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学校问题多 移交犹如分娩中的阵痛(图)

　　2月26日，西安一家企业学校。因与学校就学费标准没有谈妥，一些家长用铁链锁了校门，一位给孩子报完名的家长无奈翻出校门

　　背景数据

　　我省的企业子校目前主要分布在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汉中等大中城市，约400余所，占全省城市中小学的1/4；在校学生约30万，占城市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1/5；企业办学的经费投入每年在1．8亿元以上，占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10还多。按照省政府2005年74号文件的相关政策，目前已将52所部属国有企业办中小学移交给地方政府。

　　时间进入3月下旬后，家住西安市西郊的李浙峰家一贯平静的日子被女儿需要重新选择学校的插曲打破了。

　　9岁的女儿哭闹着怕没学可上，妻子一次次去女儿就读的西安市庆安小学交涉，但至今未果。学校也很无奈地说，如今学校已经移交给西安市了，非户口所在地的孩子将都不能再在该校读书。由于李家女儿在该学校的学籍姓名已没有了，所以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学区去上学。

　　在西安市庆安小学，和李浙峰的女儿一样面临着被“合理清除”出该校的学生人数至少有500到600人。3月16日，李浙峰的妻子和众多非本学区学生的家长一起来到该校“陈情”，但学校表现得非常为难。据了解，目前西安市有近20所类似庆安小学这样的原企业子弟学校正在或即将移交到当地政府统一管理。

　　“企校”移交，有人欢喜有人忧

　　此前的3月7日，记者曾就企业学校移交话题到西安市庆安小学采访。该校校长李某平静地说，学校移交工作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切都非常有序。

　　“由于庆安小学以前是企业子弟学校，我们这些非企业子弟学校的孩子要在这里上学，必须缴纳借读费，即择校费！可是如今学校移交给地方了，收费只能按照西安市公办学校的统一标准收取，我们拿着钱学校也不收……”陈先生的儿子和李家女儿是同学，由于户籍不在庆安小学所在的学区，目前也面临着重新找学校的问题。

　　西安市庆安小学原本属于西安庆安集团这家大型国企的子弟小学，在移交地方以前，该校每年在招收完企业职工的子弟后，还面向社会招收一批借读生和插班生。当然，这些社会上的学生都要给校方缴纳一笔费用。而且，按照教育和物价部门的政策规定，企业学校的收费标准要比地方学校高一截。但由于该校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所以吸引了周边许多单位的家长想办法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

　　部分家长的恐慌早在庆安小学的预料之中。学校也有他们的难处。因为学校移交给西安市教育局管理后，许多方面都要按照公办学校的规定去做。比如每个班级的人数定员，插班生、借读生的有关政策等等。

　　“企业学校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移交给地方呢？”李浙峰的妻子将家庭的烦恼怪罪到了学校的移交上。

　　有意思的是，就在庆安小学的部分家长对企业学校因移交而损伤自己利益大发牢骚时，10公里之外的西安一家原企业子校的部分家长和教师，却急切地盼望着学校尽快能从企业所属移交到当地的雁塔区政府，甚至不惜与校方公开理论。家长盼望早移交，是嫌学校收费太高，希望移交后和地方学校收费一样低。而老师则是希望移交后，自己的待遇能得到改善，至少能和公办学校同行的待遇一样。

　　教师关心收入是增还是减

　　国家对企业子弟学校划归地方统一管理的政策是，先部属，再省属、市属。到2007年底，大中型企业原则上不再保留和自办基础教育，所有基础教育机构都要划归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和调配，从而实行教育资源统一配置。目前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学校的移交工作已进入到人员身份、资产审核阶段，这也是整个移交过程中牵涉面最广的一部分。

　　“在企业学校移交地方这个事情上，广大老师最关注的就是待遇问题！”西安远东一中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说。这个说法记者随后从另外一所刚刚完成改制的企业子校张老师处得到印证。

　　“我们一直抱有一种观望心态！”这名张姓老师告诉记者。作为移交给区县政府管理的52所部属国有企业学校之一，他所任教的学校在度过3年改制过渡期后已彻底移交给了西安市莲湖区政府，今春已转为一所公办中学，已接收的老师的工资也由国家财政发放。本月的工资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因为这是首次由国家财政发放的工资。“转成公办学校后，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还不大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移交地方后我们的工资会比以前少。”自己的收入究竟会比以前少多少，这是挂在该校所有老师心头的问号。

