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一次采访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时，偶然获知了俄罗斯作协将为中国作家颁奖的消息，便如获至宝般地追踪下去，终于从作协的刘宪平老师那里得到了证实。4月，刘老师打电话给我，郑重其事地交给我这份名单后，他再三嘱咐我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单，它背后既有长者的高尚，也有后辈的谦虚。”

　　每一次评奖，由于受名额所限，总会留下诸多遗憾。而这枚高尔基勋章，是近一个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以来，俄罗斯方面首次专门为中国作家而设，可见这份荣誉的珍贵。年近90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孙成武先生是最早接到提名的消息的，然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我是一个平平淡淡的编辑，退休20年了，我宁愿多做一些事，荣誉还是留给那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创建苏联文学研究所的刘宁先生也同样豁达地让出了即将获得的荣誉：“把机会留给那些中青年人吧，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会计较这些了。”第三位婉拒的是复旦大学的夏仲翼先生，身为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会长，他还写信表示“我只是一名高校的外文老师，相比一些年轻的同志，自己的资格不够深，翻译的作品不够厚。”

　　老者们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而那批活跃在研究和翻译前线的中青年人也一样从容。一直筹划评奖工作的刘宪平说：“在提名的过程中，一些中青年人都主动要求把荣誉让给老一辈学者，他们说自己年轻，还可以等。”

　　这份名单的确沉甸甸的，在它的正面镌刻着那些为俄罗斯文学献出毕生精力，倾注着其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时光的研究者、翻译家；而在它的背后，那份高尚、谦虚和淡泊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记者　李晋悦)

草婴

　　草婴：俄罗斯文学的力量

　　■本报记者　陈香

　　草婴，1923年生。浙江省镇海县人，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1941年后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20世纪50年代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尼克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60年起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等12卷本，还译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曾获得过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等。

　　有多少人两次濒临死亡？而在那生死边缘的一刹那，他们在想些什么？

　　1969年的夏天，草婴在郊区接受劳动改造，胃大出血，连续5天5夜滴水不进，最后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

　　1975年的冬天，体重仅有90多斤的草婴被命令去工地扛水泥包，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公分多，没有绷带，也没有药，草婴保持一个姿势直挺挺躺在木板上半年，吃喝拉撒都在上面，下床出门，那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人因言获罪，而草婴，则是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足足十年的时间备受磨难，心力交瘁。俄罗斯文学，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苦难。然而草婴说，他不后悔。

　　“快乐和苦难，其实很难分开。我选择的道路是出于我的内心，这就很幸福了。”人人都好奇身体虚弱的草婴是如何两次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草婴说，他不能伤，也不能死，因为他有一个终身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要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系统地全部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53岁起，草婴以个人之力直接翻译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历时20多年才完成。63岁，草婴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面对他带来的一大摞译本，俄罗斯人震惊了。

　　在草婴看来，俄罗斯民族处在东西方之间，长期受着东西方文化的慢火煎熬，他们背负的沉重和苦难太多太多；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人心却丰富而高贵。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深深打动了草婴。

　　早年间，父亲经常给病人看病，其中很多是穷人。从很小的时候，草婴就感觉到，中国最痛苦、最贫困的人群就是农民。草婴一直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虽然家里希望他学医，或者做一个工程师，同时也有经济条件负担他的学业，但是，草婴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农科。不久，反法西斯战争就爆发了，他被迫中断了学业。“我没能实现我的愿望”，于是草婴拿起了笔，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多年后，在经历了种种“革命”的粗暴后，草婴更渴望着人性的复归。“我以为要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最重要的是要唤起我们人道主义的情怀。”草婴说。

　　现在，80多岁的草婴想的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他有时会给报章写一点小文章，但“希望是有用的”，对于空头文章，他既不看也不写；对于有些泛泛的活动和会议，他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他说，也许在有些人眼中，他是个有点固执的小老头，但是，“我可以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这也是草婴选择职业翻译家道路的原因——“参加一个单位是要受很多限制的”。草婴说。

