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文章：学术腐败六大症候

　　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

　　中国的大学校园，有大批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后者，集中体现于学术腐败上。

　　七拼八凑编教材

　　一位硕士毕业五年的学者告诉记者，他已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说，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和套路，既不需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需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

　　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 “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 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大学生们。

　　洋虎皮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作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惟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一些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不少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泡沫与浮夸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中有“注水”现象。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字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 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那么一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 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奖项之乱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有种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那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辅导报告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

　　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现象呢？”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

　　记者曾参与了一个所谓国家某社科基金项目，被项目负责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项目课题组的最主要的成员，然而整个评奖过程令记者莫名其妙。先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要报一个国家项目，记者自觉没有学术功底去参与国家项目，然而终禁不住劝说，就让项目负责人拿去了记者的简历和以前发表的论文，事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谁知过了半年该项目负责人给记者送来一份材料，说项目批下来了。拿来项目审批表一看，此项目与记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记者却被项目负责人美化和夸张得有如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一般，令人哭笑不得。

　　职称乱象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

　　为了评上职称，一些大学教师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学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四处挂名（即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充当一篇论文。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一般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剽窃与抄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近年来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责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近年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被指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中，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４０％以上是抄袭近４０人的著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上海xx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xx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名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体披露高校博士抄袭剽窃事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博士论文严重抄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博士关于美韩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被指抄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某博士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被发现抄袭。

　　山东大学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被发现抄袭。（特约撰稿张向东/北京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文章 专访葛剑雄：治理学术腐败是一个长远的建设任务

　　中山大学的数学教授朱熹平，五年没写文章，却攻克了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一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是新近成立的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向本刊强调，他不以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发言，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接受采访。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你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葛剑雄：造成学术腐败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官员抱着良好的目的，但是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让大家去做；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为自己牟利，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当院士，用行政权力去干预学说，从而造成很多明知不可为的事情也去做。

　　比如前些时间的一起学术腐败事件，很明显就是骗子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目的。事情发生后，行政部门不让说话，就是怕影响到他们自己，不是保骗子，是保自己。这种环境下，说真话的往往受到排斥，骗子反而容易得逞。

　　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第一个派生的，我国的科研经费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还是个稀缺资源，但研究队伍却迅速膨胀，跟大学扩招差不多。于是形成粥少僧多的局面，大家抢几个科研项目，造成恶性竞争，从而造成了很多黑幕。比如让官员和院士来领衔，这滋生了腐败。有些官员什么都不做，却是项目第一负责人，有些院士，甚至心很黑，把经费砍掉一大半。但是大家还是得这么干，因为借助他们的名字才能申请到经费。

　　如果我们的科研经费跟我们的研究力量差不多，竞争就不至于如此恶性。

　　与此同时，评估体系也很成问题。现在很多评估指标都跟拿到多少钱和哪些类型的项目结合起来。导致很多单位认为，如果申请到科研经费和项目，不但有经济收益，而且提高单位地位。所以很多单位把钱拿来公关，你申请到项目后，给你配套，给你荣誉。

　　这是不正常的竞争。如果有一万名科研人员，却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拿到项目，那么作为普遍指标来讲就不合理。还有单位说我们要争取获奖，大家都想多获奖，奖从哪里来？结果就是造成各种奖项越评越多、越评越烂。

　　第三个原因，现在好多地方把拿来的科研经费变成改善单位研究条件，这还是好的，有的甚至变成改善个人生活的收益。

　　《瞭望东方周刊》：这主要跟个人道德水平有关吗？

　　葛剑雄：看似是个人问题，实际是体制问题。为什么？我主张科研经费不能用于个人，反对一切提成。要改善生活，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增加工资，发津贴，而不是大家去扣科研经费。

　　一开始是因为大家收入太低，有些科研机关经费很多，就拿出一部分来改善生活。这个口子一开就不得了，现在大家把提成越提越高，有的甚至超过一半。有的人家里从汽车到卫生纸全是经费开销，小孩补课，太太旅游也都算在科研经费上。我觉得科研人员正常的收入要增加，不要和拿到多少经费挂钩。现在科研人员、教授，除掉杂七杂八的收入，工资很低，比公务员低，应该由国家来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科研经费一分一厘都不能动，这完全是体制性的问题。

