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们的存在似乎是个异数，他们是代课教师，每月四十块的工资，他们拿了数十年，他们对不公的命运，有一种踏实承受的态度。

　　他们如黄土一般厚道、忍耐，对外界无所求，却严格律己。

　　这是伯夷、叔齐采薇死节之地。

　　话说商朝末年，诸侯孤竹君意欲立三子叔齐为王。但孤竹君去世之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拒辞不受，他说：“这原是父亲的命令啊。”于是去国出走。叔齐也不肯继位，追随伯夷而去。

　　二人听说西伯昌（后之周文王）尊老，便前去投奔。等他们到达周地，西伯昌已经去世，其子自立为武王，抬着父亲的木像，率兵前去攻打商纣王。伯夷、叔齐拦住马队质问道：“父亲去世不去葬殓，反而大动干戈，可以称之为‘孝’吗？以臣下之位讨伐君主，称得上‘仁’吗？”

　　可是，“仁”、“孝”的道德理念怎能阻挡武王的铁骑?很快，武王取代商纣王，天下改朝换代。伯夷、叔齐以之为耻，发誓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位于今之甘肃省渭源县），靠采集薇菜（一种野菜）为生。二人最终饿死于首阳山。

　　这个上古时期的故事，见于《史记·列传》第一篇，它一直活在三千年的文化记忆中，被反复讲述和引用，它是气节的象征，它代表了在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则之外，人们有另一种向往：以生命去成就“仁”的道德原则。

　　然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它也是迂腐、可笑的象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重新书写了一系列先秦故事，其中就包括《采薇》。它以漫画的方式将伯夷叔齐从过度神化的圣坛上拉下，成为两个颟顸的老人，回归无聊、琐碎的现实细节。在坚硬的现实和强力逻辑之下，伯夷叔齐的行为犹如以卵击石。

　　但鲁迅一定没有料到，时代的急剧变革已经把过去颠覆得如此干净，“采薇”，和许多历史事件一样，已经被迅速抛弃。原有的道德体系土崩瓦解，丛林法则成功的进入人们内心。“采薇”，即使被人们记得，也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意外，我们寻访的土地距离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数十里之隔。冬日的群山十分苍莽，尽是裸露的黄土，在背阴面，梯田上留下一弯一弯积雪。大概很少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一件对中国传统道德意义非凡的事情，正如人们都不太会注意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尽管他们都付出甚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再想起“采薇”的故事。这两件相距数千年的事情，有些隐秘的联系，它们和今日的现实如此背谬，但又的的确确镶嵌在现实之中。

　　四十五元的工资

　　每个月最难熬的，是发工资的日子。

　　这一天，公办老师都会去会计室领工资，而甘肃省渭源县张家堡小学的三位代课教师却坐在各自的办公室，不发一言。等公办老师都领完了，会计依次来到代课教师的办公室。他们签完字，把薄薄几张纸往口袋一揣。“数都不用数，就那几张。”张永林说。

　　自民办教师的称号取消之后，未能转为公办教师的老师可被学校聘任，被称为代课教师，他们每月的工资四十块，现在涨成四十五块，是公办教师工资的二十分、甚至三十分之一。

　　四十五块，在城市里也许只值一餐饭，在这里，却是代课老师辛苦一个月的回报。付出与回报差之千里，老师们几乎在做一份义务工作，但回家后，他们还要面对艰难的现实。

　　他们必须在上课之余做农活，每位家里都种小麦、土豆、党参，以维持生计。张永林家里堆着当地特产——党参。前段时间，他每天下课之后，都要串党参至深夜。这位刚刚四十岁的老师，深目隆鼻，本来十分英挺，但皱纹已如沟壑一般布满脸庞，下巴上的胡碴，更让他有些愁苦之色。想起这种生活，他摇摇头说，真是累得很。

　　62岁的王政明老师也未能幸免。40多年的代课生涯，他一直在农地和学校之间奔波，暑假要下地劳动，寒假准备过年。就在前几年，因为家里买不起煤，王政明和老伴在正月里还要上山捡柴禾。

　　与两位年长的老师不同，刘炳章讲起自己的遭遇时，脸上有一种悲愤和屈辱混合的表情，贫穷不光压迫着现实生存，也压倒了这个年轻人的尊严。他说，发工资的时候，真觉得寒心，“只要能拿四五百也行啊，也能感觉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