张建华

　　张建华：译出当代俄罗斯

　　■记者　丁杨

　　张建华，生于1945年，浙江省余姚市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93年-2000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俄21世纪和平、友好、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1997-2000），中俄友协理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1世纪外国年度最佳小说”丛书俄罗斯文学评委等。

　　著有《俄罗斯文学史》（合著），主编《俄汉双解词典》，另有论文50余篇，译著多部问世。

　　“记忆中我第一个认识的外国人就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中学课本中《渔夫和金鱼》的作者。”张建华回忆自己最初邂逅俄罗斯文化的情景：“那时候我们中学里学的是俄语，课外书很多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这些少年时代的印记，直接影响了张建华后来的一系列人生抉择。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求学，对张建华来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和当年所有同龄人的命运一样，1966年大学毕业的他奔赴南方，当了7年工人。接下来，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张建华同他心爱的俄语重逢——担任技术情报翻译，虽然与俄语相关，但内容却异常专业枯燥，好在他身边始终带着几本俄罗斯小说，偶尔翻翻聊胜于无。

　　1979年，张建华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俄语系负责教授语言和文学两方面的课，侧重点在俄罗斯文学。1985年，张建华有机会赴莫斯科大学深造，当时他的指导老师是位很著名的理论家，对他帮助很大。虽然现在还带着5个博士，3个硕士，但在教学科研之外，翻译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占据了张建华很大一部分精力。他自己也表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用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翻译和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其实早在1980年张建华就翻译了俄罗斯当代作家舒克申的短篇小说集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翻译了当代俄罗斯作家作品，有的散见于杂志，有的结集出版。“20多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张建华说。难得的是，他的翻译既不囿于某个文学领域，也不局限于某个作家，这使得他的视野开阔，最大程度为读者展现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无望的逃离》，这部由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波里亚科夫2001年出版的佳作，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末推出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系列丛书，这本书由张建华翻译，也是他选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他最近忙着翻译编写《当代俄罗斯小说集》，这是一本70万字的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在张建华这一代人心目中，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度有着难以名状的情结。“这并非仅仅源于政治因素，还因为我们对俄罗斯灿烂文化的向往。俄罗斯文学、艺术对于人格的陶冶和精神世界的滋养是以消费为主体的欧美商业文化所不具备的。”张建华这样评价俄罗斯文化的分量。

　　谈到这次获得马克西姆·高尔基奖，张建华深表欣慰：“俄罗斯文化界一直非常感怀于中国专家学者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关注，俄罗斯文化界和中国同行一直保持着真挚情谊。虽然俄罗斯国内常常会有些表彰中国作家学者的奖项，比如教学领域的普希金奖等等，但原来的奖大多带有官方色彩，这次这个奖则完全是自发的，是俄罗斯文化界对中国俄罗斯文学的肯定。”

任光宣

　　任光宣：文化无国界

　　■记者　丁杨

　　任光宣，1944年生，河北怀来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国家教育部外语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普希金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外传记比较协会理事,中俄友好协会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俄国文学与宗教》、《俄罗斯艺术史》、《俄罗斯文学简史》（主编兼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译著有：《艺术与科学》、《俄罗斯童话精选》、《拉斯普京短篇小说集》、《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任光宣教授一生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依然从事着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艺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因为大学毕业赶上“文革”，俄语被看作修正主义语言，被排斥，所以俄语专业科班出身的任光宣最初不得不从事英语教学。不过，即使在那时，他心中对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热衷并未消减。1979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当时已经34岁的任光宣考取了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北大一流的教师队伍、严谨的治学风格、丰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无疑为任光宣提供了学习俄罗斯文学乃至接触俄罗斯文化的良好平台，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开始全身心浸染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当中。“北大是科研型大学，从来都是教学和科研并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还从事科研工作，我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是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开始的。”任光宣告诉记者，他多年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工作，同俄罗斯文学界同行交往频繁，先后赴俄20多次，也与俄罗斯文化艺术界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记者采访任光宣这两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正在播出由俄罗斯著名导演安德烈·康恰洛夫斯基（苏联和俄罗斯国歌词作者米哈尔科夫之子）采访他并录制的一个文化专题节目，他在俄罗斯的学生看到这个节目后兴奋不已，专门从伏尔加格勒打来电话道贺。

