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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工商管理教育来说，P即part-time，也就是在职读MBA，F即full-time，全日制读MBA。很多院校从设立工商管理教育伊始，就是P与F并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P的风头远远胜于F。

　　P与F并行走过十几年，很多商学院开始反思：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管理教育认识程度的日益提高，市场对在职MBA的需求有增长趋势；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却发现，在职MBA存在诸多问题，甚至这些问题已经抹杀了管理教育本身的精髓。

　　P之问题

　　北大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引入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认为，MBA的门槛相对于数学、艺术、工程等专业学科是低的，但拿到数学学位能吃一辈子，拿到MBA学位就未必能做一辈子经理人，何况相当一部分经理人是没有读过MBA的。所以MBA教育与中国人通常习惯的教学是不同的，学生收益最大的，除了学习还有利用各种机会参与的活动。全日制班学生自然能够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活动，参与教授的调研、项目、企业委托的活动等等，但在职班学生平日里没时间到学校来，周末来了只能上课，要知道光靠上课带来的实际收效连管理教育预期的一半都达不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项目主任祁新娥接受采访时提到，周一到周五上班，到了周末，学生们的精力和体力无疑都会大打折扣，学校不敢说能够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复旦更多的周末第二课堂系列课程，涉及到的是MBA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比如花旗系列课程、易初莲花系列课程等，这些课程肯定与P班学生的正常课冲突。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招收part-time学生最主要的弊端在于学生来源单一，北京就是北京的，上海就是上海的，广州就是广州的，这也是长江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F之担忧 北大国际MBA（BiMBA）对MBA入学学生每年所作的调查却凸显了一个问题：F班学生入学平均年薪是10万元，P班学生的平均工作经历只比F班

　　高一年，但是平均年薪是20万元左右。中方院长胡大源说：“我经常会碰到学生咨询时问，如果MBA毕业后还没现在薪酬高怎么办？这基本反映了学生们的求学心态，F班脱离社会两年，毕业后需要重新选择，是需要学生的勇气和权衡。”

　　国际上尚无定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指出，目前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对于P与F都有很多讨论，哈佛大学没有在职，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有在职，这个争论没有定式。如果从办学根本理念来看，在职MBA，学生的机会成本较低，学校的管理成本较低，公司的招聘成本也比较低；但从学校的教学理念来看，真正好的课程，学起来都会非常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到工作，这就是商学院长远的MBA教学质量。美国高端商学院质量最高的还是full-time。所以中国商学院如何取舍就看定位，如果是对目前市场定位的就选择P，如果是希望长期发展的就选择F。

　　学制是新平衡点但存争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钱颖一认为，其实P与F班给商学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培养MBA的时候，到底侧重点是F到P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是跟它相关的学制长短。美国学制都是两年，欧洲一些学校是一年多一点，最近加拿大一所大学将MBA学制由两年改为一年。学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学生的机会成本，因为在目前充满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脱离社会进行学习，的确成本比较高，所以减少学生成本投入，学院应该全面改革课程设置。

　　但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光金的观点也反映了部分院校的苦衷：国有商学院的学制并不是能由商学院来决定的。“我认为学生既是顾客也是产品，不能说学生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适应他。目前不能忽略的问题是中国仍然有很大一批学生对文凭有极大的需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管、MBA的副院长杨梅英也认为，现在各个院校都有缩短MBA学制的趋势，这就使得年限缩短之后与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显得比较突出。学生们的学习时间也会变得非常紧张，但学生们确实有削减学制时间的需求。

　　编后

　　在搜狐网主办的“商学院与中国”第二届商学院院长（圆桌）论坛上，关于P与F的关系以及MBA学制问题，众家商学院院长讨论得不亦乐乎，但难有结论形成，其中一位院长的话不无代表性：“社会上总是提MBA的学位与普通硕士的学位是不是同等对待，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聘用时对MBA的工资定位。在大家的观念里，如果改成一年，在学位认可的情况下，就会让这些国有用人单位产生一些矛盾。”由此看来，学生单纯拿学位的观念、企业单纯看学位的观念如果不能得到改变，P与F在中国确实难寻解决之路，学生们只能自己去权衡取舍机会成本与时间成本。

　　弹拨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崔载必、陈昭全、Nini Yang、邹宜民

　　编者按：香港科大商学院的崔载必和三名研究人员最近摒弃“美国人较重事业、中国人较重家庭”的典型传统观念，通过深入探讨构成中美两种文化中一些观点的基本要素，尝试比较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影响中国与美国员工的。本文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些节选。

　　在美国，导致家庭与工作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员工的家庭对他的要求；但是在中国，冲突的源头则来自员工家庭与事业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美国，事业等同于个人的报负及成就，一个对家庭照顾有加的人士，如果容许工作干扰家庭生活，最终将面对分居、离异或者被逐出家门的危险。

　　当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时，美国人一般选择以家庭为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声称，因参加选举为个人及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牺牲而退出总统竞选。姑且不论此理由是否属实，此事例足可显示美国社会对家庭价值的重视。一项由市场研究机构所作的全美调查指出，62％的就业成年人表示，当要决定工作时间表、出差与工作协调时，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但中国人却“通过工作光耀门楣并使家庭富足兴旺”。我们认为，中国人超时工作或假日加班，是个人为家庭利益所作的牺牲，而不是只顾追求个人事业。在中国，家庭对员工的需要也许不如在美国强烈。独生子女政策使家庭规模变小，而中国的父母一般会协助已婚子女照顾家中小孩，因此妇女也更习惯外出工作，所以中国人似乎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处理夫妇俩同时追求自己事业的情况。

　　中、美社会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在美国，超时工作被看作是为个人事业前途而牺牲家庭幸福，但在中国，则是为家庭幸福所作的个人牺牲。美国的文化将家庭价值放于工作之前，因此面对的压力也较多地来自家庭，但中国则将工作的重要性放在家庭之上，压力更多地来自工作。

(责任编辑：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