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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频道 > 职业教育 > 商学院 MBA > 第三届“商学院与中国”商学院院长(圆桌)论坛 > 最新动态 > 嘉宾发言

清华经管学院仝允桓:我们是跟随者不是创新者

  仝允桓: 首先我觉得搜狐教育、中国经营报、新财富杂志组织的这样一个商学院院长论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刚才张维迎教授对媒体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所有媒体都这样,至少我知道像中国经营报、搜狐教育这些媒体还是非常严肃的,我看到的,像我们搜狐教育对商学院的评论还是从一种善意的、正面的角度比较多。

  张维迎教授刚才的开场白其实给我们提了几个现在商学院教育或者商学院发展中间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他都说了,要把这些问题都展开谈的话,那就不是今天一天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他谈了几个,一个是商学院对中国的作用,我们的题目就叫商学院与中国,第二个谈到商学院的责任,第三个谈到商学院研究的方向,商学院培养人的方向,还有商学院实现这些东西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他作为院长,确实做了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商学院所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他都提出来了。完全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全面的阐述,我觉得时间不够,我觉得我平常有一些思考的问题,或者平常在其他场合没怎么讲的问题,我今天讲一讲。

  商学院对中国的作用,刚才李总编和张教授都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2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现在天津大学校长,我们学校有一位副校长叫巩贺,他到MIT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来了,他说因为中国有几个教授要到这儿来参会,他们谈工程教育,这几个教授对中国的工程教育是持一个负面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就会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实际上过来就是要以正视听。他谈了一个观点,说中国从解放以来,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有了这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中国的科技人员基本上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就不能说中国的工程教育一无是处。

  这其实也适用于商学教育,因为中国的商学教育不是从解放以后就有的,严格讲是解放以后就有,刚才张教授也讲到说1984年清华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商学院管理教育可能最早的应该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最早50年代就有一个工业经济系,那是从苏联学来的。再有一个是吉林大学,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当时有一个企业管理系,不过那个时候的企业管理,主要是企业车间层次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生产管理,没有金融,没有市场,那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教育,还有一些像人大和一些财经院校,基本上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统计的一套同志,真正的现代的管理教育应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从70年代末,很多学校,像清华1979年恢复经济管理系,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国内很多学校成立了管理学院,开始恢复或者是重新建设管理教育。应该说这个时间是跟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应该说他背后管理的支撑力量,如果没有管理教育,我相信是不能设想的,但是这个管理教育不能说全是商学院的功劳,还有很多社会培训,像经贸委那个时候做过很大量的干部培训,这个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商学院在知识提供、师资提供、师资的培训以及直接的MBA教育这方面,我想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中间支撑商学院教育,还有我们媒体出版社,是整个系统,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其实研究这个问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商学院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它也分两个阶段,80年代初或者70年代末就开始有商学院,但是真正开始培养MBA是从90年代初,1991年开始MBA教育,这前十年跟1991年以后,其实商学院有一个质的变化,所以刚才张教授谈到商学院改变中国,其实我还想说其实MBA教育改变了商学院,MBA教育从1991年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几个学校有一个协调小组,后来1994年开始成立MBA指导委员会,这个协调小组讨论MBA课程的时候,就开始有争议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三类管理教育,一类是综合性大学里边,他可能对企业管理叫企业管理,一类是在工科院校里边叫管理工程,连专业名字都不一样,在财经院校里面叫财经教育。

