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甘肃省会宁县三中高三毕业生王学举收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本硕博八年制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显得非常激动，可看到报到时所需的9000元学费时，心情又一下子沉重起来，“家里肯定出不起这些钱，只能贷款，毕业后我自己还。”

　　王学举同时收到北京大学寄来的一份助学贷款申请书，但能否贷上款要等入学后才知道。就他家的情况而言，筹足上学的路费也有困难。他向记者询问在当地能否申请到助学贷款。而记者通过采访发现，许多贫困学生在上大学前实际上无法得到生源地助学贷款。

　　经济穷县与教育大县的尴尬

　　王学举家住会宁县北部山区的河畔镇半岔村上半岔社。由于这里持续3年干旱，今年王学举家中的30亩旱地几乎颗粒无收。

　　他说，高中三年学习期间学校为他免去了学杂费，而他每年700元的生活费都是父母务农所得，连续受灾使他们家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弟弟今年还要上高中，他8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就寄托在助学贷款上。

　　而在当地，有此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会宁三中副校长李世杰说，三中今年有209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二本，其中90％以上的学生只能靠贷款才能去上大学。7月19日，当记者来到会宁四中高三毕业生党子君的家中时，这位已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录取的女孩正在家中复习英语。问及如何解决开学之际5850元的学费和1200元的住宿费时，这位贫困山区的女孩低头不语。

　　她的父亲党唤民告诉记者，他已把家中唯一的一头牛卖了1800元，其他费用怎么办还没想出好办法。他说：“我从银行贷不了款了，大儿子上大学四年我贷了13000元，有几笔贷款已经到期了，可我还不上，儿子在大学还有12000元的助学贷款。”

　　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许多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而多年来，这里的重视教育传统使这个县成了教育大县，并有“高考状元县”之称。由于经济落后，困难家庭孩子上大学难的问题在这里非常突出，在甘肃乃至西部地区都具有典型性。

　　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生云说，今年全县参加高考的7861名学生中，达到三本录取线以上的超过6000人。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上得了大学并完成学业，近年来当地形成了一股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的“三苦”助学风气。但由于政府、社会的力量都有限，最后负担孩子学费的重担还是落在了每个家庭身上。

　　生源地贷款可望而不可及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充，生源地贷款对于支持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有重要的优势和作用，可是受现行信贷支持政策不完善和商业银行在农村布点少影响，许多贫困学生在上大学前无法得到这一帮助。

　　据记者了解，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尽管国家从1999年起就要求各地实施生源地助学贷款，但由于地方没有贴息政策，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积极性都不高。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甘肃省共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1906万元。许多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中，至今没有单设生源地助学贷款科目。

　　另外，为了规避风险，在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时，许多地方作了种种限制。如在会宁县，当地农行一次性最高只能贷给贫困学生5000元，而且只给当年考上大学的新生发放，期限为四年，利率比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稍微作了下调。

　　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项业务存在金融风险，贷款逾期率高，贫困家庭本息偿还难。会宁县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去年9月，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会宁县支行贷款逾期率达60％。

　　逾期率是各地商业银行确保信贷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逾期率超过1％，办理该业务的信贷员就要受罚，直接影响其效益工资，所以一些信贷员对开办此业务的积极性也不高。实际上，像会宁这样贫困而考生较多的县，故意逃避或延缓偿还贷款本息的只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信贷户来说，无力偿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会宁县支行行长陈士茂建议，既然生源地助学贷款与学校所在地国家助学贷款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家庭困难大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就不应该在政策上有区分，这项业务要健康发展，首先要享受同等的贴息政策。

　　贫困地区期盼更多政策支持

　　自恢复高考以来，会宁县已经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4万余名，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200多人，获得硕士学位的2000多人。但上不起学的贫困学生也相应增多。“考得这么好，真为娃娃们高兴啊。”满头白发的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生云说，“接下来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穷山沟里的娃娃一个不落地送到大学去，但这难度很大，需要各方面的帮助。”高生云说，为帮助优秀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学，会宁县已拨出12万元专款给全县120名贫困毕业生每人补助1000元，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孩子越大，家长越怕”，“考不上也愁，考上更愁”，“儿上一次学，娘脱一层皮”，“考一个大学生，多一个贫困户”。

　　在会宁县采访，随处可以听到当地农民有关上学难的“顺口溜”。这是高校收费日增给当地群众带来沉重负担的反映，也是国家政策性助学措施在当地不足的表现。

　　会宁二中办公室主任魏振华说，我们希望国家助学贷款能够前移，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就可以申请贷款，改变目前进校后再申请的方式。他说，由于不知道能否贷上款，近年来一些会宁学生尽管高考考得很理想，却不敢报名校或发达地区高校，而是挑选学费少的农林、师范等院校，结果造成了高分低就，可农林、师范等院校以地方院校居多，贷款、勤工俭学的机会相对较少，反过来又造成了上学难和就业难。“我们希望国家加大生源地贷款力度。”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段兆军说，“由于贷不上款或贷款数额小、期限短，很多家庭是通过打工、粜粮和向亲朋借钱的方式解决短期的上大学难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处长陈志远认为，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贷款支农的主力军，在生源地助学贷款方面，也应该发挥作用和优势，可由于现行政策不完善，既没有贴息，也没有风险补偿，使得农村信用社在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他建议，对于西部贫困省区，无论在贴息还是设立助学贷款风险基金方面，国家应通过转移支付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否则，难以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建立一个长远的保证机制。

　　新华社记者朱建军、王艳明（新华社兰州7月24日电）

　　新闻背景

　　1999年6月28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从9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的普通高校进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试点。消息宣布一个月后，北大、清华、中科院4名学生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成为北京市首批受惠于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2000年，中央加大工作力度，将国家助学贷款由8个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国家助学贷款，的确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促进了高校改革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局。截止到2003年12月，全国累计审批贷款合同额65.2亿元，资助学生79.1万人。

　　自2004年6月实施新政策、新机制以来，国家助学贷款资助金额和资助人数超过了以往5年的总和，至2005年12月底，全国新增审批贷款学生120.4万人，新增审批合同金额102.5亿元。连同以前几年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全国累计已审批贷款学生206.8万人，累计已审批合同金额172.7亿元。（据新华网）

　　■关于助学贷款

　　银行承担较高风险

　　按照当初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助学贷款作为政策性金融贷款，成本高、风险高，跟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是相悖的。助学贷款涉及学生、学校、政府及银行四方面的利益与责任，但是按当时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设计，学生有了学费，学校不用担心贫困生拖欠学费，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又解决了政府的难题，学生、学校和政府都是受益者，但这三方却不承担多少风险责任，只有银行是高损失高风险。因此，对商业银行来说，开办这项业务只是响应号召的被动之举，在这方面欠贷风险又很高，作为银行当然缺乏积极性了。

　　两成学生不能按期还款

　　还款情况差、银行面临坏账风险成为助学贷款遭遇“冷场”的最大原因之一。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统计，目前大约20%的大学生不能按期还款。由于大学生毕业后两到三年是经济紧张期，加之部分学生还贷意识不强。商业银行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义务的同时，得不到足够的风险补偿，也影响了银行的积极性。人民银行一位高管分析，尽管大的政策规定如果出现了呆账坏账，国家可以冲销，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实际上只能直接由商业银行核销、自行消化。这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有一定的矛盾。即使作为国有银行理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商业银行的性质使银行不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此外，国家助学贷款需要高校自行与商业银行协商签约，双方沟通不畅也影响了贷款的实际发放。

　　来源:汕头日报

编辑：苏琳

(责任编辑：李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