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孙展

　　高考分数揭榜。千门万户传出欢笑的时候，也传来了阵阵叹息。许多家庭，为了等到这一天的结果，已经付出了10多年的努力。

　　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

　　恢复高考29年来，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落榜生的时代际遇

　　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经过一场高考后，一条分数线在客观上却给他们做了分层。

　　同时，与大学体系辅助的职业教育的落后，使得落榜生的现实命运，更具悲剧意味

　　6月23日，李仪所在的北京市 高考录取线公布。知道连第二批本科(二本)的理科录取线都高达476后，他就不好意思查自己的分数了。因为，之前他很不保守的估分才400分。如果在去年，这个估分还有望上二本——去年的二本录取线是414分。

　　李仪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这一天，他母亲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很早就下班赶回家。在家里，她没有找到李仪的影子。

　　此时，李仪发短信说，妈妈，对不起，我考得不好。看到这条消息，他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在整整一年来，李仪一直倔强地宣称，自己肯定能考上不错的大学，不是清华的话，起码也是北京理工大学。这也成为他看电视和玩游戏被父母抓住时的借口。他无数次地辩解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落榜生的艰辛。”李仪之父李天宝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80年代初的落榜生，之后，被社会招工，上过夜校，提干时因学历不够一再失败，甚至搞对象也被未来岳母瞧不上眼，现在还不到50岁，却被单位要求提前退岗。

　　“看看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排场多了。”李天宝说，儿子不懂事，经常说什么“高考不是惟一出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不知道，这些话都是安慰那些落榜生的，“脚下有路？有什么路呢？”李天宝说。

　　父子俩的斗争一直持续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李天宝郁闷之余打通电台的电话，向主持人控诉儿子的不懂事，主持人宽慰他说，高考不是惟一出路嘛，也不能太逼孩子啊。李天宝一生气就问，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落榜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方一时尴尬。

　　李天宝的心情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拿一个班来说，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国家的人，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

　　拿大学扩招前的1998年录取率来看，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36%，也就是说，100个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中，就有64人落榜，如果不继续复读，或者复读后也没有考取大学，这些人就可能被划入社会的另一个层次。

　　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考生，更是如此——1998年，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个省，最低的甘肃省甚至只有21%， 这意味着100个人中有79个人，在理论上成为分母，而且这一数据还是综合全省城乡考生得出的，如果单独把该省农村的录取率来算的话，落榜生就更多了。

　　中国古代称，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山西省临县一中的副校长李小平告诉记者，他们这个穷困县里的高考落榜生的命运，在近30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可选择机遇非常稀薄，不上大学，就只能务农或打工，当然脑子活泛一点的也可以经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落榜生混迹在打工者的队伍中，这让人联想起“站着喝酒而惟一穿长衫的人”。

　　当然，几乎每个班上都有某个落榜生发迹的传奇发生。但是，他们与大学生的心理隔阂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很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少和同学分享之后的成长经历。

　　李小平从事高中教育近20年，他说，高考落榜生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他们不能自然地融入到乡村没有知识的人里面，村里的人还经常嘲笑他们“五谷不分”。所以，这些人往往显得清高，孤独，一些人主动迁徙到了城市去打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比较农村，在城市里，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29年来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80年代初，一部分落榜生参军复员后就可以被安排工作，一部分落榜生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叫做“接班”，还有的落榜生通过社区组织的招工信息找到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落榜生会学习各种技能，自己创业。

　　据李天宝介绍，他落榜后整天在街上游荡，街道委员会的领导看见了，跟他父亲说，这孩子得找份工作，否则成了社会闲杂人等，会出问题。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年轻无业者过多，城市的犯罪率就会升高。以北京为典型的中国大城市里，除了用降低录取线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外(很多年来，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保持在70%上下)，政府通常会把安排落榜生就业当作重要的社会稳定任务来抓。

　　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岗位缺人现象严重，高考录取线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分层，但大体上，大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各谋其事。

