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背景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发言

　　我从教30年，我1976年高中毕业就做代课教师，但是在县城里做代课教师，紧接着中国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是一些非常好的教师，从村里、乡里和区里调到了县城的学校，我也看到，一些好学生开始集中在一些好学校。

因为我受教育的经历是在文革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好学校，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县城里来了很多乡里的好教师。其实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政策性的重新布局。中国新时期的教育的一个开端，就是优势资源集中，这种优势资源当时是包括教师，进一步包括学生。

　　走过了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以后，我现在在每一个农村地区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一到县里，我就要他的县志。我吃惊的发现，不管是四川还是甘肃，我找到的任何一个县志，发现在县志的统计上，我们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学校数量最多、教师人数最多的年份是76、77、78年。这以后，学生数和学校数就开始逐渐的减少，尤其是学校数。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开始追求教育的质量、追求优质教育和选拔教育，必然带来一些淘汰和清除。比如说拨乱反正时期，大家常常讲的一个笑话，初中毕业就教初中，小学毕业就教小学，这样的教师被清退了，这样的学校也被清退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今天的学校布点发端的事情。中国今天的学校布局，总体来说学校层级化，这是一个连续性政策的结果。这个政策的结果下来，我们可能看到，我先不说当下的情形，我们可能看到五年前，十年前，可能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孩子上不起学；而且上不起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距离远，而由学校距离远带来生活成本很高，使得一些孩子辍学。这三五年来，党和国家在西部投入上，力度加大了，学校布局的调整其实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欣喜的方面。比如过去，孩子集中在乡里读书，其实乡里的条件也很差，但是现在把乡村的乡一级的集中办学学校建得很漂亮了。我去到一些藏区，看到都是楼房，甚至有的地方还有土暖气，的确设施是改善了。孩子们集中起来了，设施改善是我们看到的进步。但是我觉得还有两点，今天我们要讨论一点，到底这项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当中，对孩子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问题、现状还存在什么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集中资源办学基本上形成一个不太可逆转的定局情形下，孩子们不光是受教育困难，而且比较早年龄脱离父母的监护，由师生关系替代亲子关系，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探讨意义的问题。撤点并校以后，所有教师都要担负替代亲子关系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们的师范教育也好，在职培训也好，为教师提供这样的培训没有。这一系列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综合复杂的问题，我也想今天在这个沙龙里，听取尤其是来自基层的，来自研究者的声音，我们共同就这个问题发挥智慧。其实很多现状的问题，问题层面的东西，谈完以后，我其实更多的再想听一听各地的解决性的措施。

　　

(责任编辑：李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