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青涩的果子已经映衬出中国性格（图）

　　策划人语：

　　十年一梦。从“选送”上大学到完全凭成绩录取，我们经历了整整十年。

　　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人，没有经过不平等遭遇的人，没有体会到“唯成分论”下掩藏着另类歧视的人，决然想不到，压抑许久突然被释放后的力量有何其巨大——1978年，在的的确确感受到国家真正在起用人才后，在经过激动、疑惑与彷徨后，全国数以万计半路出家的准学生，疯狂地加入到了考大学的行列——那个时期，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欣喜，是羡慕，是奋发图强、昂扬向上的朝气蓬勃，是为祖国奉献聪明才智的士者风范！

　　30年过去了，高考制度恢复也经历了30年的健康发展。

举目四望，人才济济。当我们感到今天的大学生已不再是“天之骄子”、“时代宠儿”，而成为一群最基本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时候，充实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人才巨大作用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国家在经济濒临崩溃之际的重大决策，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今天，山西大学1978级6个大学生的一番话，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基本元素。在青涩与成熟之间，在激情与冷静之间，在大笑与哭泣之间，我们聆听到的，是新中国启蒙时代最具感染力的淳朴语言——―

　　

　　孙满仓，男，1962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对联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泥手接过迟到通知书的孙满仓

　　“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大一时公民选举，我看到选举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还非常‘生气’地去找系领导理论，结果领导说我还不够选举年龄……”作为78级中文系最小的大学生，孙满仓对大学时光的回忆首先从当时同学们的年龄开始。

　　同班同学的年龄差别很大，用他的话说就是“大的能生下小的”。正因为年龄、生活阅历之间的巨大差异，孙满仓这样描述自己上大学时的感觉：“我的成长，就像一棵幼苗嫁接在一棵老树上，直接受到成熟思想和丰富知识的灌注，特别是哲学的滋养和老同学经历磨难后对社会多层面的认识，让我在工作、生活当中，早早学会了运用辩证的思维去思考、去创新。”

　　孙满仓出生在万荣县荣河镇荣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伶俐、刻苦好学，村里人说他是“读书的好苗子”。1978年，在万荣县荣河中学读书的孙满仓属应届参加高考，因历史原因，荣河中学当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老师们的指导加上孙满仓的刻苦，使得孙满仓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全县都名列前茅。“我非常感谢荣河中学的那些恩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严格要求，才使得我能够在当年高考录取比例20∶1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孙满仓说，“我们当时有半年的高考复习时间，数学老师要求我们自己讲数学题，一道一道讲，他说‘过’时我们才算过关；地理老师是山西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在我们临上考场时还给我们讲‘季风’，说是时间来不及了，但我们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高考成绩公布后，很多同学陆续都接到了通知书，但孙满仓的通知书却迟迟未到。他在忐忑不安中等啊等啊。那天下午，他正在给村办小学打墙，突然有人跑过来说：“满仓，满仓，你的通知书！”那一刻，满手是泥的孙满仓看着久违的牛皮纸信封，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报到日期的临近，家里人也越来越忙。姐姐心疼他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特地扯了块好布料给他做新衣；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床新棉被……临走的时候，亲戚们都起了个大早，千叮咛、万嘱咐，他带着沉甸甸的嘱托，踏上了万荣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

　　首席记者 冯文战

　　

　　郑钢花，女，1958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山西广播电视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天冲刺高考的女兵郑钢花

　　1975年，郑钢花高中毕业后先到太原南郊插队，后参加海军，成为在天津塘沽服役的一名海军女兵。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其父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几个哥哥也都读过大学。受父兄的影响，她一直梦想有朝一日也能步入大学校园。

