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再次强调：“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他认为应该再适当提高学费。他并且坦率地承认，这句早就曾讲过的话“挨骂多”。（《上海证券报》4月27日）

　　以张维迎教授之名气，明知“挨骂多”却仍然坚持己见，为该话题增添了讨论的价值和必要。粗看之下，张维迎此论单从逻辑上似乎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其得出该观点的逻辑过程是：“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如果“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穷人掏不起学费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简而言之，该办法就是试图在高校学生内部来个“劫富济贫”，最终达到“富者多掏、穷者沾光”目的。

　　但是，这一看似十分美妙的逻辑，实际上却经不住多少推敲。首先，张教授似乎忽略了学费问题在当前的严重性、复杂性。按现在的高校学费标准和家庭的可统计收入对比计算，有几个家庭是不必享受助学金，而且还可以承受更高学费的呢？前不久刚刚退休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以他和夫人的收入，也只能勉强供一个大学生。那么，如果学费再“适当提高”，即便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家庭能否顺利供起一个大学生也已经很可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助学金要发到怎样的范围？“适当提高”到底要到什么程度，也即那些确实的富人家庭究竟需要承担多少学费，才能平衡那么多贫困生的困难？

　　其次，张维迎的逻辑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风险或陷阱：提高学费之后，“劫富”的目的或许可以达到，但是否能够真正用于“济贫”？会不会实际形成既“劫富”又“劫贫”的结果？不难看出，如果按照张维迎倡议的做法，富人注定是要多掏钱的；穷人也要先多掏些钱；至于这些多掏的钱是否能够公平有效率地返还，是否能够还到真正的穷人手中，则属于不好控制的事情。因而这个过程中，只有高校处于稳赢不输的位置，赢得了更大的经济控制权。

　　尤其重要的是，一直到现在，高校培养成本还是一笔糊涂账。虽然高校在不断诉苦所收学费不敷培养学生所需，但各高校都在设法扩大规模，高校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好。现行学费“标准低”这一结论，在真实的、有公信力的培养成本出台之前，至少有显唐突。

　　还有，张维迎教授好像也没有考虑到甄别富人和穷人的巨大成本。如果先提高收费，然后再用助学金的形式返还，如何保证返还过程的公正，至少是一个很繁琐的问题。谁来认定呢？认定的成本有多大？最近吉利控股集团捐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寒门学子，为了这些钱不用错地方，他们准备用于“确认”的钱竟然达200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早就上过当。的确，越是富人家庭，社会关系越丰富，寻租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劫富济贫”会不会劳而无功，甚至走向反面成为“劫贫济富”，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担心的问题。所以，张维迎所谓的“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既无坚实的逻辑根基，操作起来更是十分艰难，风险系数过大。全面看来，是一种罔顾国情、将问题简单化的似是而非的认识。

(责任编辑：李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