　　第四个原因是，科研经费拿到后，缺少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成果的鉴定。缺失这些，大家就放心骗钱拿钱，如果很严格，大家就挪用到别的地方去。这些也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这些原因中你认为最根本的是什么？

　　葛剑雄：学术界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跟社会完全隔离。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商品经济、市场行为加上腐败行为都影响到了学术界。可以说，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反映。当然，如果学术界本身有比较好的传统、制度或者个人有比较良好的操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腐败。

　　但是要绝对避免学术腐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权力因素对学术界影响比较大。我国的学术研究单位几乎都是公立的，没有完全民间的或者独立的，受权力影响比较大。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概括来说，学术界出现了两种倾向，即学术权力化和学术商品化或者市场化？

　　葛剑雄：可以这么说，这两个是学术腐败根子上的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道德因素呢？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与学术腐败是怎样的关系？

　　葛剑雄：道德水平的下滑也是学术腐败的一方面原因，但这往往是在前面所说的两方面引诱下发生的。如果外面没有诱惑，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道德任何时候都可以讲，但它是有诱因的，诱因就是前面的两个方面。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何进行根治？

　　葛剑雄：现在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的体制是对的，要坚持，如果错了，就要调整。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制度不能动，而大家去寻求变通。

　　但现在很难。比如我们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但往往上面带头破坏这个规矩。有一段时间，政府官员要拿博士学位，如果严格按制度，他能拿到吗？谁都知道没有达到标准。如果他做到了，说明他不称职。为什么？因为官员负担很重要的工作，很少能有时间上课。但是他们都拿到了学位。

　　又比如，对于博士生导师，以前的规定是要完整地培养过一届硕士生，但现在很多领导干部根本连课都没上过，但都兼某某学校博导。这就是依靠权力的结果，你让年轻人怎么去规规矩矩？当然，我不相信这是因为官员和院士都变坏了，这还是体制性的问题，权力干涉过多。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学术市场化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葛剑雄：有些东西尤其是基础研究是不能推向市场的。我所在的研究所学术地位还比较高，我们有个原则，就是坚持不创收，不办班，不搞计划外的活动。你如果让我去创收，我肯定守不住底线。但是这不是所有单位都能够做到的，很多单位有指标要招多少计划外的，这样肯定会降低标准。我每年招完学生后，都会接到电话，说差几分希望交钱进来，我跟他说，分数不够，交多少我也不要。但是很多单位有任务，非得招多少计划外，这怎么行？降低分数，今天这个降低了，明天其他的也得降低。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学术评价机制，你怎么看待这方面原因？

　　葛剑雄：有人说学术没有评价标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哪怕再抽象的学问，真正有严重分歧的是少数，谁有学问，谁没有学问，大家心里是清楚的。学术上，第一和第二的确不好分，但是第一和第十名是可以分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也是受到权力和经济的影响。

　　有几年开会，甚至评博导和博士点的会也拉到地方去开了。某某省拉你到他们那里去，让你高抬贵手，帮他们实现零的突破，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标准呢？我们也碰到过，比如说你到一个学校做考核，但是事前鉴定书已经写好了，你能不签吗？我们的评委一半以上都是头头脑脑，前校长、现任书记等等，学者占少数。这表面看是学术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权力化在作怪。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对于教授的考核都有硬性规定，比如发表的论文数，出了几本书等等，这是不是也是学术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

　　葛剑雄：这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所以不得不这么做。教育部能够对每个学校、每个教授的情况都了解吗？不可能。但是因为要集中进行全国性评比，所以只能这么做。如果把权力下放下去，比如系主任要聘请一个教授，上面不得干预，我就可以不用这个标准，因为我了解他。但是现在一个校长要管上千个教师，一个省要管上万个，没有办法，只能用硬性指标。中山大学的数学教授朱熹平，五年没写文章，却攻克了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一。教育部肯定不知道这种情况，但学校里就不一样，学校知道他不是在玩，而是在攻一个难题。所以，这表面看来是个评估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该下放的要下放，教育部只要关注学校书记、校长，校长关注各个系的负责人，其余的事情让他们去做。一个学校怎么聘教授，用什么方法来评估，用不着统一规定。

　　还有，为什么一个院士在好几个学校挂名？因为院士多少成为一个学校的指标。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上看。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和教授基本上都是好的，有问题的是体制。