　　军旅生活，苦乐相伴。部队严明的纪律和朴素的作风使她真正成长起来。时光荏苒，1978年3月，她被调到太原海校任卫生员。她清楚地记得，那是调到太原海校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部队营房的广播正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一则高考消息让她满心欢喜，但随即又失落了。“高考恢复了，身为一名现役军人，我能参加高考吗？”郑钢花边走边陷入了沉思，此时此刻，自己的大学梦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听到这则消息的两天后，正在病房给病号输液的郑钢花突然被部队领导叫去谈话。领导告诉她，部队有15个高考报考名额，建议郑钢花报名参加考试。“我当时真是高兴啊，因为确实没有想到服役期间也有机会参加高考。”郑钢花说，当时，离高考仅仅剩下19天了。

　　19天能做些什么？5门功课怎么复习？仓促应考一旦落榜，明年能否继续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未知数……郑钢花急了、慌了，一时间乱了方寸。她先是和家人商量办法，又去找高中语文老师、历史老师咨询应考对策和利弊，最后在大家的一致鼓励下，她一咬牙：19天，拼了！

　　那是怎样的19天啊！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每一门功课的复习时间平均不足4天，怎么办？经过短暂的冷静思考，她决定不给自己的强项―――语文留复习时间，而历史、地理、政治各用3天，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复习较差的数学。主意打定后，她随即不分昼夜地“逐门攻坚”，遇到已懂的她便归纳总结，使之系统；遇到不懂的章节她便求教老师，聆听讲解；遇到难解的问题，她更是探寻方法，掌握规律。记忆加理解，公式加习题，她的脑子始终在超负荷高速运转，累了，趴在桌子上胡乱睡会儿，饿了，捧着书随便吃两口……

　　步入考场的一瞬间，她那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考题就在案前，亲切地散发着油墨的香味，她开始奋笔疾书……

　　1978年，郑钢花由一名女兵成为一名女大学生，而这绝非19天的冲刺与努力。

　　首席记者 冯文战

　　

　　卫厚生，男，1949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为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差点没过“政审”关的卫厚生

　　“我还记得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你知道，像我那种风湿性的疾病，最怕的就是着凉、感冒，但我还是冒着雨去了……”1978年的高考经历，深深地刻在了已年近六旬的卫厚生老师的脑海里，他说，那是关键性的一步，让他获益终生。“很美好！很难忘！”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并没有让卫厚生感到特别的激动和兴奋，“主要是身体的原因”。“文革”期间，卫厚生患上了特别严重的活动性风湿病，继而影响到了心脏。“当时，这种病是要死人的。那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养病。”

　　1975年，卫厚生身体有所好转，就到了当时长治五中当工人。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传来，对卫厚生并没产生多大的触动。“就我那身体，根本就没抱什么再上学的希望了，自然没有报名参加考试。”但是，作为一名“老三届”比较优秀的学生，1977年10月，卫厚生被抽回学校当了名教师，辅导那年即将参考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卫厚生重新拿起了书本，并自学了没有学完的高中课程。随后，他又被抽调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阅卷工作。

　　那年，许多他当年的同学都参加了考试，考上的还不少。之后，不少人把上学后的信息给他反馈了回来。“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羡慕。不少同学也反复鼓动我，要我也参加高考上大学。但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还是拿不定主意。”1978年春天，他高中时的一位副班长找到了卫厚生，跟他聊了许多。当时，他的那位副班长在工农兵学院学习。随后，那位副班长又去找了他好几次，苦口婆心之下，卫厚生开始动心了。“当时我想，管它能不能上，先考了再说。”他重新拿起了课本，开始复习已经生疏了许多的功课。因为功底比较扎实，他的复习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除了那场让他记忆犹新的大雨，考试很是顺利。成绩下来以后，卫厚生考了个晋东南地区文科第一名。“当时挺高兴，最起码也是对自己水平的一个证明。”让他纳闷的是，录取通知书一直迟迟不下来。第二名被复旦大学录走了，第三名被南开大学录取了，消息接踵而来，但他这个第一名的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

　　“到底怎么了？”被等待折磨了一个多月的卫厚生坐不住了，他去了教育部门了解情况。“当时教育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的政审有点问题，只能分配到一所普通学校的一般专业。我说，那不行，怎么也得上个差不多的吧。随后，他们就把我分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结果，通知书随后很快就下来了。”