　　32岁的刘炳章至今未婚，这在流行早婚的农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解释说，在当地，彩礼就要两万多，家里说什么也拿不出这笔钱。即使能拿得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村里有一个代课教师，那么他一定是村里最穷的人。所以，每次家里托人介绍对象，对方的回答都是，人是不错，可惜是个代课教师。

　　刘炳章穿着一件打补丁的皮夹克和同样打了补丁的旅游鞋，这是父亲出外做建筑工人的时候捡的，已经穿了好几年。他很少去镇上，怕遇到熟人，更怕遇到相熟的同学，——彼此之间处境相差太多。他说，在学校和学生们是很快乐的，回到家帮父母干活，也不会想什么，但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经常会觉得难过，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和别人一样呢？

　　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既然被现实挤压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放弃，寻找别的出路？

　　老师们的回答是一致的，喜欢做老师，离不开学校。王政明说，离开学校就觉得不自在，放假了都要隔三岔五来学校转一圈。刘炳章则讲起在小学遇到的数学老师，在老师的照顾和影响下，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他们的热情从课堂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在台下显得憨实窘迫的人，一登上讲台就神采焕发。刘炳章教五年级的数学，他的班级是气氛最活跃的。学生们为了举手抢答问题，甚至站了起来。按照他的设计，当有一名同学回答对了，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冲着她鼓掌，有时候则齐声说:“×××同学very good！”

　　遗憾的事？这算一件

　　在中国传统的秩序里，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这是人们做选择最重要的依据。在乡土传统深厚的甘肃，现在依然如此。

　　因此，尽管每个老师都有许多艰难的故事，但最令他们心酸的，却非关自己，而是关于家人。

　　张永林的父母在三年内相继去世了。他回忆起三年前，母亲在定西医院被确定为子宫颈癌时的情景。当时他脑子里“轰隆”作响，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他走到楼道里，快步走来走去，走了一会儿，才扶住墙壁，眼泪“哗哗”掉了下来。

　　讲起这件事，张永林用手背抹去眼泪，如果当时能早点发现……

　　和父母的感情与道义，似乎不用解释。家庭决定了张永林的人生选择。1985年，张永林高考落榜，本来可以复读再考，“比我瓤(差)一些的人后来也考上了，”但是家里三个姐姐都出嫁了，农活没有人做，张永林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回家务农，后来又遇到机会，到小学任教。他说，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他转成公办教师。

　　唯一令张永林心安的是，老人晚年，尤其是生病之后，都被伺候得很好，“这在村子里是有名的。”

　　刘炳章的经历和张永林有些相似。高考落榜后，父亲生病了，为了能去医院做手术，父亲抱病四处借钱，借回来的钱里有一角的，有五角的。刘炳章被此情此景刺痛了，于是决定不再复读，留在家里为父母分忧。

　　在王政明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儿女。大儿子在兰州工作，戴着一副眼镜，穿着干净的夹克外套，谈吐斯文，与周围的人完全不同，女儿则系着围巾，在一边沉默寡言，是一副农妇的样子。

　　王政明说，女儿四年级就辍学了，当时家里非常困难，女儿辍学后在山上放羊，供大儿子读书，——儿子学习好，比较聪明。但他们也许没有料到，兄妹俩的命运截然两分，女儿口里说不出，心里肯定有埋怨，但是再埋怨也成了现实。“耽误了女子，一生弥补不上。”“如果你说遗憾的事，这算一件。”王政明抽了一口烟，沉默了。

　　艰辛岁月

　　办公室和教室一样，还没有安装天花板，屋檐和墙之间没有封住，可以看到一线天空，冬天的风嗖嗖地吹进来，除了炉子四周，室内温度和室外没有区别。王政明安然地坐在炉子前面，撕下半张纸，把烟末倒在上面，小心地卷起一根烟，用唾沫粘合了，然后捡起一根柴禾伸进炉子，“扑”一声奔起火苗，再拿出来点烟。一个熏黑了的小茶缸放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这样，下课的时候，王政明可以喝到热茶。