　　近年来由于张老师所在学校原属企业的效益一般，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是由学校来筹措，企业基本上不干预。老师的收入、聘任也由学校说了算。由于没有企业的拨款，这使得学校格外地重视教学质量，同时辅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好学生来就读，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在企业所在地周边打出了一定知名度，成为一所省级重点中学。随着慕名而来的非企业子弟学生的增加，老师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虽然还没有领到由政府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但私下里，已有老师偷偷打听过公办老师目前的收入。这名老师告诉记者，自己带的是历史、政治等副课，学校转成公办学校后，对自己影响其实并不大。他说，企业改制学校与公办学校老师的收入构成是不一样的。没改制之前老师的基本工资跟着企业走，只有六七百元，其余的就要靠课时费了，课时费才是工资中的大头。

　　比如带数学、语文、英语这些主课的老师，他们的工资最多时每月能拿四五千元，主课与副课老师的收入差别比较大。而公办学校的老师基本工资约1500元左右，听说除了基本工资，老师要完成一个基本工作量，完成超过基本工作量的老师才有机会多挣一些。

　　如果老师的待遇前后变化较大，将会给学校带来什么影响？这名老师坦言，收入锐减将有可能直接导致一些骨干教师跳槽到私立学校。“那样的话，教师们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管理部门考虑的！”

　　他们担心的是，学校移交地方后，一切费用都“公事公办”，过惯了宽松日子的学校是否能习惯新的“清贫”。“我们的教师以前月收入都在三四千元，移交地方后绝对不可能再这么高！”

　　划归地方后企办名校可能的“损失”

　　在所有已经划归地方或正在向地方政府移交的学校中，有一批学校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类学校就是已经形成了教育品牌的一些“企业名校”。

　　西安铁路一中、宝鸡石油机械厂子弟学校等多所原属企业子弟学校的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以前的许多高额奖金、津贴、补助将来很有可能取消！”

　　据了解，传统企业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以前主要来自企业的税前划拨。划拨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企业自身的效益和学校的发展情况而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一旦这些企业学校将来“剥离”企业、划归地方后，其所有开支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地方财政按人头拨款支付。教师工资由国库统一支付。

　　决策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许多“企业名校”居高不下的“择校费”可以得到遏制。例如某省级标准化试验中学，企业学校可以很合理地收取地方学生每人2万到3万不等的“择校费”，而且在其他费用的收取上也会比地方学校高一些。但在完成移交后，这些学校尽管身价“高贵”，但只能在物价和教育管理部门允许的范围内收费，否则就会有“乱收费”之嫌。

　　“学校划归地方后，仅高中部分我们每年至少损失收入近180万”，该学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该校在此前对于非企业子弟的择校生，一直是按每人每年不少于5000元的标准收取“择校费”，该校目前高一有10个班，每班平均60人，其中三分之一属于择校生，按200人计算一年可收择校费100万元，再加上高二、高三，一年一般都有200万以上的收入。移交地方后，除教师工资外，经费投入按照在校生人数每人最高（高中）40元由财政拨付，划归地方后企办名校压力将会很大。如果经费不足，教师待遇下降，骨干教师队伍的稳定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企办学校转成公办学校真是太好了！”今年2月底开学时，给孩子到西安市庆安小学报名的李女士喜滋滋地说。上学期给孩子报名时，学杂费700多元。但从这学期开始，她只交了55元的基本杂费和少量的其他代办费。庆安小学共有2000多名学生，仅社会生占了近一半。学校移交后，学生应缴的费用是降低了，但对学校来说压力则更大了。

　　如何抑制学校的收费“冲动”

　　由于移交工作中间牵涉到的问题和部门很多，比较复杂，国家的相关政策是，给企办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间的“磨合期”为三年。对于大多数企办学校来说，今年即是三年大限之年。

　　省教育厅的一位官员表示，目前，在全省企业基础教育改制过程中，中小学校尤其是原企业效益日渐滑坡的学校对移交最为支持和欢迎。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经营效益不好，甚至资不抵债，连正常生产都维持不下去。职工工资不是拖欠就是减发，教育经费的投入自然就更难以保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办学校的移交意味着今后学校的教学将更加有保障，毕竟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逐年在加大。而这笔投资和经费是以前的企业子弟学校所难以享受到的。

