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与素质,教育目的的不同定位
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在谈到“学会认知”时指出:“这种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掌握认识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的知识,既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手段,它应使每个人学会了解他周围的世界,至少是使他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进行交往。作为目的,其基础是乐于理解、认识和发现。”
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知识更多的是“经验”,因此,那时课堂教学的有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传授知识,让经验一代代传下去。但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信息时代,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大多数知识今后直接被派上用场的可能性都很小,虽然仍有一些知识对学生来说是“有用”的,但从总体上说,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学以致用,而在于学习知识本身——通过学习而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文明的人,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李希贵局长说过这样的事: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用人单位,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高中毕业生比初中毕业生素质高”,就问他们,你们的哪个岗位用到了高中的哪部分知识呢?是力学还是函数呢?他们说,什么也用不着,不过我们还是喜欢高中生。为什么他们用不到这些知识却喜欢有这些知识的学生呢?这使我想起了一位部队指挥员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军战士操练时,天天喊“一二一”、“立正”、“向前看”,可在哪个战场上,战士是喊着“一二一”的号子向敌人冲锋陷阵的呢?没有。指挥员却说:“‘一二一’的号子战场上是不需要的,但通过‘一二一’的号子训练出来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丝不苟的作风却是战场上所必需的。”
1997年,我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考察,校长给我讲了个故事:80年代他教的一个班的学生共47人,参加高考,学生化学成绩全班平均94分(满分100分)。教完这批学生,他就出国深造。当他回国时,正在上大三的这个班的43名学生相约一块儿去看他,他“心生一计”,就把当年的高考化学试卷重新印出来,让这43名学生重做,结果当年平均成绩94分的这些学生,现在竟平均得16.3分。能说这些学生经过两年多的大学学习,水平越来越低吗?不能唯一能够解释的原因是知识并不代表能力。忘掉了过去的知识,但并不证明素质低下了。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叫素质?当我们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之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素质。”
我们把教育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并以此作为教育的唯一的、最高的目的。作为教师,我们恨不得把所有学科的所有知识都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作为学生,恨不得把这所有学科的所有知识滴滴不漏地贮存在脑海中。至于这些知识跟学生的经验有没有关系,他通过学习是否探索能力得到提高,我们是不管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现代的教育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个奇迹。”其实我想,按照怀特海的理解,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育的最基本目标,除去知识以外,还有更崇高的目标值得追求,譬如说如何去开启心智,如何去创造新思想,等等。教育不应该只是往铅桶里注水的过程,而应是不断向外流淌创造之泉的过程。如果让对知识的追求,淹没了对探索的渴望,这样的教育,能算是有智能的教育吗?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曾说过:在你丢失你的课本,焚毁你的听课笔记,忘记你为考试而死记的细节之前,你的学习是无用的。这就是说,理想的智育是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只有在智能的引导下,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心智活动。一般来说,知识关注的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公式,现成的历史事件的归纳,而智能关注的是未知的世界,是求知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一个教学观念的更新。必须明确,知识不过是智育的载体,学生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便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所得到的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师传授知识,是给学生进行智力体操的训练,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得以发展。通过智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并具备持久的学习兴趣、浓厚的学习情感、坚韧的学习意志,为他们今后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智力和能力基础。
《教育参考》2001年第4期的特约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席话,教育是造就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素质教育。
二、归纳与演绎,教育方法的不同选择
“归纳”与“演绎”是两种不同的推理方法。教学过程中采用归纳法还是运演绎法,往往是不同的教学理念支配而发生的行为结果。
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讲中、美两国教师怎样教“蚯蚓”的实例:中国老师教学,首先是板书“蚯蚓”,然后出示蚯蚓的图片或投影,让学生认识蚯蚓,再接着是介绍它身体的特征,最后讲讲它对人类的益处。将知识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国的老师怎样上呢?一上课,老师先在讲台上倒下一大堆的蚯蚓,然后请同学到讲台上抓一把蚯蚓,自个儿放在纸上,自个儿研究。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它的外形特征,猜想它的生长特征,用二十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观察、研究、分析,看看自己发现了什么?然后就同学们的研究发现,互相交流、讨论补充,同学们发言踊跃,思维的火花不断碰撞,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在此基础上,教师将同学们的研究结果加以归纳、总结,整个教学过程有趣生动,学生对蚯蚓的体验非常深刻。
中国教师重演绎,美国教师善归纳,中小学教育如此,大学教育也是这样。前不久,杨振宁教授在南京大学讲学,就中美各大学的教学方法做过比较,他说:他刚到美国时,感到很不适应,原因是中国大学授课总是先将一种无可置疑的理论提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理论来解决相关的现象。比如先学习了某种电学理论,然后再用这个理论来解释闪电等诸多有关电的现象。他称之为演绎法。而在美国,往往没有所谓的“统一教材”或“标准教义”,著名的教授往往总是先讲闪电,然后再给出理论解释。当然,这样一来解释就不会只有一种。那种解释能较广泛地接受,完全要视它们与经验现象的符合程度,完全要视它们解释的竞争力。他称之为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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