　　对于高考，他说：“是高考给了我希望，如果没有高考，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知识、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待遇、现在的收入。那是一段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

　　卫厚生现在是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他说，他经常在讲课的时候提起他高考的经历，他要让现在的大学生明白，他们那一代人的求学是怎样的艰辛，希望大家珍惜现在的生活。

　　首席记者 黄泽雨

　　

　　贾桂梓，女，1962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和老师一起考进大学的贾桂梓

　　贾桂梓，高考时，他只有16岁。

　　记者：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您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贾桂梓：惊喜，很大的惊喜！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我并没有疑惑只有惊喜。1973年，我上小学时，曾考过一次试，从那以后都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这个消息传来，我感觉是给了我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觉得自己就像一匹骏马，终于可以在宽阔的草原上驰骋啦！

　　记者：突然要考试了，不担心吗？

　　贾桂梓：有点儿担心。当时教育极不正常，有的学校初中一年就结束了，而就这一年中还得学军、学工、学农，好长时间学校也没有正规教材，1977年才慢慢恢复正常。我在上高中时，就每天盼着考试，尤其是看到成绩排到前面，就特别高兴。我的语文底子比较好，作文还常被贴到作文园地中，只是发愁数理化。一听要考试了，心里便有些紧张。参加高考时我16岁，算最小的了。

　　记者：您16岁就去县城参加高考，是家人陪着去的吗？

　　贾桂梓：没有，高考那几天是我拄着树棍一瘸一拐地去的。家人虽支持我高考，但那天还是各忙各的。我家在农村，而考场设在县城，我进城后，既没住的地儿，又没有吃饭的地方，后来找到我爸原来的同事，就住在单位女生宿舍。在那炎热的夏天，我不好意思总和人家挤，晚上就睡在别人的行李上，再加上紧张备考，我心里也特着急，不知咋回事，腿上起疮，整个腿都肿了，走路一拐一拐的，门房大爷看我行走艰难，就帮我找了根树棍儿。

　　记者：考试结束了，等通知书的日子应该比较顺吧？

　　贾桂梓：也不算顺，那段日子可以说非常痛苦。“初生牛犊不怕虎”嘛，高考时我压根儿没想过考不上咋办，只觉得舍我其谁？家人问我考得如何，我就说“没问题，肯定能考上”。可渐渐地，大家的通知书都发回来了，惟独没有我的。我心里也开始着急了，赶紧找老师核对答案，仍觉得自己分数不低呀，为何没考上呢？甚至怀疑是否交卷时出现问题，或者忘写名字了。后来通知书终于到了，才知道自己是村里最后一个领到通知书的，也是考得最好的。但是，经历了从惊喜、盼望到失落、痛苦的变化，等我拿到通知书那天，反而特别平静，人都有点麻木了。可父亲他们特别兴奋，那天，他把同事请到家里吃饭，好像都喝醉了。走入大学校园后，我才发现有一位教过我的老师也同样考进了山西大学。

　　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丽虹

　　

　　牛贵琥，男，1952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文学系主任。

　　给教育部长写信的牛贵琥

　　1978年秋，天空湛蓝，田地金黄。

　　公社一位主任跳跃着从远处走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向他们挥舞着。

　　牛贵琥直起酸困的身子，抬手擦了擦汗。微风掠过，已经干枯了的玉米叶子一阵沙沙作响，旁边几个人一边掰着玉米棒子，一边在说着什么。远远的，主任在嚷着什么。主任的身影越来越近，声音也渐渐可闻：“小牛，你的通知书！”周围的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哗地一下围了上来。“我看看，我看看……”

　　主任微笑着盯着牛贵琥：“怎么样，高兴吧！”“你呢？高兴不高兴？”牛贵琥反问道。

　　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后，听着周围人祝贺的话，牛贵琥却“没有太多的高兴”。那一刹那，上学的学费怎么解决？以后的日子如何安排？所有的担忧都涌到了眼前。“你已经26岁了，再上四年大学就30岁了，谁会嫁给你？只能娶个二婚的了。”一位亲戚规劝他的那段话，忽然又响在了他耳边。