　　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落榜生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开始从事粗放工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中有的人一夜暴富，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高中时考上大学的同学提起他们时大都心态微妙。但毕竟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落榜生普遍比不上大学生，待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大学生的优势又逐渐显现出来。

　　山东省青岛市19中教学主任孙琳告诉记者，80年代，青岛只有20%的人能上大学，然而，1994～1996因为委托培养的情况出现，一度达到80%的高峰比例(现在基本回到5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职业教育逐渐兴起，一部分怀着大学情结的落榜生上了职业大学或民办大学。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沿袭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许多学校以升学为目标，教学以考试为指挥棒，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培养的毕业生不被市场所接受，就业率极低。

　　1999年，以青岛为例，大多数落榜生还是选择继续上学或者复读，复读考不上就想别的办法,比如先念个专科,然后再升转本科——而很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有本科文凭的要求。

　　但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却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所以，有观点认为，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实习生陈园园对此文亦有贡献)

　　高考分水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

　　★ 文/张鸣

　　再过一年，恢复高考，就已经有三十年了。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

　　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前几天《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提到过甘肃农村的一个干了20多年的代课教师，就是当年的高考落榜生，每月工资200元，如果她当时考上了，今天也许就是2000元，甚至20000元，至少用不着为那区区200元而求爷爷告奶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又在“发展中”的大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是精英教育，进门，就意味着进入预备精英行列。

　　近年来高校大跃进式的发展，想在几年之内赶英超美，把大学变成非精英教育，跟美国比肩，事实上是对本来就基础薄弱的高等教育的一种损毁，将众多响应扩招的大学变成没有多少专业技术的职业技术学校。

　　既然是精英教育，高考成为应试青年的人生分水岭是自然的。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阶层，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各个阶层的间距会拉大。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鼓励人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而不是降低大学的水平，让众多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学子，进了大学得到的报偿跟没进大学差不多。

　　高考分水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这种不公平，随着高考制度的推行，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危害。

　　首先，统一命题(自己命题的省，也是全省统一命题)，全国一盘棋，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学教的内容高度一致，在这种同质化的竞赛中，农村和偏远地区只能被越拉越远，农村的考生，还没等到高考，就已经身处不平等的竞争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统一命题造成的教育同质化，极大地窒息了教育的活力，所有的人只能学一种内容的知识，按一种模式考试，事实上也只好按一种模式思考，即使是高分考生，进了大学之后，其僵化的思想状态，令每个有点想法的老师都大感头痛，得要花很大力气去扳。很多聪明而且富有个性的学生，不仅在高考面前往往失败，甚至在中小学阶段，就容易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而成了弃徒。

　　其次，统一时间考试，考生一年只能有一次机会(试行的春季考试，由于参加的学校不多，档次不高，大体上等于没有)，万一发挥失常，则一年绝产。复读则成本又太高，一般人家难以承受。

　　至于一向为人诟病的高考招生的省份差异，事实上也是这种统一招生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本身就要求分配高校向各省的招生名额，拥有比较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必然要向自己所在地倾斜，如果所在地是首都，那么倾斜的幅度就更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实行了几十年的高考制度，早就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因为它太像科举。

　　在导致教育同质化，思想禁锢，窒息创造力的方面，高考跟科举是难兄难弟。只要这种高考制度存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只能是以应试为目的的给定答案、给定真理式的教育。

　　最近上海 复旦和交大所做的高考招生试点改革，很是招人骂，但这种改革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把考试招生的自主权，还给高校，同时也就等于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了各个中小学，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当然，这次改革的形式还大有问题，显然，在技术层面上，面试这种形式，是无法面向全国的考生的，无法想象，各地的考生，大批地不远万里或者千里来都涌到上海来面试，再大批地返回。如果一个考生既参加上海学校的考试，又参加北京甚至广州学校的考试，那么他必须在这三个地方来回奔波。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各个学校自主出题，但考试依然由各地的考试机构统一组织，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比如暑假的一个月)举行考试，各个学校的题分成若干档次，考生考哪些学校，哪些档次，由他们自己选择，可以考好几次，一次失误马上就可以补救。而且由于各校出题五花八门，倾向各不一样，也有利于考生的个性化选择，在某些学校考不好，但在另外的学校也许就考得很好。这样做，惟一的困难就是给各个高校增加了出题和判卷的任务，其实作为高校，这理应是自己的本分，各个高校与其开一堆没用的课，做一堆谁都头疼的杂务，倒不如出题判卷，做点本分。