  这三类学校放到一起去,这三类学校平常是不打交道的,平常学校老师之间的沟通都很少,学校学生之间的沟通都很少,说老实话,我在清华读研究生的时候,跟人大的研究生沟通起来很困难,我觉得我的语言、思维方式跟他的语言、思维方式不一样,很困难,不是说我的对,其实有很多是他的对,但是因为我是从工科院校出来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直奔目标的思维方式,他可能更发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讨论MBA的过程中间,其实最终大家还是形成一个共识,就是MBA教育。现在再过了几年,我们现在看,我们这几类学校之间几乎没有这样的争论,说MBA应该这样培养,应该那样培养,只是说不同学校的管理体制不一样,它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是MBA教育的内容,MBA教育的目标,我想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光是MBA课堂,包括我们的普通硕士,包括我们的本科生教育其实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了MBA课程的影响,就是MBA课程造就一批师资,这批师资他更贴近于实际,他思考了很多跟中国现实管理问题直接关联的问题,他带到了MBA课堂和其他硕士甚至博士课堂上,使我们商学院的教育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想这也是大家不常谈到的MBA教育的一个贡献吧。

  商学院对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想美国在批评商学院教育上面大概有三次高潮,一次是60年代中,一次是80年代末,后半期,还有一种是20世纪末,大概三次批评商学院比较集中的时候,60年代周期的时候对商学院批评,后来美国两个基金会出了两份报告,都认为是MBA教育中间的一个里程碑,到80年代末的时候,又对商学院有一轮批评,很多商学院通过反思,对课程进行改革,到20世纪末的时候,又对商学院有比较大的批评,比较代表的是名兹伯格的那样的看法,其实你要跟大的发展趋势,这些批评我想我们不展开谈了,或者商学院后来做了什么改革,我们也不展开谈,但是你在观察中间有一个现象,就是每一次批评商学院的时候,都是美国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美国经济遇到问题了,人们都批评,这个问题是你商学院培养的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企业的需要,每次批评都是这个背景,你就看看这个时候。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讲,反映了美国社会也把美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或者归咎于商学院教育。

  我们中国MBA教育的发展时间还短,其实我想在很大程度说,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会跟宏观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就业不好了,这就开始批评MBA教育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倒不见得就是MBA教育造成的,但是媒体关注的时候,它容易往上连,这么一连,有的时候你看到是哭笑不得,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媒体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前提,或者说有一点主观意向。我们商学院的这些老师或者院长,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不屑于说,还是不敢于说,有的时候也就听之任之。

  去年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好象也是一个网站办的一个什么活动,但不是搜狐,会上有一个媒体的负责人在上面讲,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的MBA教育师资问题,我们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都是让毫无实践经验的教师去给MBA上课,MBA学生能学到什么?我当时就当面质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清华、北大是让毫无实践经验的人给MBA上课?他说一般都是这么个看法,我说你要是一般中国商学院很多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去上课,但是你点了名,清华、北大,我就要问一问你有什么根据,他当时非常下不来台,因为这是一个公共场合,后来我们媒体一个人讲,他说你问的好,他说我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在批评MBA教育,批评的头头是道,我们在座很多商学院院长都没有反映,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有些情况是我们可以澄清的,也是应该澄清的,因为他要是不说清华、北大,不点名的学校说我还真没法说,点名清华、北大的时候我就能说,就像张院长讲的,清华、北大虽然有竞争,但是更多的是合作,我们对彼此的情况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还敢跟他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商学院对中国的教育,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或者是MBA教育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我想这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确实应该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是一种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谈到中国商学院和美国商学院的比较,刚才张维迎院长也谈到这个问题,人家就是拿我们跟美国商学院比较,前不久搜狐有一个访谈的时候,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人家通常会问中国商学院跟美国商学院差距有多大,中国MBA教育和美国MBA教育差别有多大,这句话问起来就不好回答,因为美国可能有1000多个MBA项目,中国现在差不多有近100个MBA项目,但是你对中国近100个MBA项目,有的MBA项目是刚刚招了生还没有毕业生,就是刚刚起步,美国的项目可能有一些也是很烂的,有些可能就是一个邮箱,但是我们知道的美国管理项目可能就是前10名,或者是前15名,我相信大多数管理学院院长能说出前20名就不错了,不要说社会公众和媒体了。