　　初进小学，看到这位老人迎面走来，他与一个稍许体面一些的农民并无二致。他个子不高，驼背，穿着满是灰尘的深蓝色中山装，冬天鼓鼓囊囊，衣领处露出毛衣、发污的衬衣领。他脸颊瘦削黝黑，皱纹很深，两颊凹陷下去，小眼如豆。他老远就露出热情的笑容，伸出手：“辛苦啦!”他指节粗大，不能伸直，指甲里都是煤黑。

　　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人们想象中老师的样子，但事实上，今年六十二岁的王政明已经执教了四十多年，他也是渭源县张家堡小学年龄最大的代课教师。

　　这位老人教学前班的语文和数学，以及三年级的语文，除了做老师，他更像一名保姆。采访间歇，王政明说，你等一下，我去把教室的火架旺一点，要不然娃娃们冷得受不了。

　　在冬天，每天早上六点到校之后，王政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教室生火。有一年，学校刚分配来的女老师不会生火，王政明每天要生三个炉子，办公室的、自己班的、女老师班的， “哎呀，整天跑来跑去照料炉子。”他叹了一口气。

　　在山村做老师，一定不止是教课这么简单。而在王政明这个年纪，更经历过不少艰辛岁月。

　　1958年，饥荒年代，村里无人上学，小学一时停办。19岁的王政明白天劳动，晚上被派去看护学校——当时的小学就是一座山上的破庙。学校方圆一百里之内没有人家。王政明叫了几个男学生做伴。半夜，一个男孩打开庙门，想出门方便，突然传来一声狼嗥，吓得男孩缩回去，再也不敢出门。自此以后，家长们再也不敢把男孩送来做伴。

　　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雷阵雨，王振明赶回山上照看学校，结果发现学校的半边已经被拆掉了。原来大队要拆了学校建仓库。王政明质问站在一边的大队支书：这学校是公家的，又不是大队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拆？公家派我护校，校长、老师、护校人都是我，手续还没有转交，拆了我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状一直告到县里，学校才保住了。

　　直到今天，在学校值班，被称为“护校”。在每位老师的房间，都有一张用木凳支起的单人床，就是“护校”时住的。

　　四十多年来，王政明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村里有的人家三代——从爷爷到孙子——都是他的学生，他一边讲着陈年往事，一边看着还没有封上天花板，水泥裸露的办公室说：“现在条件已经好多了，好多了。”

　　求仁得仁

　　在《论语》中，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孔子答：“那是古代的贤人啊。”子贡问，落到那样的结局，他们会怨悔吗？一如其它对话，孔子的这一次的回答也已成为经典：“求仁得仁，又何怨？”

　　面对这几个代课教师，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他们对不公的命运，有一种踏实承受的态度。他们如黄土一般厚道、忍耐，对外界无所求，却严格律己。正如他们在面对外人时，几乎有一种无来由的善意，却不介意自己吃亏。

　　假如从一种进取的哲学来看，他们是懦弱的，消极的，他们并没有向社会抗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来自哪里，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踏实的积极，在秩序范围内，尽所有努力做到最好。

　　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

　　张永林的妻子说，我们都是胆小的人，一辈子不敢得罪一个人，但又是很要强的，要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在别人后面。所以，张永林带的班总是优秀班级。王政明为供儿子读书，每年都要借钱，借一次，哭一次，“但办法是逼出来的，不付出努力有啥办法？一年还不成，两年肯定能还，如果觉得困难得很，害怕，那就不得成，不努力不行。”

　　有人问王政明，你一个月几十块钱，图什么啊？王政明老农一般的脸上有恬淡、豁达的笑：“一个人能有多大的活头？看得淡一点比较好。”

　　根据规定，教师继续聘任要拿上岗证，这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代课教师，有可能即将离开他们喜爱的讲台。王政明想了一会，认真的说：“只要人够的话，我们这种人就应该退了，人不够，就干着嘛，不然娃娃怎么办？”

　　张永林发愁的是，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每年的学费都要借，如果失去教师资格，就出门打工，做建筑工人，“我身体还可以呢。”他板了板肩膀。

　　黄昏时分，正是小学的课外活动时间。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小学外面的操场上做游戏，老鹰捉小鸡，打沙包……这些久违了的、不用器械的童年游戏。在高阔的蓝天和远山的包围下，这里安然、快乐，似乎贫穷、牺牲都没有什么，然而这一切又从不会远离。

　　来源: 《生活》杂志

(编辑: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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