　　高考是一个人生的梯子，爬上这个梯子必须要用力，但是这个梯子要尽可能让那些真正的人才爬上去，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特殊个性或者偏好而掉下来。

　　近三十年了，那些难以计数的本来很优秀的高考落榜生，用他们的心酸血泪，告诉了我们这个本来近乎常识的道理。

　　对于农村的人而言，落榜的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

　　★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河北)

　　2006年6月24日，河北省赵县西何庄村。

　　张占伟正在村口卖农药。夏收刚过，张占伟要趁着这段难得的农闲赚些零用钱，以补贴家用。“生意不好做。”他抱怨说，由于临近村庄做农药生意的人非常多，张的农药摊在大半天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光顾，百无聊赖的他只好和周边纳凉的村民聊些闲话打发时间。

　　在村民眼里，曾经上过省重点高中的张占伟算得上是村里的高材生，如果不是高考前他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张现在的日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光景。

　　但现实就是这样非人所愿，高中毕业十二年之后，33岁的张占伟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站在人群中，言谈举止也和普通村民别无二致。

　　种地的命

　　西何庄村是河北省赵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大约有一千多人。村民们对教育普遍比较重视，尽管收入不高，但只要条件许可，一般的家庭还是要想方设法供养一个大学生，而这在村里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张占伟的家庭也是如此。1991年张占伟考上了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这对于张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由于张占伟考上的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升学率，因此能进入到这所学校学习也意味着今后的升学之路一片光明。

　　对于张占伟个人来说，上大学是一条早已自我规划好的路径。而在这有着60名学生的班里，张的成绩属于中上水平，如果不出意外，考上大学似乎并非难事。惟一让张占伟为难的就是家境不好。

　　张的母亲多年来半身不遂，一直卧床在家，因此即便能够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从何而来，也一直是张占伟所担心的事情。

　　现实的发展远比张占伟想象中的复杂，1994年7月，就在张占伟快要高考前的几天，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度甚至传来病危的消息。这让即将进入考场的张占伟忐忑不安，“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心思考试。”张占伟回忆说。

　　经过抢救，母亲的病情终于有所缓解，但这件事却已经影响了张占伟的考试状态。考试成绩下发后，60人的班级最终只有7个人没能考上大学，其中就包括张占伟。

　　实际上，在张占伟上学的那个时代，除了这种重点高中的特别班级，落榜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宿命，在升学率只有40%甚至更低的时候，能够进入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而已。多数人还是要带着种种不情愿，从此告别自己的校园生活。

　　但对于类似张占伟这样出身普通农家的学生来说，意义就更多了一层，除了无书可读，摆在他们面前更加现实的景况是，在接受了十多年学校教育之后，如何再次适应祖祖辈辈习惯的乡村生活。

　　张占伟刚刚落榜时也有种种不习惯，但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男孩，如果整日在家无所事事，这在农村里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事情。度过了短暂的心理失落期之后，张占伟决定安心在家务农，不再做更多的幻想。

　　“农村人考不上学就只有两条路，一是种地，二是当兵。但当兵三年回来还是种地。” 1994年，对于河北农村来说，考不上大学就回家种地，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那时候，“打工”这个词对于多数人来说还非常陌生，张占伟也没有例外。

　　残酷的打工

　　同在西何庄村，比张占伟小10岁的李现召的选择就好了许多。不但升学的录取比率大大提高，即便回家，出路也多了不少。2003年参加高考的李现召班里有57个人，最后没上大学的只有9个。

