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主义”让大学文化走向没落

　　论及大学校园文化，很多人看到了“校园民谣”的凋零、大学在商业化氛围中的频频失态、大学在开放中却走向封闭等等诸多问题。而在我看来，现今大学校园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行政主义的弥漫和僭越。可以说，大学校园文化的张力之所以日渐萎缩，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如今的大学基本上分为两大块———行政部门和教学部门。本来，行政部门是为教学部门服务的，起的是一个“辅助者”的作用，但不知从何时起，行政部门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管制部门”，一纸令下，各个院系莫敢不从。而且，这种行政强势、教学弱势的倾向在进一步加强之中———五花八门的评比、检查、评估把大学行政部门的权力助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

　　颠倒的角色定位、几乎不受监督的强势权力，使得行政部门在大学的机制架构上至高无上。就此，一个统一的大学被割裂了，大学文化的空气里充斥着管制的浓重味道。不仅学生的一言一行受到不容置喙的规制，甚至连大学教师们也活得不自由，每每疲于奔命、缚手缚脚———教学大纲、教学讲稿、教学课件无不由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形式，教育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由此被窒息，陈寅恪先生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大学文化精髓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根本找不到生发的土壤。

　　公元1231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了被称为“大学独立宪章”的教谕《知识之父》，自此之后，大学自治的传统逐渐涵养并蔚为壮观，正所谓“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让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然而，一如我们所见，大学自治的高贵传统，正在慢慢演变为大学行政部门的自治。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权力自治”而非“知识自治”。而知识的自由性和丰富性被抛弃的过程，就是大学校园文化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

　　行走于大学校园，看到那些站在某处查学生有没有戴校徽的行政官员，心里就感觉悲哀。难道学生对大学母校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是靠一枚小小的校徽来维系的吗？这其实体现出来一种根深蒂固的管制思维。只有让学生们从心底里以学校为荣，校徽才佩戴得安稳踏实。校徽问题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校园行政主义的弥漫和笼罩。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很多高校，众多学生社团组织往往是要经过“审批”的，建立在行政部门“同意”基础之上的。这种行政命令对学生主体性的绑架和阉割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学生社团组织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学生自发建立的“自治组织”，它无需行政部门插手其中，只要学生们“同意”即可。退一步讲，你可以行使监督权，但无论如何不能使学生社团组织成为行政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

　　大学校园是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壮观了，但其内核———大学校园文化却一步步走向没落。大学行政部门对“父爱主义”的迷恋对此难辞其咎。唯希望，大学的管理者们能对此反躬自省，爱大学就让它自由，爱学生就还他们主体性。(张若渔湖南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