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易中天、于丹热现象的冷反思

　　易中天、于丹真可谓一夜成名，红遍天下，成为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他们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热闹非凡，一边是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与针锋相对的声讨行为，一边是热切期待签名购书和聆听演讲的绵延不绝的长队。口水之战正酣，思想交锋的热潮久久不退。

　　这种繁复的文化景象，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转型期社会多元文化不可避免的激荡与冲突，也是当今为数不少的文化学者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态度和行为的集中反映。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在民族文化传承的态度上，易中天、于丹们下达趋利。

　　这里的“君子”并非品德高尚者，实乃真正的文化思想研究者；“小人”亦非品德欠佳者，乃不甘寂寞的学者是谓。中国正统的思想者，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态度是采取形而上、使之升华、具有更高明的远见卓识。易中天、于丹们显然采取比较浅近、重于现实的低视态度，急功近利，使之大大俗化。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行为上，易中天、于丹们失却作为文化学者的独立人格，完全功利化。

　　中国正统的文化学者，立言著述做学问，依照自己的爱好孜孜求取真知，出发点为己，却自觉地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这是真正的学术精神。而易中天、于丹们，求知问学做研究带着明确的功利性，一切行为迎合别人，在迎合别人的过程中扬名立万，作为文化学者的人格发生裂变。极端功利是斩断学术真精神的利剑，此极端性行为便滋生学术腐败。

　　中国的文化大师，无一不是极具独立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真精神，他们在民族历史文化的长廊中构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现在我们却难以看见这样的风景了，至少在目前的大学里，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易中天、于丹们。在这个意义上，易中天、于丹们不足以称之为中华主流文化学者。

　　 “易中天于丹热”的背后是中国文化与大学人文精神的没落。

　　邓公的“猫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是否可以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值得商榷。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是无法评判其得失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是激变，中华主流文化的重建和发展却只能是以渐进的累积的方式进行。

　　“国学热”的兴起，对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有着巨大促进作用。易中天、于丹们乘势而作，弃“国学”之本真精神，大肆贩卖“国学”之末流功用，可谓国学热潮中极不和谐的音符。

　　这对普通社会个体而言，负面影响似乎不很大。然而“易中天于丹热”兴起于象牙塔内，其极端功利性必然熏染着万千学子。大学生正处于人格完善、难辨本末的关键阶段，所以仍须引导。而其身份又不同于一般社会个体，极端功利的引导必然妨害人文精神的培养。易中天、于丹如日中天，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人文精神的没落。

　　真正能够担负民族文化传承使命的学者是耐得住寂寞的，只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才可谓大师。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需要这样的大师，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易中天、于丹们，至少在象牙塔里不应该出现太多。(西安人文经贸学院 徐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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