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选择出家清华研究生比北大的多(图)-搜狐教育

　　在家,还是出家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当然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

明影法师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触佛教的。198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在深圳市。

　　虽然工作优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总爱对许多问题探究本来,越探究却越困惑。后来遇到了净慧法师,他觉得“终于找到归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为他的校友明海的师弟。

　　也有许多人,在学佛多年以后选择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陈晓旭。

　　对于有关李娜——衍真法师的种种猜测,她的一位教中好友很是忿忿不平:“这些人根本不懂佛教。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开始接触佛教,那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修行多年以后,出家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的选择,不需要什么特殊原因。”

　　“当然,确实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的苦恼而出家。这个并不重要,你可以说求法也是因为苦恼,只是苦恼的层面不同。”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出家以后如何修行。”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而后者,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

　　现在的衍能法师,仍然不愿意接触任何媒体,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别人讨论在家出家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她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是票据法领域的专家,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出家前一直是研究会的指导教师,所以接触较多。她学佛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王文利对记者说。

　　据王小能以前的学生回忆,王老师气质很优雅,说话很好听,对学生非常友善。

　　衍能法师出家后,她的一位本科同学曾撰文表示不解,并将她的选择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学——卧轨自杀的著名诗人海子——相提并论,认为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并提出“世法、佛法哪个更能帮助众生”的问题。而这也是衍能法师不愿意在出家不久的今天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誉为“第一神童”的宁铂。这位中国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无数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学毕业之后人生却一直不顺,选择出家之前他只是中国科大的一名普通教员。

　　直到2003年出家,宁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对宁铂而言,这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人生——虽然也曾被校方劝回一次。

　　现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或许,那个“宁铂”并不是他的真我,现在才是。

　　这正如陈晓旭出家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林妹妹终得其所!”

　　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r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佛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并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杨姓博士来自台湾。她向记者介绍说,台湾也有不少隐居的人士,甚至有些并非基于宗教信仰,而只是愿意享受独处生活。她的父亲退休之后就进入山中隐居,已经几年没有出来了。但是,像大陆有些山中那样苦修住禅的,在台湾比较少,可能因为缺乏居士供养的机制。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佛、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才能把真正的佛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佛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佛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佛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隐逸文化的根脉

　　文/柴爱新

　　很多人烧香求佛，但大多没有看到佛的智慧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宝玉雪地里拜别贾政一段:贾政在船上,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宝玉未及答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并作歌曰:“我所居兮,青梗之峰;我所游兮,鸿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做了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同样的选择,撇下万贯家产,在长春的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

　　对于陈晓旭出家的原因猜测纷纭,真假难辨，最后她在自己的声明中称:“出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更积极的人生选择。”有媒体提供了一种说法,陈晓旭自20年前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林妹妹”以来,她的人生始终没有摆脱“林妹妹”的影子。中国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的浸润,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无境界的熏陶,造就了陈晓旭的选择。

　　面貌各异的隐士

　　中国自古多有隐逸之士,古有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今有李叔同(弘一法师)、明海、顾城,他们成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群像各有不同。

　　有“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愤世之隐,对当时的政治和官场的黑暗有切肤之痛。庄子心悸于现实社会的残酷,愤慨于统治者的虚伪与卑劣,一生敝屣权势,鄙夷当政,多次拒绝统治者的约请。

　　有“大梦谁先觉,神仙我自知”的蛰伏之隐。诸葛亮年轻时为逃避战乱在荆州城外隐居十年,躬耕南亩,待刘备三顾茅庐,则殚精竭虑、南征北战,直至死于军中。像诸葛亮这样的等待机会的隐士历史上大有人在,商周时候的姜太公,西汉的张良等,都是这样怀抱利器,隐居山林,遇明主则当仁不让。

　　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仕途失意之隐。东晋陶渊明,“不堪吏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采菊种豆。

　　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怡情之隐,宋代林逋,栖身于西湖一隅,隐居不仕,20年足不及城市,终身未娶,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

　　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想空门何处消”的亦官亦隐。21岁即中进士的王维,本以为可以建功立业,却饱受挫折,少年壮志磨蚀殆尽,最后却脱下官服换上僧袍,做起万事不关心的在朝僧侣。

　　也有鱼目混珠为猎取高官厚禄钓饵之隐。唐朝走“终南捷径”之风盛行,隐居为了引起注意,尽快出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炒作,隐得轰轰烈烈。就像歌星告别歌坛,告别会搞得惊天动地,结果告别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他又出山了。

　　躲进佛的屋檐下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从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是隐逸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孔子虽一生周游列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理论上他也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自己就身先士卒做了避世全身隐士;佛家则是最纯粹的弃绝红尘之隐。

　　随着文化的发展,隐逸渐成一种自我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其中也包含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清高的人格理想、淡泊宁静的生存方式和典雅的文化品位。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为此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现代工商业社会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加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原因,使传统的隐士近乎绝迹,“隐”起来越来越难了。而隐逸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断绝。

　　自唐宋禅风大畅以来,亦官亦隐、亦僧亦俗,一度成为一种时尚。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人们都可以一方面着眼现实,属意名利,一方面心向山林,志归禅道,二者兼顾。“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等理论不仅使佛渐渐向现实世界靠拢,更为归隐修行大开方便之门。宗教也在不断调节,改变形式和理念,适应现代社会。

　　丰子恺曾经总结,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学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着这个楼梯一层层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尤其佛教,度一切众生,因此,还有很多人更愿意到佛的屋檐下避雨。

　　大多人只看到佛的仪式

　　1990年,我国当代著名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隐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明海、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天才”宁铂、歌手李娜,直到“林妹妹”……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人们隐逸的愿望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湮没。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农业经济的自己自足,当隐居山林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今人更多地选择了宗教。

　　大概不少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出家的冲动,只是生在五行之中,难逃三界之外,七情六欲、功名利禄很难放下。因此,到寺院小住,体会一下五戒、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邪,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做短暂的参禅访道渐成时尚。

　　古代隐士的理想之所终南山,现在除了寺庙中的出家人,还有少数居住在简陋茅蓬的隐修者,还有一批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知识分子,总之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他们呼朋引伴相约到山上住几天,或可称宗教几日游。

　　“我在红尘里行路,有着自己的负累和任务。很多时候,律宗尼师们带给我的一切成了我灵魂的一个烙印。虽然这身躯被万物、被缘法暂时役使着,但烙印不会消失,它将永在。它告诉我,吾师们勇猛精进,直上孤峰顶,在那风卷云舒的天之尽头,有莲花灯座千万朵,朵朵曼妙,洒下世间。”

　　近期一本流行书叫做《莲花次第开放》,此书作者程然发现有上千个博客摘抄这本书的内容。身为居士的程然多次去终南山,她说看到很多人烧香求佛,但大多没有看到佛的智慧,只看到了佛的仪式,因此才会有对陈晓旭的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