　　教育部需要做的是宏观的管理和监督，不需要太微观。从根本上讲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都要“为”。国家只有这么点钱，什么都要做，那么弄虚作假来了，其他的各种学术腐败也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葛剑雄：具体的经验很多，比如匿名评审制度，比如看一个人的成果实行代表性制度，也就是不是看你有多少文章，而是你把最高水平的文章提出两篇来就行了。另外还有对学术腐败的追查制度，国外对一些弄虚作假问题，不是简单的处分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你在这个行业就到尽头了。此外，对什么是抄袭，多少字，什么情况下不注明出处就叫抄袭，他们都有具体规定。具体来讲，很多是可以学习的，而且都很成熟了。

　　问题是这些好做法能不能很好地引进到中国来，完全照搬也不行。比如我刚才讲对学术腐败的追究，国外你把一个教授开除后，并不影响他到其他行业做事。如果中国也这么做，可能他到其他行业也不行了。所以很多情况下都不忍心下手。

　　又比如科研津贴的问题，国外教授申请到经费，可以拿来雇人，发薪水，但是另一方面，对他的财务监管也很厉害。这个经验直接拿到中国来也不一定适应。所以说，具体的管理办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一定要从国情出发。

　　另外重要的一点，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学风建设。清朝西学进来后，中国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我算过，很少有过十年是太太平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是“运动”不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碰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变革，社会比较多的考虑政治和经济，在学术上没有一段时间来好好建设。我们的前一辈主要学苏联，我们这一辈前一半几乎都在“运动”，现在年轻人又把美国人、日本人的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我国没有一个真正好的学风建设和人格道德的培养。很多世界上认为是职业道德范畴的东西，中国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

　　一方面我们要对学术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另一方面，要明白这是一个长远的建设任务，需要脚踏实地。比如对研究生，要从小的规矩跟他说，这样一代代下来，才能造成好的学风，而不是搞个运动就能解决的。当然，整个社会的腐败能够消除和减少，对学术的纯洁会有好处。■（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文章：学术界清腐之战

　　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

　　6月10日的一大早，当记者打开自己邮箱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来自郝柏林院士的一封信。

　　信里没有内容，只有附件。这是一篇文章，来自美国《科学》杂志2006年6月9日一期中的新闻聚焦，题目是《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文章的压题照片上，是炫目的上海外滩夜景，图片说明上说，“黄金般的，上海的地平线反映了鼓舞中国在科技领域增加投资的日益增长的雄心。”但是文章的副标题上写着，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眼看他们这样混乱下去。

　　时光倒流到十年前，该杂志的评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今日，这样的评论已不会引起中国人太过激动的反应了。

　　2006年5月24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国科协“七大”作工作报告时透露，为了在我国科技工作者群体中形成良好学风和职业道德，中国科协通过调研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他在报告中还呼吁制订有关科学道德公约和规范，推动建立和完善科技人员诚信档案。

　　可能是一种默契，教育部于5月25日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拟订高等学校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并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浮躁风气：一些人把科研活动当作工具，追名逐利；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弄虚作假；少数人抄袭别人通过辛勤劳动取得的成果和论文，被揭发后态度非常嚣张，而揭发者、被抄袭者还会受到攻击。”参与《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李依依院士说。

　　治理学术腐败刻不容缓

　　近十几年来，当国人进一步看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和巨大价值后，科技和学术领域堆积了前所未有的金钱和优惠政策；但《科学》杂志在其文章中说，在这场科学跃进的风潮中，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现科研人员被指责造假。出于换取名声或职位的目的，他们造假的方式从伪造简历直到伪造数据，“太多的诱惑让某些科研人员模糊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

　　神圣的殿堂里出现的阴影，在许多学者看来只是背后更大问题的一个投影，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改革，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最近暴露出来的几件学术腐败大案，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问题远不止这些，而且科技界暴露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有关，商业上假货横行，运动员有打假球、吃兴奋剂，文艺界有假唱，学术界有造假有欺诈就不足为怪了。

　　2006年5月12日，原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天成诉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叶中、博士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的著作权侵权案，在北京丰台区方庄附近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根据王天成的起诉，周叶中、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中大量抄袭了他的论文，且并未注明出处。

　　同样是在2006年5月12日，没有抄袭，干脆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造的芯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的“汉芯造假案”告破，上海交大在这一天向公众通报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决定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也都相继决定终止陈进所负责的科研项目和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并追缴相关经费。