　　高校扩招对于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如果不计较本科还是专科，那90%的孩子都能找到学上。”当地一位学校教师说。

　　正是因为录取人数多，也让李现召有了自己的更多考虑。高考结束，李现召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同学劝他再复读一年，但李现召放弃了，“高三的生活太辛苦，如果再考不到好大学，上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当年19岁的李现召执意回到了家中。

　　在家里呆了两个月之后，李现召不甘心在家种地，在熟人的介绍下，来到了 石家庄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在建筑工地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李现召有些后悔，他一度犹豫要不要再回到学校读书。

　　由于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信心，加上复读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在建筑工地上不到三天，李现召的双手就已经满是血泡。“以前只是读书，根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出门前，李现召对打工还抱有种种的浪漫幻想，但现实的严酷性一下子让他体会到生活的艰难。

　　尽管落榜多年，张占伟实际上也和李现召抱有同样的想法。在家种了三年菜，张占伟实在无法忍受平静但无趣的日子，也开始留心外出工作的机会。一次，听到临近村庄一个四川籍的民工，正在找同伴去外地一家铁矿打工，张占伟考虑了一周后，决定出去闯一闯。

　　这是一家私营铁矿，安全环境极为恶劣，张占伟的工作就是在深井下开矿装车。每日工作10小时左右，报酬是每月1500～2000元，对于张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危险总是相伴而生，尤其是在长时间疲劳工作之后。张占伟曾看着不少工友出事故，伤残甚至死亡，“一条命8万元，就是这么多。”他平静地说。

　　就在张占伟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习惯矿区生活的时候，临近一个矿井的特大矿难事故让同来的同伴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回家，就这样，张占伟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小生意人的不满

　　“不甘心现状，但又很难有力量改变现状。落榜者多数会是这样，如果出身农村，就更加无奈。”说这番话的刘延国叼着一根烟，坐在石家庄最大的南三条日用品批发市场中照看着他的商店。

　　出身河北赞皇县农家的他2000年高中毕业，之后做过服装推销员、业务员、保险销售。如今，他经营着一个鞋类批发商铺，收入颇丰。

　　尽管高考已经过去6年，但还是有些印记留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讲道理，无论说什么都要正反两方面去阐述，以显现自己非常“辨证”。“我当年政治课学得非常好，真的，‘主观客观’‘唯物唯心’那些分析非常熟练。”刘延国认真地说。

　　刘延国用“建筑工”和“业务员”来区分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的差别。“如果你只是初中毕业，来石家庄闯荡，惟一的出路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但是高中毕业就不同了，你可以帮人家跑跑业务。”

　　他自己的经历正是如此，高中毕业后，坚决不愿回家的刘延国到省会石家庄闯荡，最初的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经过努力，他在半年时间内，从普通店员做到了分店店长，本来觉得已经有所成就的刘延国后来发现，店长不过只是特殊一点的店员而已，除了底薪稍稍高一些外，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对于一心要改变现状的刘延国来说，这并非是他所安心的局面。辞职后，他又辗转到了一家保险销售公司。这是一家类似传销公司的机构，每天六点，数百名保险业务员都会聚集在一起，听“老师”上课。“各种各样的发财故事，以及冲破人生瓶颈的种种蛊惑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尽管明明知道“老师们”描绘的美好前景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在一段时间里，刘延国还是喜欢准时去听课，“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有一群和你命运相似的年轻人，有着相似的想法和相似的处境”。刘延国说。

　　幸运的是，在这里，刘延国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两人在岳父的帮助下，最终办起了自己的商铺。“当你没有文凭，也没有特殊的技能的时候，几乎很难靠自己摆脱原来的处境。”经过了不少磨砺，刘延国觉得高考落榜，对自己后来的努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靠亲友走出困境的还有李现召，在经历3个月的建筑工生活之后，家人终于在石家庄一家地质勘查公司给李现召找到了一份工作。相比家中无所事事的苦闷，以及在建筑工地中毫无前景的劳累，这个需要经常出野外的职业让李现召非常满意。