  实际上换句话说,你是拿中国的100所跟美国的前20所比,这个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如果拿美国的前20所,我们说它是前2%,中国也拿前2%,拿中国的清华、北大跟美国的前20所比,可以说我们跟他们的差别不大,如果这样比的话,我们可能还真的跟他们差别不大,但是我们还真是不能说我们是一流,这是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拿课程跟他们比,没差别,我们拿师资,刚才讲世界是平的,我觉得也差别不大,案例,我们也用哈佛的案例,也差不多,教材,现在基本上跟美国是同步的,硬件设施,你到美国的商学院看看,看不出来比我们的教学条件更好一点儿,我们还比他们新一点儿,在某种意义上。像光华的新楼马上要出来了,马上就是世界一流了。一流的概念可能已经不适用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设施了。

  你说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差距在我们是跟人家学,就是我们一直在跟人家学,学他的教材,学他的案例,学他的教学方式,我们的教师也是在他那儿学过以后回来教的,我们一直是一个follow,是一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创新者,这就不能说我们是一流。如果说MBA教育在中国的问题,或者商学院在中国的问题,我非常赞成张维迎老师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创新,我们要用自己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东西呢?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条件,中国这20多年来,经济发展这么快,商学院有贡献,企业家有贡献,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大形势有贡献,但是它一定有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印度就没有那么快,为什么历史上其他的这种发展过程中也没有这么快,为什么就在中国有这么快,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只要让他进入这个门槛,很快就在国际上把很多同行打的稀里哗啦的,中国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到成本那么低。中国的管理有它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的这套管理的框架完全能够合身的套进去。

  你比如说战略,我们现在战略分析一套的东西,你再去问问我们很多企业你的战略执行到底了吗?其实我们发现中国很多企业的战略就是在不断的调整,这跟美国的很多公司可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里边,他在一个变化极其频繁或者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激烈的条件下,他的模式可能跟美国的模式就是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都决定了中国的管理有它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商学院,刚才赵先生谈到中国管理改革走的靠前,李总编也谈到在中国管理创新方面应该是比其他方面的创新更多,这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商学院教授没有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把它理论化,把它推向世界呢?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原来,北大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冯友兰,在谈中国哲学发展的时候,他谈到一句话,说中国哲学我们原来都是照着讲,现在到了我们接着讲的时候了,我想我们商学院、中国管理科学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在MBA教育的这15年以来或者商学院教育这20年以来我们是照着讲,后15年或者后20年我们该怎么办呢?可能是我们应该接着讲,讲中国自己的故事,当然也不是不讲外国的故事,要加上中国自己的故事,而且要把中国自己的故事讲到世界上去,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成了世界一流,这里面其实它是商学院的一个责任,谈到社会责任,我觉得这就是商学院的一个社会责任,商学院的一个使命,我们都谈到我们的使命,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我们的使命大概是三条,一个是我们要培养商界领袖,一个是要贡献学术新知,第三个是我们要履行社会责任,原话记不住了,可能北大的表述方法跟我们稍微有所不同。

  张维迎: 我们是18个字,好记,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

  仝允桓: 这是我们商学院共同的使命,我们为了履行我们的使命,可能我们在研究人才培养这方面都要做相应的工作,我非常赞成刚才张维迎教授谈的,我们商学院,现在大学里面有一个机制,老师升职需要发表文章,而且现在非常强调要在国际上发表文章,我现在非常担心一个导向,现在大家都是在SAI或者SSCI或者什么EI上发表文章,我觉得这些教授是不是哪些文章,哪些课题容易在这里边发表,我就研究什么,会不会有这样的导向,我有这方面担心。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一个引导就是不排除你要往海外发表文章,那是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但是首先你是研究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了,世界的问题也就解决一半了,所以说应该研究中国的问题,应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贡献力量,这方面张维迎教授是一个楷模。

  再一个,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我前面谈到美国商学院几次争论,美国社会对商学院的批评到商学院的反思,其实除了第一次比较强调理论的加强和师资队伍的加强以外,后边两次基本上都是批评商学院不贴近实际,我们现在可能也有这个问题,这跟前面的研究也是联系起来的,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商学院怎么样在人才培养中,在课程建设中能够更贴近实际,今天请企业联合会的同志一起来参加会议,非常好,怎么能够跟企业更好的结合起来,把商学院出来的学生能够更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这个是商学院教育、MBA教育中间后边要探讨的问题。

