天，就遇到了很大的深刻的困难，因为仅仅这样的改革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和适应性，必须要有一个结构性、机制性的比较深刻的改变。所以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传媒的语法革命》，讲的就是，就像一个人学语言一样，除了词汇增加之外，还要学会修辞、学会语法规则，这样才能使得你的语言表达更加得体、更加丰富、更加到位、更加顺畅。用一个比喻说，今天中国传媒面临的不是量的增加、要素增加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关系、结构性的机制、体制这方面的一个深刻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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