　　难以琢磨的命运

　　4月21日，刘延国所在的班级在石家庄进行了毕业6年后的首次聚会。全班70人，但到会的却只有十多人。“能来聚会的都是当年考上大学，或者外出闯荡出成就的人。”当年的班长李锋说。

　　李锋是班里为数不多考上本科的学生，现在石家庄一家媒体做记者。在整个班级当中，李锋算是发展最为顺利的一个。而更多的当年高考落榜的同班同学，此时多已是在家乡结婚生子。

　　在李锋眼里，老同学刘延国算是落榜者中景况最好的一个。但刘延国则并不这么看，在他自己看来，做生意始终并不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一段时间，他也试图通过读书来让自己更加充实一些，“我买了不少寓言书，想通过书中的道理增加一些看问题的方法。”但很快，他放弃了，因为发现书中的那些道理在现实当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有空的时候，李锋会去看看刘延国，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依然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稀少了。

　　相比刘延国，李现召和同学之间似乎还没有太多的隔阂。三年之后，当年劝他复读的同学上完专科，开始焦头烂额地找工作。由于毕业人数太多，一份稳定职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时李现召开始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他盘算着通过公司中的技师证考试，“这样工资待遇就能涨不少，不比那些大学生差多少。”李现召说。

　　在李现召看来，那些勉强考上专科的学生，毕业后的境遇并不比自己更好，而有机会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一个出身农家的他来说，就是最现实，最实际的选择。★

　　近30年中，有太多学子名落孙山。一些有坎坷遭际的落榜生对自我价值的不断追问，呈现了这个群体在一条分数线下对时代的非主流解读

　　★ 本刊记者/黄艾禾 曹红蓓(发自北京)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青岛)

　　潘大为：1978年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现为自由摄影师。

　　“真是万里挑一”

　　1978年6月，20岁的潘大为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参加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招生考试。他记得，当时的电影学院还在北京北郊的朱辛庄，到了北京后，还得再倒长途汽车。

　　潘大为当时已经做了三年的小学代课老师。虽是教体育，但别的老师如果生了病，他也什么科的课都上。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说要给他转正——每月领50多元工资，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里。

　　“我的心很大。当个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这时，他听说了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

　　潘大为喜欢摄影。他也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整夜在家里冲洗照片。周围的人有个需要拍照的事，都会找他，公认他拍得好。他最喜欢的是，看到早晨时还是湿淋淋的照片，贴在玻璃上被阳光晒干，“噼”地一下跳下玻璃。

　　潘大为带了三张自认为还拍得好的照片，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

　　1977年和1978年，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年头。在文革中停止招生考试11年之后，大学的门突然又向社会敞开。积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学子涌向考场——这两年的考生加起来共有1160万。最终，40.1万人考上，录取率为29:1。

　　但是潘大为报考的电影学院，录取率又岂止是29:1。潘花5角钱报上了名。他不知道那一届有多少人来报考这个学院，只知道，他的报名费收据的编号，是30538号，已经到三万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年摄影系一共从全国招12个学生。这该是万里挑一了吧”，潘大为说。

　　考试的第一关，是面试，三个主考老师，看了他的作品后，问了些不太难的摄影知识问题。潘大为记得，还让他看了一份测色盲的图。然后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吧。

　　潘大为觉得自己都傻了——他带来的三张如火柴盒大小的三寸照片，没法和其他考生相比。“人家的才叫摄影作品，不光大，整个显得很有想法。相比之下，我带的那个，只能叫照片。记得有个从保定胶片厂来的考生，其实就在给老师放小电影了，他胶卷太多了。”

