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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地区招生特权应该取消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只讲几点。关于高考移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两会发言的重要题目。也是全国媒体非常关注的题目。2005年3月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李文志(音)就提出建立搞全国统一的高考题目,对于考生录取一视同仁。在同年的两会期间,李文志(音)委员又说到,有些院长把一些外地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隔离在大学之外,这本身由于剥夺教育权利的表现。当时有一位大学生对两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希望消除高考中的地域形式,真正做到在考试和招生面前要平等。

广东省代表团的团长徐圆圆(音)就为这个事提出了建议,建议考生高考的时候要取消地域限制,按照分数的高低统一收取。另外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校长徐显明,他在两会期间也说过,“对招生制度应该进行重大的改革,招生的指标应该跟各个省的人口比例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

  我说的第二点,高考招生分数地域歧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有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特色是很惊人的。主要是表现在全国各个省市的考试指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至于相同考分的分数在北京上海是可以被重点大学录取的。甚至在很多外省就考不上普通的大学。在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地区招收了308名学生,清华大学在北京地区招收了360。而北大在河南省招了72人,清华在贵州招了37人,但是问题在于河南生的人口数量是北京的8倍,贵州省的人口数量是北京的3.36倍。也就是说北京的考生考上北大的概率是河南省的37倍,是贵州的34倍。这种悬殊是太不能令人容忍的。政法大学的徐显明校长指出,在过去一些年份里,中国政法大学山东、河南、四川这些人口大省里面下达的招生指标从来没有上过100名,但是北京就是它的很多倍了。

  这种地域歧视除了表现在北京考生占了极大的特权以外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北京之外的那些考生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高校分布在北京之外,当地所在的地方招收本地的学生要远远高于别的地方,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省的名额,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的名额占本校招生总名额的六分之一,这实际上已经算是最低的了。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了总名额的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招生占了总名额的50%。但是现在还有更大的压力,要求这些大学在本地招生更多的学生。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外省有些人口大学优秀的考生,高考成绩很好但是却考不上。

  另外也出现了在中国特有的“高考移民”的现象。因为高考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和高考特权的吸引,再加上中国有很僵化的户籍制度,这些加起来就迫使很多考生采取了“高考移民”这种非常的手段。这样的手段就是想钻一个漏洞,使一些人把自己的户口转移到录取分数比较高的地方,希望寻找获得更好的高考机会。有一些家长也牺牲了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千方百计的要转到北京和上海工作,并不是这个工作很好,而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更好的念书。国家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想了很多的防范措施。比如说禁止外地户口在异地统考。但是这只是治表不治本的做法。只是为了防止户口的转移,并没有解决根本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做法。如果这种特权不解决的话,现行的防止“高考移民”的做法实际上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想说的第四点,其实这种“高考移民”的原则跟社会文明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在全世界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除了高考分数以外确实有其他的考虑,这种考虑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则,一个文明社会应该遵守的原则实际上是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在社会环境比较差的地域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给这样的学生在高考政策上有一种优势。比如美国会对一些黑人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适当的降低大学录取得分数。这种考虑分几点,如果让这些少数民族的人上了大学,成了社会上的精英,他再回到社会对于消除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起的作用就比其他的大学生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弱势群体能够看到自己的群体能够有所作为。我们国家最奇怪的刚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越是大城市,越是教育条件好的地方,越是比较强势的社会群体,它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学习条件就很好了,但是还要对它倾斜。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情况是跟文明社会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这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我讲的最后一点就是高校的低于其实问题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也有一些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比较缓慢。我个人的看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太难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认识问题和政策问题上。“高招分数”的歧视问题并不是要传统和脉络发展的问题。因为原则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在这方面,比如2005年的《新京报》就关于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评论。我为什么说是认知问题和政治问题呢?北京大学的校长许智宏在2005年两会期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到,“高考指标的分配不可能绝对平等”。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一个工程院的院士说这种话,世界上确实没有绝对平等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社会内幕的不平等怎么办呢?我觉得这种话作为一个工程院士,作为一个大学来说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哪怕你没有绝对的标准,我承认现在有些平等是一时不能改的。

  如果北京的考生只比外地的考生多5倍、10倍也好,哪怕是这样也能极大的改变现在录取的不平衡的问题。清华大学的名誉主任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公正没有绝对的标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看法都是这样的。有的人说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同样在这样的报道里面,很多外地大学说实际上这种状况是应该改变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要改变这个事情单纯的依靠一个大学校长,单纯的依靠一个大学是做不到的,一定要由教育部统筹兼顾。所以现在很多的校长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北大、清华的那些校长,他们的观点是一个是没有绝对的公平,一个是这样的事就是历来如此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校长说第一是可以改变,第二是可以改变的,第三,应该是教育部牵头全国来做的。我自己的观点和大多数的校长观点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件事做起来没有实际原则不能逾越的障碍。我们把这种事的优先顺序排到很高的位置。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紧迫的。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只要我们对这种不公正有足够的反感就是能做到的。谢谢!

(责任编辑:刘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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