  这里边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案例问题,我们现在用中国的案例不足,我们前面做过一个EMBA学生的调查,EMBA学生认为现在EMBA项目中间的各种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案例教学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的案例教学不足。这里面有几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不太愿意让外边的人去研究他的问题,尤其研究失败的问题,有一年我在香港做访问学者,在企业当中发问卷,中资企业回问卷是最不积极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商学院的问题,就是我们导师的升迁机制使得这些老师对编写案例兴趣不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跟人才培养相联系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培养学生定位,不同的学校,我们跟北大的使命相似,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国其他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个使命,我觉得那就成问题了,所有的学校MBA培养如果都是一个定位,那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市场本身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是分层次的,不同的商学院,他的MBA项目怎样有自己的定位,他的学生是为哪些服务的,这个如果想清楚了,对我们后面的人才培养会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人才培养方面我想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张教授讲到的社会责任问题,社会责任首先谈到我们商学院要讲社会责任,因为前不久跟张维迎老师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当时提供了一个数据,他说他查了一下企业社会责任,网上搜索了一下,我印象很深,好象是这么一个数字,好象是110万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检索条目,其中100万条是最近一年的,是这个概念吗?

  张维迎: 对。

  仝允桓: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这件事,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商学院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MBA教育和商学院发展中间,强调社会责任其实现在是不做也得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张教授也讲了,如果这个人品质不好,这个人本质不好,他如果学得越多对社会危害越大,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本事越多,对社会责任的贡献就越大,我们培养商界领袖,商界领袖社会责任这种意识对我们来说肯定非常重要,当然这种社会责任的意识绝对不仅仅是建几所希望小学,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大家把社会责任简化成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其实企业社会责任还有更多,你怎么样关注,我觉得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我们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你怎么样关注这个企业所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你怎么样关注企业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可能都是企业社会责任其中应有之意。 总的来说,其他师资问题,我就不讲了,我对这几个问题我有这些方面的看法,就不占太多的时间了,谢谢。

  张维迎: 仝院长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他是我们全国MBA指导委员会的秘书长,而且在职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应该是见证了中国MBA的发展历史,其实我们在商学院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他刚才讲了几点需要强调,他说以前我们是照着讲,现在是接着讲,这个非常有意思,你模仿着原来的画可能画的比原画者还好,但是你也还是不值钱,这就是商学院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是商学院的一个定位,不同的媒体,像新财富和经营报就不一样,我想这个对商学院来讲也是这样,有些可能是地方性的,有些可能是行业性的,确实不能按照一个标准来做。美国有1400多所商学院,所以我们经常简单的类比中国的商学院和美国的商学院是不恰当的,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创新度还是不够,但是这个肯定有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中国的企业一样,我们中国的企业像最近的华为、中兴,还有海尔,这些都是很具有创新性的企业,但是他也是一步一步学过来的。

  实际上媒体和商学院的关系,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要团结起来做好事,有的时候做的当中可能要互相体谅,而不是简单的互相指责,我想通过这种比较理性的交流很重要。另外我自己来讲,包括像清华,我们走在前边的一些商学院,希望能够扶植一些优秀的媒体,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比较理性的、建设性的来分析,包括我们的教授写一些文章,给什么样的杂志发,有些杂志如果老乱来,我们一般是不给他们提供稿件,但是如果杂志比较理性的话,刚才你讲到批评,美国的批评跟我们不太一样,他都是有大篇的分析报告的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任何东西都要有来源,你不能说别人都这么讲,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你问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说大家都这么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尤其我们在报道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可靠的来源,你做过调研,做过分析,这样才比较有价值。现在网络发达之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懒的话,很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网上抄下来,这样的东西以后我们尽量避免。

(责任编辑: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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