　　不想过了两天，他得到了去参加第二次考试的通知。这次考完后，潘大为知道，自己彻底没戏了。他不懂得，学摄影还要考美术，考素描，这些他从来没学过。

　　大概到了6月15日，潘大为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油印的通知书：“潘大为同学，你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热感情来报考我院，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但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现在，经过初试考查，你报考我院摄影系未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再接再厉，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那年我考上了，我就会和张艺谋、顾长卫他们同班了”，潘大为说。但是，经历了这场考试，潘大为明白，自己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他有种眼界突然打开的感觉：原来，自己在此之前还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摄影”二字。

　　从考场上败下来的潘大为，汇入了那两届全国落榜的1120万人的洪流。但潘从此立誓，一定要争取在来年考上这所学校，其他的学校一概不予考虑。

　　潘大为的全部努力，就是竭力靠近电影。他虽然已经转到了一家挺不错的工厂去上班，但却总往外跑——找机会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帮忙兼进修，去山西电视台与北京方面合办的一个电视新闻训练班里蹭听。同时，刻苦准备摄影系的课程。

　　但是，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在1979年没有招生。1980年也没有，一直到了1982年时，潘大为有了其他的想法。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实习时，发现在电影厂干摄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活儿。你要从第三助理干起，升到第二助理、第一助理，等到可以单独掌机时，已经是四十大几的人了。“那么老的摄影助理还在测光，头发都秃了”。他觉得，还不如去干电视。

　　1983年，潘大为进了山西电视台。他正式放弃了考电影学院的想法。不到一年，他已经开始单独掌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视业正在开始起步。像潘大为这样，从各个途径进入到电视台，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很快，从正规科班院校毕业的人，在电视台开始越来越多起来。

　　潘大为与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们关系都不错。他们可以一起拍片、喝酒、侃大山，但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种优越感。“和他们在一起玩时，他们会谈到学校啊，同学啊，没有这种校园经历，就少一个东西跟他们交流。”

　　但潘大为心里暗暗立誓，自己要做这一行里最好的。他总是往北京跑，大量看片子。北京有外国电影展时，他一场不落。同时，他盯着这一行中最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学东西。他没有同张艺谋、顾长卫等成为同学，但这不妨碍他后来与他们成为朋友。“我的学习方法，一个是从这些优秀的人身上学，一个是看片子。我读书真不多。但是我读一本就能用上。”

　　1989年，潘大为以一部音乐片《好大的风》，入选中国电视艺术家代表团去日本交流，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团员。后来《好大的风》还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摄影系教材。这时，山西电视台就已经盛不下潘大为了，他到了北京发展。

　　至今，潘大为以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出入 中央电视台和各个电视制作单位。来找他拍片的人，从来没断过。

　　提到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与他当年参加的考试有什么不同，潘大为想了想说，第一，今天的考生专业准备更充分，第二，是考试后面的“手段”也更充分。

　　“说实话，对于摄影专业来说，不进电影学院，也可以干出来。但是，全亚洲就这么一个纯粹的电影学院，经过专业的培训还是很不一样的，有几个人能自学成才呢？”对潘大为来说，考电影学院落榜，仍是他终生的遗憾。

　　1987年，潘大为的妹妹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那是我对她下的‘死命令’，”潘大为说，“她考上了，我就像我自己上了这所学校一样高兴。”

　　崔燕：1991年，为保升学率，学校不允许崔燕参加高考。当时她就读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中学88级文科班

　　“如果回到当初，我一定要去复读”

　　15年前的崔燕长相漂亮，性格开朗，思想上晚熟。宝鸡中学是重点中学，学校的气氛紧张压抑，文科班里却聚集了一股“逆流”——崔燕和朋友们经常在晚自习间溜出去喝酒，醉了就击节高歌；或者在周末坐上火车，到观音山的小河沟里游泳。崔燕说，那是“一群风花雪月的孩子”。

　　崔燕小时候学习很好，高中却一直过得浑浑噩噩。临近高考的6月份，学校举行了预考，为保升学率，依照预考成绩，班里有十几人不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崔燕在其列。