　　任光宣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此外，他还是博士生导师。他著有《俄国文学与宗教》、《俄罗斯艺术史》、《俄罗斯文学史》（主编兼主要撰稿人）等11本作品。其中《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俄文版俄罗斯文学史，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称赞，全国许多高校的俄语专业师生使用这本教材。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世界宗教》、《俄罗斯童话精选》、《拉斯普京短篇小说选》、《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安娜·卡列尼娜》等学术专著和俄罗斯文学作品。

　　俄罗斯同中国乃至欧洲的意大利、希腊等国相比，历史比较短，但是俄罗斯文化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长、发展到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高度。“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就是起步晚，进步快，水平高。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艺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与西欧文化发展同步，俄罗斯文化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独具一格的文化品位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任光宣认为，虽然目前俄罗斯文化处于一种困境，发展面临着新的抉择，但历史表明，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和民族传统，它虽经多次起伏却并未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本性和特色，而是沿着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轨道向前发展，因此他对俄罗斯文化前景异常看好。

　　从中学学习俄语开始，任光宣就受到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对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感情。“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俄罗斯文化越过了它的国界传遍了全球。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其文化保留着一种美好的情感，并且深信俄罗斯文化在新时期依然会继承自己民族传统，得到很好的发展，俄罗斯人民会有美好的未来。”任光宣动情地说。

高莽

　　高莽：像保尔·柯察金一样生活

　　■记者　陈香

　　高莽，1926生，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作家、画家。

　　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后来又翻译过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马雅科夫斯基的《臭虫》等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枯立木》、《俄罗斯美术随笔》、《心灵的交颤》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美术作品被世界各国图书馆、文学馆和纪念馆广泛收藏。

　　1997年获俄罗斯总统颁发的“友谊”勋章，1999年获中俄友协颁发的“中俄友好纪念奖章”和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纪念章”，同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2006年获俄罗斯美术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60年前的高莽还年青，正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他不知道，有一本书就要在他的面前出现，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候，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高莽读到苏联对外文协赠送的一部剧本，叫做《保尔·柯察金》，是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高莽年轻的血瞬间为这本书点燃：“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从小生活在伪满州国的统治下，接受的都是日本的奴化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绝望的生活中苦苦熬煎。刚刚解放，每一位年轻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生活方向。这本书似乎告诉了高莽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高莽迅速地把这个剧本给翻译了，不久，哈尔滨教师联合会就把它上演了，场场爆满。那是1948年。从此，高莽就坚定地走上了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道路，而剧中饰演冬妮娅的女演员，成了高莽相依相伴60年的妻子。

　　高莽选择了三种方式来诠释自己心中的俄罗斯文化：翻译、写作和绘画。在他心目中，这三者都是相通的。“绘画需要文化的底蕴作为基础，而有时，我觉得文字不能穷尽的，我就用图画来说；有时我觉得图画不能穷尽的，我就用文字来说话。”每一幅俄罗斯文学家肖像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摞一摞的书和一段一段的光阴——他早就想画普希金，但那幅《普希金在长城》的画耗去了他整整50年。

　　更为奇妙的是，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已经化做了另一种方式，渗透在了他的生命和血液中。它们，让他学会应当如何生活。“俄罗斯文学的核心就是拷问人的心灵。在苦难的时候如何去面对苦难，在生活的无可奈何之前用什么样的担当去生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他仍然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他的夫人赖莎温柔地在他的病床前守护他；十多年前，高莽的夫人也经不住时光的催逼，患了眼疾双目失明，而高莽，这位从前总有点“马大哈”的东北汉子也换了脾气，温柔地守护着她。

　　“一个本来拥有光明的人突然失去了一切——我想我理解那种痛苦。”“我一天天地老了，她看不见我衰老的过程。我却能一天天看着她的变化。”他不能帮夫人减轻痛苦，所以，他只能一遍遍给夫人上眼药水。“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给夫人上眼药。”高莽说。