　　2006年3月10日，清华大学宣布，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在个人网页中所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把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举报人长期坚持不懈的上访举报，没有新闻媒体的长期关注，陈进现在还会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拿着国家的大把经费，并撰写更多的课题报告，骗取更多的经费。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政协委员们公布了他们的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他表示，若学术腐败弥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会损害人们对学术界的信任。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说，在论文、著作中抄袭别人的成果是很不明智的，也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但在论文中夹杂假数据，假结果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问题有思路但是做不出来是常有的事，为了出论文，编一个假结果出来，不需要什么仪器和经费，而且很难被人发现。”

　　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

　　2006年5月4日，120名在美国和中国工作的生命科学教授和其他科技工作者，联名致信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科院等机构，表达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诚信问题的关切，并呼吁有关部门能采取行动妥善处理。这封信的联系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傅新元说：“中国现在缺乏对学术不端指控的适当处理机制。这会导致造假者未能得到适情处罚，或无辜的被指控者得不到合法保护，正常的研究招致困扰。这种情形不仅毁坏有关被指控的科技工作者的声誉，也会影响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任。”

　　力避“劣币驱逐良币”

　　真正的研究，需要艰辛的努力。但是造假的研究，只需要一小步，就可能得到荣誉的光环，这个无本的暴利让一些人和陈进、黄禹锡一样铤而走险。学术造假，可以让造假者获得不应属于自己的学位、职位、项目，让真正正直的科学家没有用武之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中山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主任陈系古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学术欺诈的问题，现在在国际上有普遍性，在中国更不会例外。他说，有的人直接拿他学生的毕业论文写文章去发表，有的人在别人的文章里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课题，有的人直接拿他的课题本改了名字用。这不是骗，而是抢！

　　陈教授说，论文造假在国外被称为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也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腐败。他认为，学术腐败更表现在权力被滥用在学术领域，诸如买卖文凭、买卖版面、强占别人的研究成果和经费、利用学术和行政地位垄断科研资源、帮助掩盖学术不端行为，在项目、成果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这些才是更大的腐败。对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依赖片面的标准，是学术腐败产生的土壤。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特聘教授彭少麟认为，缺失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是导致学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举例说，前一阶段，强调发SCI论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生1964年创刊的引文索引类刊物），所以大家都拼命去发SCI论文。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搞原子弹，人家早已经搞出来了，就是对你封锁，你搞原子弹肯定没法发论文，但是贡献是不能用论文来衡量的。再比如说在生态种群学的研究上，英国已经做得很好，在中国就算有什么发现也没法发表SCI论文，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成果。

　　他透露说，袁隆平在评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时候，就曾受到争议，因为他没发什么SCI论文。“当时我觉得很可笑，袁隆平利用海南的野生稻和湖南的杂交稻培育出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要靠论文来衡量。”

　　彭少麟教授介绍，和国际上一般大学对教授的考评不同，中国的教授是要签合同、考核的，比如每年至少要有多少个课题，发多少SCI论文，然而，对于那些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一级级升上来的教授来说，对那些专心研究基础问题的人来说，催其马上拿课题、出成果是不现实的。显然，三五年出一篇货真价实的文章，要比一年出好几篇抄抄写写的文章的人要强多了。

　　“很多学校在学术上相互攀比，比谁SCI论文的数量多，很多学校博士毕业一定要发表一篇SCI论文，而且影响因子要1.0以上，但是一个博士只学3年时间，他虽然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不一定能有什么成果。如果不发论文就不能毕业，只能想方设法发一篇论文。以前造假的论文在国内发还没关系，家丑没有外扬。现在要比SCI，所以把造假的论文也拿到国外发，发多了肯定被人家抓住，时间长了，国外就不相信我们了。”陈系古教授说。

　　陈教授说，中国要在世界上立足，一定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世界看，如果不遵循科学规律，即使一时看到一些“成果”，也是迟早要暴露的。他认为，更大的不遵循学术规律的现象，是高校盲目扩大、在硬性指标上争夺国际与国内排名、垄断更多的资源为己所用，是出于政绩的考虑对学术领域提供的诱惑和施加的压力，给学术腐败推波助澜。■（记者于达维/上海报道）

　　编辑：苏琳

(责任编辑：孙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