　　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原来厂里每年都要给子校划拨三四百万元的教育经费，这相当于给每个职工每月少发二三百元的工资。这几年随着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大、效益的退减，职工收入偏低，学校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对企业来说，无疑“减了负”。

　　企业“减了负”，家长和学生会减负吗？

　　省教育厅的这位官员指出，学校统一归地方管理，理论上可以防止择校、乱收费等问题的滋生。从长远来讲是好事，一是老师的压力小了，有益于其身心健康；二是今后这些学校的教职工与公办学校的教职工享受同样政策，老师的心更稳定了；三是学校不会再做“唯升学率为己任”的短期行为，从而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但他同时也有些许担忧，一些“企业名校”移交地方后，学校多年来形成的收费冲动肯定不会因此就得到遏制，收取高额择校费、维持较好待遇进而吸引好教师、争夺好生源，保住或争得一个重点中学的牌子，进而获得高收费的资格，这个畸形的利益怪圈也不会因一纸改制的文件就能顺理成章地解决。短期内，教育资源仍将维持不均衡的局面，仅凭改制不大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只要重点与非重点、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升学率上仍存在实质差异，包括企校在内的一些名校就仍有乱收费、高收费的空间和冲动，而要消除这种差异，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显然路还很长。

　　他的担心是，到时候这些学校的“身价”无形中可能会更高。学校可能采取“压缩正规生、扩招择校生、吸收插班生”等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因为班额有限，要求读名校的学生人数却并没有减少。“到时候，这些企办名校完全就成了一个卖方市场！”

　　除过分数线的门槛外，“择校交钱”可能是许多家长送孩子到这些学校的最有效途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价格也将水涨船高。为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个别学校的收费手法可能会更加隐蔽，态度甚至更加强硬。就像一位家长说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别那么大，现在又都是一个娃，不择校可能会省几个钱，但娃学不好咋办？”

　　值得期待的新义务教育法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表示，现行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施行以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总量不足、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尽合理等6个方面。

　　应该说，企办学校统一归地方管理，体现了一种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和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努力，无疑也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但不能回避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对资源的调配都必然引起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个利益链上的各个环节的既得利益者，也必然会想方设法来保持自己的利益。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相应细则的保证，几乎必然地会在具体实施中变形、异化，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当前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孩子上不了学，而是上名校难、上名校贵。根本在于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差别。二者之间除了经费及校舍设备的差别外，最主要表现为生源质量的差距和教师水平的差距。在目前就近入学的原则下，学校的生源质量只与周围居住者阶层的知识水平有直接关系。

　　对于解决师资水平的差距，国际上对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校长和教师的轮换制。比如日本，免费义务教育期限为9年。国立学校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支出，公立学校的经费由都、道、府、县或市、町、村支出。义务教育阶段，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拨款占95％以上，国家补助不少于25％；中央财政负担国立学校所需全部经费和全部教科书经费；负担地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其余由都道府县等承担，以保证所有城乡公办学校拥有规范的、基本相同的办学条件。在偏远地区工作的教师会拿到相应的补贴。

　　教育财政预算中，教师工资占到80％。教师为公务员，工资必须高于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为了促进校际均衡发展，在公立小学之间实行教师定期调换制度，平均每个教师约七年更换一次学校。调换一般是在同一县或市内进行的，教师工资待遇不变。

　　实际上，我国已有一些地方开始这方面的试点，如辽宁省从2003年开始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校长、教师交流制度，在14个市均安排一个城区作为试点；保证一所薄弱校每年交流进来4至5名优秀教师，重点学校的教师每人至少要在薄弱学校工作3至5年；而中小学校长或书记每任满6年必须易校或易职交流。教育部推广的安徽铜陵“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的经验，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校长和教师的轮换制度。

　　在日前提请首次审议的我国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中，也体现出决策层在这方面的意志和决心。如草案对公办学校经费保障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区市政府负责统筹落实；也提出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公办学校骨干教师巡回授课、紧缺专业教师流动教学，公办学校校长和教师流动。对教师工资问题则规定，公办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相应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等。

　　如今，上学难、上学贵已经成为被世人普遍诟病的社会问题，正在审议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无疑给了大多数家长更多的期待。人们希望这部法律的通过，能以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形式来釜底抽薪地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就像小时候那首《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的歌曲所描述的国人对于义务教育的梦———“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家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是的，都能上学，而且是在离家最近，以最愉快的心情上学。本报记者　李勇钢　耿彦红/文　赵航/图

　　编辑:张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