　　黄昏的时候，高莽会搀着夫人孙杰到楼下的小区里散步。小区里有清新的空气，无拘无束打闹的孩童，“要让她沾点地气。”高莽说。高莽就是妻子的眼睛。现在的高莽已经尽量减少外出，推掉了很多活动和会议，即使是外出去邮局也会快去快回，因为，他觉得，妻子需要他。“只要她一叫我，我就立刻过去，走到她的身边。”

　　“从前总是她照顾我，还帮我誊抄稿子，现在我来照顾她。”

　　女儿放弃了巴西的工作，专门回来照顾老父和老母，女儿就是父亲的拐杖和母亲的眼睛，一天也离不开。高莽说起女儿，个中滋味却是百味杂陈，有幸福，也有酸辛。

　　人性的光辉却在生活的磨难前愈发明亮起来。

　　高莽生活简朴，乱蓬蓬的头发，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外出吃饭吃不完总要打包，出门见到相识的修鞋的，卖菜的，总是亲热地打着招呼。女儿懂得，“他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

　　想必当年的托尔斯泰也是这样的。

余一中

　　余一中：幸运人的节日感言

　　■本记者　李晋悦

　　余一中，1945年生，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译作有《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著）、《悲伤的侦探》（阿斯塔菲耶夫著）、《生》（瓦尔拉莫夫著）等，著作有《俄罗斯文学史》（与任光宣、张建华合）及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文章约九十篇，1999年获俄罗斯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加上正值毕业学生答辩时期，他非常遗憾的表示“不能来北京领奖了”。

　　余一中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人们都说，工作与爱好能合二为一，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的职业是俄语语言文学教师，而我的爱好是阅读、研究和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作为一名长年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余一中对自己要求很高，“普希金把翻译家称作‘文化的驿马’，其中包含着伟大诗人对翻译家艰辛工作的高度尊重和充分理解，因为‘文化的驿马’承担着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运载与传递人类文化价值的光荣使命，而一个译者如果没有认真的劳动和长期的积累又怎么能胜任这一工作呢。”

　　说到自己的成就，余一中显得很谦虚：“我非常敬佩草婴、高莽、蓝英年等老一辈的学者兼翻译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计名利、不畏艰难，辛勤劳作，将大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介绍给国人，为中俄文化交流与我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着鲁迅先生倡导的重塑国民魂的事业。他们一直是我的精神榜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与这些学术前辈相比，我受到的教育不够完善，读过的书也不够多，因此我一直自觉文化修养不够，尽管不断地给自己‘补课’，但还是觉得离职业和使命的要求相去甚远，只有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才能稍有作为。”

　　谈到当前学界，余一中言里言外有些遗憾：“在翻译同行中，除了‘文化的驿马’外，还有一些文化垃圾的搬运工，他们为名利所驱动，或‘野蛮运输’，粗制滥译地糟蹋名著，或不看作品的价值，把外国文化中的糟粕当作文化‘精品’运进我国。其对国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常常是隐性的！）不在外来的工业垃圾之下。这实在让人感到痛心。我想，只有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学翻译批评，我们才能有效地制止国外文化垃圾的流入，才能保证优秀的外国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促进我们的持续改革与和平发展。”

　　“今天是我的节日：我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章。我感谢为我颁奖的俄罗斯作家朋友，感谢我的中国的和俄罗斯的同行，感谢我的学生们和读者们。我将继续当好‘文化的驿马’，在中国与俄罗斯这两大人类文化驿站之间不停地运送和传递优秀的精神价值。”

李明滨

　　李明滨：逝水年华中俄间

　　李明滨，1933生，台湾台北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俄文系系主任，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兼职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等。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中俄比较文学和俄国国情学的教学和研究。专著有《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俄罗斯文化史》等。主编高校文科教科书《苏联概况》、《苏联当代文学概观》、《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另有译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回忆契诃夫》、《回忆普希金》等。荣获俄国科学院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中国，毕生致力于中俄文化交流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不胜枚举，在这个领域默默无闻地耕耘的同辈也比比皆是，获奖，可以说是我的幸运。

　　自从50年代来到北大修习俄文，师从曹靖华等老先生，至今已五十余年，五十余年来无论沧桑变幻，谨从师教，潜心教学、科研和两国文化传播的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非常感谢评委会对我多年来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工作的肯定，尤其是在两国政府间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中，与俄罗斯伟大作家高尔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我更是无上的殊荣。追忆逝水华年，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由感慨万千，吟咏小诗一首，聊以表达我的激动心情：