　　90年代初，崔燕父母所在的物资系统，在当地被认为是很好的单位，系统内部有个技校，学生毕业后不必当工人可以在办公室工作。1991年7月7日，就在崔燕的同学们踏进高考考场的同时，崔燕去参加了技校的入学考试。那一天，她答完题出来，刚好碰见从高考考场出来的同学们。崔燕硬着头皮上前去鼓励了他们一番，“其实当时心里特难受。”

　　在别人焦急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崔燕一个人悄然前往江西的外婆家过暑假，还在外婆家的时候，同学们的信就一封封地来了，说的都是谁谁考上了哪里的消息。

　　崔燕把技校的两年称作是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在那里她是班长、优等生，可是学校发的校服她从来不穿，觉得丢人。

　　崔燕只饥渴地等待着一样东西——信。高中同学的信，来一封回一封，一周往返好几封，每封信都漫长得很。在信里，崔燕仿佛看到外面眼花缭乱的精彩世界，也试图帮他们分担与那世界初接触的甜蜜的痛苦。

　　熬到技校毕业，崔燕分配到物资系统内部的一家机电公司，做汽车销售。刚工作时崔燕还算是个业务骨干，因为经理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让崔燕感到亲切。但干了一年多之后，崔燕的热情就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别人是喝茶聊天，她是喝茶看小说。

　　“当时的工作环境还不错，但是我的心情一直是沮丧的，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在工作之余，崔燕参加了中文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周上两三次课，坚持了一年多，后来不了了之。

　　每年，崔燕最盼的就是同学聚会，但这种聚会越来越少。“说来说去也还都是当年那些老事，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从来不聊工资、不问买车买房，要比，我们会去找别人。”

　　当年技校的同学们，大都是一毕业就忙着介绍对象，早早结婚生孩子，可是崔燕不，一年一年，她在旁人异样的目光里固执地等待着爱人，也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1997年，在一次杂烩式的同学聚会里，崔燕见到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正在南京某军校读研究生一年级。与这名初中同学建立起恋爱关系后，崔燕像变了一个人，学外语、准备考会计职称，整天精神抖擞，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将在两年后改变。

　　1999年夏天，崔燕离开宝鸡，如愿来到南京随军。秋天，崔燕在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是丈夫的一个熟人帮忙介绍的。那是一家美容机构，面试时老板娘对崔燕的谈吐气质十分欣赏，并没多问她的学历就把她留下了。后来老板娘又把崔燕介绍给她丈夫开的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崔燕在那做了一个月出纳后，即升任财务主管。虽然这样的职位在对外招聘的要求上也写着：大学本科毕业，英语6级，但他们看中的是她的业务能力和军嫂身份。

　　2002年，崔燕应聘到另一家公司做培训主管。在递交申请材料时崔燕谎称自己是陕西财经大学毕业，对方看了她的工作履历，就叫她过去试用。起初，公司人事部门几次催她把学历证书交上去，她勉强搪塞，后来待她的工作上了正轨，人事部门好像也把这事忘了。

　　2003年，崔燕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第一门。这一次，她学得非常刻苦。“文凭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4年，崔燕怀孕生子。

　　2005年，崔燕得知，她曾经工作过的机电公司解体，职工都买断工龄下了岗。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决定命运的最重大的机遇，如果再回到当初，我一定要去复读，读到考上为止。”2006年夏天，崔燕带孩子在宝鸡度夏，9月，她准备一个人回南京，参加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另两门考试。

　　于晓明：1999年参加高考，落榜后曾上民办大学，一年后退学自主创业。毕业于烟台荣阳一中

　　“自主创业：是拿命换来的”

　　“你有四十了吧？”每当听到初次见面的人如此推测自己的年龄,叹号和问号都会接连产生在于晓明面前,“我有那么成熟吗?！”

　　每晚,结束了当日的工作与应酬,于晓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自己的“宿舍”——十几元可以过一夜的洗浴中心。第二天他提前到办公室换好工作服,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是一家二十几个员工规模的电脑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资金短缺, 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省开支，他已苦苦支撑了一年。