　　他想起了那一碗至今仍叫不上名字的稀饭。那是他一次下乡，那家村民无论如何都不愿招待他，只因为没有什么好吃的。他说：“你们吃啥我吃啥！”主人给他盛了一碗泛着黑色的稀饭，里面漂着几根绿色的菜叶。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用干红薯磨成面以后熬的，里面的菜叶其实就是红薯叶。那一刻，他想：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他想起了《参考消息》上那行很不显眼的文字：“中国有意恢复高考制度。”那是1977年初。

　　正是这行文字，重新点燃了他求学的梦想。

　　他想起了1977年所经历的那种刻骨的失落。那年，他参加了高考，但最后并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1977年高考没有公布高考成绩），在等了一个多月之后，他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查询自己的成绩。回信很简单：“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被录取，希望你参加明年的高考……”

　　站在金黄色的玉米地里，他浮想联翩……

　　看着那些围在四周比自己还高兴的人们，他们的面容渐渐模糊，那些泛白的汗渍，那一张张刻满了岁月痕迹、在阳光下透着黝红的脸庞渐渐放大，放大……“上大学去！”

　　在经历了30年的风雨沧桑后，2007年3月20日的下午，牛贵琥教授坐在山西大学文学院文学系主任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首席记者 黄泽雨

　　

　　倪新生，男，1948年出生，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高考时，倪新生的孩子已经一岁了

　　春雨绵绵之中，记者走进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找到了倪新生副教授。他灰白的头发略显沧桑，眼神中透射出的是十足的亲切与睿智。谈及30年前的高考，他思量片刻，感慨地说：“正是那次高考，我才有幸成为那场文化浩劫中的‘漏网’之鱼啊！”

　　1978年，30岁的倪新生已是山西省某厅的机关干部，孩子都满一岁，自己早错过了上学的最佳年龄。可是，秉持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他始终认为“读书是一个人立身处事最根本的东西”，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高考，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孩子们”坐在同一考场。

　　他说，那次的高考之所以会出现“老少三代”同堂考试，得益于国家照顾“老三届”的政策，把考生年龄放宽了。对他而言，机会也只有这一次，一旦错过，可能今后就不会再有了。

　　提起考试的情形，倪新生微微合目，沉浸在难忘的回忆里。

　　“当时，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考生可以说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有农民、有解放军。为了赶上考试，有一位考生刚做完手术，是由父母搀着进来的，站都站不稳。可惜的是，有一位女同志在体检时恰好临产，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说到自己，他总爱用“幸运”两个字描述。正是这次机会，让他像一条从网中脱逃的鱼，获得了新生。

　　讲到当年高考前的复习，倪新生眼睛一亮：“高考前，单位还特意给我放了一周的假，用来复习考试。”虽说有时间复习了，却没任何复习资料，甚至教材都没有，完全是按自己对高考的认识准备的。谈及考场心态，倪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考第一场时我还迟到了，不过当时我的心态特别好，非常放松，一来是因为我那时年龄比较大，而且已是省厅里的一名干部，工作比较稳定，参加高考的目的很单纯，没有现在的就业压力，只是想上大学学习。”

　　在“文革”时期，上大学的路虽已被堵死，但他在下班后，除了按规定学习两个小时的中央文件和《毛泽东选集》外，仍一直坚持自学。“当时书特别缺乏，有时为了买一本书要跑很多地方，若能找到一本好书，那可真是如获至宝啊！经常是朋友间互相借书看，那段时间，我家里快成书的转运站了！”回忆起那一幕，他依然兴奋得像个孩子。

　　“只要你想读书，你就会有书，因为那种渴望会逼着你到处找书、借书。”他清楚地记得，大学里每位同学对知识和学问都是如饥似渴地追求，不管何时去学校图书馆，总有很多人等候借阅，老师们经常被学生追着讨论问题，甚至老师有时都招架不过来。

　　最后，倪新生说，坎坷经历造就了那个时代中国最特别、最优秀、最有个性的一批大学生。

　　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