　　结缘俄文五十载／纵横中俄两国间／悉心培育结桃李／潜心钻研不曾闲/平生乐事交流史/喜得殊荣文化年/愿尽老夫尚余力/携手同仁共比肩。　(陈香)

郭振宗	顾蕴璞
戴骢	田大畏
徐振亚	张捷
潘安荣	白春仁

　　徐振亚，生于1943年，上海嘉定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主要译著有《交换》、《另一种生活》、《火灾》、《芙蓉》、《美好而狂暴的世界》、《马背日记》、《彼得堡故事》、《罗亭》、《烟》、《断头台》、《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

　　每天忙于授课的徐振亚是听到记者介绍才知道自己获得马克希姆·高尔基奖的：“并非客套，国内俄罗斯文学翻译界比我成就大、水平高的大有人在。能得到这个荣誉我自然很高兴，毕竟是来自俄罗斯同行的肯定。我更愿将此看作是对多年来勤勤恳恳工作在俄罗斯翻译界同仁的一种肯定。”

　　从1958年即开始接触俄语的徐振亚，大学毕业工作仅一年便赶上文革，于是被调到部队，从事专业翻译。从70年代末开始，他边教学边翻译。由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专业师资力量有限，因此徐振亚基本上从古代到当代的俄罗斯文学都要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翻译视角的广泛。他说：“我不像有些翻译家，专攻某一个俄罗斯作家，我的翻译比较杂。不过还是有侧重的，一位是屠格涅夫，另一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罗亭》、《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力作，80万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同他的老师，也是同事一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译完。他还翻译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文集》中的“书信选”，选了200多封信。另外他还翻译了这套文集中的《论艺术》。在俄罗斯古典作家中，果戈理的作品他也翻译了一些。

　　当代俄罗斯作家中，徐振亚重点翻译了特里丰诺夫的作品，他的两部代表性中篇，《交换》和《另一种生活》。近年来，徐振亚翻译比较多的是普拉东诺夫，这位作家的作品非常精彩，他先是翻译了其代表作《基坑》，后来又根据新版本重译，加上普拉东诺夫的其他短篇小说，合成一本书——《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徐振亚告诉记者，普拉东诺夫的作品语言风格强烈，处处有玄机，翻译起来难度很大，不过乐趣也很大。　（丁杨）

　　顾蕴璞:至今我仍像年轻时那样迷恋俄罗斯诗歌

　　顾蕴璞，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会员，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并留校执教直至退休。著有《莱蒙托夫》、《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等论著，翻译了莱蒙托夫、叶赛宁、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等多位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此次获奖，是多年来我对俄罗斯诗歌的教学、研究和翻译的最高奖赏，虽然我凭自知之明感到受之有愧，但是十分珍惜这份荣誉，把它看作我们伟大的友邦俄罗斯对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强有力支持，对我国俄罗斯学者的深厚友谊。

　　我从年轻时起就酷爱俄罗斯诗歌，对自告奋勇充任俄罗斯这个诗国的精神支脊的，以普希金为首的俄罗斯诗人们肃然起敬，他们诗中所洋溢的伟大俄罗斯的民族精神给了我巨大而历久不衰的启迪，激励我度过平生所经历的坎坷岁月，指引我在迷茫的年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受了益，提升了情操，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并把它告诉我的学生，告诉喜爱外国诗歌的读者群。于是，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便偷偷地起步，把优秀的俄罗斯诗歌移植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来。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我在18年前曾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莱蒙托夫诗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对当时我国文坛的伤痕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读者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更自信地在俄罗斯这个当代诗国里挖宝、寻美，源源不断，有时甚至跟踪把俄罗斯的诗苑瑰宝译介给我国读者。苏联解体了，我继续译介俄罗斯诗歌，退休了，我仍没有中断对俄罗斯诗歌的译介，因为我如今仍像年轻时候那样酷爱俄罗斯诗歌，迷恋俄诗中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俄罗斯人民的审美传统，想把这宗文化瑰宝与我国读者分享。　（李晋悦）