　　于晓明曾经对自己前程似锦的未来毫不怀疑,在市政府做官员的父亲为他设计好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发展路线，甚至已经讨论到带着媳妇回国,买什么酒好的细节。然而高一下学期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一切转眼成空。家道中落,于晓明和母亲饱尝了“人走茶凉”的滋味,依靠母亲看仓库的微薄工资和每个月十几元的补助，母子俩勉强度日。

　　从那时起，于晓明对高考失去兴趣，想尽快工作。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他就去了烟台的一家宾馆做服务生。放榜后他也没去查分,母亲打来电话告诉他落榜了,叫他快点回去想办法,他也没有理会。

　　拗不过执意要自己上学的母亲，于晓明带着行李来到位于青岛的一个省级民办大学——滨海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学习当时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于晓明很快发现学校里教授的知识过于理论——虽然每天都在讲CPU，但有的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见过CPU。

　　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能力锻炼，担任了班长和学生会干部，每天忙于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大二上学期他退学了，离开的时候甚至还没想好退路。

　　工作前两年，于晓明先后在青岛信息城的两家电脑公司任职，当他经历了与老板的意见不合后，前思后想，下定决心开办自己的公司。

　　于晓明把家里仅有的4万元钱全投了进去,这仅够交一年40平方米门市的租金。他开始一点点跑业务，公司从最开始的3个人慢慢扩大。

　　虽然嘴上不愿多说，但于晓明知道自己一直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平等,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工作的领域,高考是惟一次平等的事情，但我却没有把握好。”失败的巨大耻辱感，来自于对自己寄予厚望的母亲与亲戚。

　　“我已经失败一次了，不能再让我的亲人忍受我的失败”，公司曾经遇到过数次难关，都在于晓明破釜沉舟的坚持下挺了过来。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这四年，他感觉如果有些成绩，“那也是用命换来的”。

　　在学校时他曾经有个女友,工作后，于晓明一年多都没有陪她逛过一次街,随着应酬越来越多,白天说太多话，晚上到了家话也懒得说。开始时累的倒头就睡,后来是连续八九个小时看碟,一部电影看七八遍,傻傻地乐,却记不住情节。女友最终离开了他。

　　“我总想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这三四年于晓明其实老想休息,有时他会逼自己把工作放在一边，在一个环境好的饭店住上一天。可第二天就后悔了,心里有负罪感。

　　“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已经停不下来，只有到我能在青岛买一个像样的房子和车，把母亲和家里的老人都接出来。我的心理压力才能缓和，也许那时我才能洗刷高考失败的这个耻辱。”★

　　我们那个班：

　　1975年，潘大为毕业于山西省太原三中。全班同学近60人。考上大学的，不超过10人。多数都是在山西本省的院校，只有一人去了西安，一人去了华东。大学毕业后，有的进了山西省的报社，有的进了大型国企，有的去了 医院。现在，这些人大多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而没上成大学的，有的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有的在区级的工厂里干活。现在下岗的也多数是这些人。“下岗的人，占了班里同学的百分之六十。”潘大为说。

　　我们那个班：

　　1991年高考，崔燕所在的班，考上大学的和落榜生各占一半，25个落榜生，有的选择复读，有的通过其它成人教育机构拿到文凭，最后，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不超过10个，时隔多年，很少有同学了解当初那些落榜生的生活状况。

　　我们那个班：

　　1999年，第一年大学扩招，于晓明班上的同学，高考的情况要比往年好很多。班级里有70人,考上专科以上的占一多半,而且不乏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几人自费去加拿大 留学,这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有关系虽然落榜但上了大学，如去读军校的；剩下有的同学复读，有的去上民办大学。

　　现在，当年继续上学的同学大部分刚毕业一两年,事业顺利的比较少，正处于频繁跳槽换工作的上升阶段，也有的人到目前还没有工作。

　　于晓明所在的烟台荣阳一中，是省重点学校。

　　编辑：苏琳

(责任编辑：孙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