　　白春仁:富有意义的事业

　　白春仁，哈尔滨人。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6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俄语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并擅长修辞学、诗学、文论、汉俄口语比较、口译、文学翻译等学科。主要著作有《文学修辞学》、《巴赫金全集》等。

　　这次表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于20世纪来说，中俄文学之交虽多有曲折，最终实现了文化对话的历史飞跃，是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笔，会越来越彰显出深刻的影响。

　　我们这一代人，从事俄国文学的译介大多有四五十年之久，今天看到俄罗斯文化在国内普及，看到它对本族文化的濡染滋补，有说不出的欣慰和自豪。可是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面对中国文化振兴的艰巨使命，又不能不遗憾自己的贡献甚微，而促进中俄文化交流该做和可做的事情正多。

　　新世纪伊始，俄国便出现了译介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势头。在此意义上的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将逐步形成稳定有效的文化交往机制。我想，这将使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大为改观。由“拿来主义”到消化吸收，由借鉴他人到认识自我，由积极对话到自己独创，这个转变要求我们在观念的更新上、在知识与能力的准备上做出巨大的努力。

　　俄国文学以至整个俄国文化，今后一如过去，仍会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资源。而要真正掌握这笔财富，切实为我所用，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我想，这个工作是件极有吸引力的事业，长江后浪推前浪，涌现一批批新人，在不久的将来把这富有意义的事业推上高峰。　（李晋悦）

蓝英年

　　蓝英年：苏联档案解密了

　　蓝英年，1933年生，浙江省吴江市人。著名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45年进入晋察冀边区，1947年石家庄解放时参加宣传工作。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山东大学外语系执教。1989年赴苏联讲学两年。1993年离休。译著有《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亚玛街》、《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以及中短篇小说数十篇。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和《历史的喘息》等。

　　1955年毕业于人大俄语系。1955年至1975年在大学教实践俄语。1975年起在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编刊物并带研究生。1993年离休后为《读书》、《博览群书》和《收获》等刊物写专栏，并为其他报刊撰文。出版过《寻墓者说》、《回眸莫斯科》等八本专著。这些文章是我对苏联文学重新思考的结果。80年代翻译过《日瓦戈医生》、《回忆果戈理》等八本小说和回忆录。感谢俄国作协授予我高尔基奖状，对我是鼓励。鼓励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节奏。人过古稀之年很难再发奋了，仍像以往那样读书、翻译和写文章。随着苏联档案解密，兴趣也由俄苏文学转向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今后的打算是翻译几本有价值的有关俄苏历史的回忆录，让中国读者了解俄国和苏联历史，不知能否做到。回忆录不同于正史，自然包含主观片面的东西，但也有正史中不记载的史料，这些史料有时更真实地反映时代。总之，仍做架桥的工作，不过已经是承载力不大的小桥了。　(陈香)

　　郭振宗：情系普希金

　　郭振宗，生于1934年，福建厦门人。1958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历任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编辑室主任、副编审，编审。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普希金研究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著有论文《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普希金的戏剧革新》等，编选《普希金评论集》等，编辑校订《托尔斯泰文集》等大量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作品，译著《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文集·当代英雄》、《屠格涅夫文集·猎人笔记》等。1999年获俄罗斯联邦政府普希金奖章。

　　同本名郭振宗相比，很多读者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冯春”，这个笔名同《普希金文集》等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中译本相关。

　　郭振宗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专攻”俄罗斯文学。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编稿，从事翻译则是业余。

　　在郭振宗的编辑历程中，审校编选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最具意义的自然是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文集》，12卷本全部是他逐字逐句对着原文编校的，和草婴一样都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业余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则在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集中出版——《普希金文集》，煌煌10卷本。

　　普希金是他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作品也是他所偏爱的。退休之后，他就很少接触近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了。对于目前国内俄罗斯作品翻译情况，郭振宗表示：“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作品，基本都被译成中文了，一些不断被重译的，我想商业上的考虑可能更多。近几年我们也引进翻译了很多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但经典的译本并不多。”　（丁杨）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辑: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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