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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和偏执造就自恋式的教育幻境，由它们导演的二人转，只能是娱乐搞笑的
近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他表示，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自从杨振宁教授“回归”并扎根于清华园以来，其诺奖物理学家的学术光环似乎在逐渐隐去，很意外，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之前侨居美国时迥异其趣的学者形象。 意外之一，除了在回归清华园之初，杨教授曾亲执教鞭，为清华大一新生上了一年基础物理课外，我们似乎很难再听到杨教授的高调教学或学术活动；意外之二，杨教授似乎已大有向社会活动家、教育品评家转型的趋向，视野所及，要么是杨教授携娇妻出席各种社会活动，要么是一语惊人地宣示和论定“中国教育是极为成功的”。在各种质疑声尚余音缭绕之际，我们又睹见了杨教授作为演讲家的风采和独到眼光。
说实话，杨教授的此番高论并不让人意外。稍一咂摸，其主基调仍无非是“中国教育成功论”。当然，杨教授的此次曲线推导逻辑看上去似乎要犀利和有说服力得多。因为有着中美两国高校的不同执教经历，加之诺奖科学家的权威头衔，怎么看，杨教授的跨国对比都像是盖棺论定、不容置疑，可是仔细琢磨杨教授在报告中宣示的一整套话语逻辑，才猛然发觉，杨教授看似雄辩高调的宏论空洞、杂乱得有点无厘头。
不要以为杨教授的清华与哈佛学生之比是信手拈来，此间实则大有深意。清华是公认的中国顶尖学府，而无论是在各国高校师生心中、还是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权威的世界范围高校排名中，哈佛每每雄居金字塔尖，杨教授的这一“权威”论定，几乎就相当于给清华学生授了顶“世界第一”（最少也是之一吧）的荣誉桂冠，这既是他的中国教育成功论的论证伏笔，也多少有着举贤不避亲的骄傲意味。可是再往下看，不免哑然，如此世界第一原来近乎空中楼阁。请注意杨教授的跨越式逻辑思维，先是“平均素质”的比较方向，而后是中国的国情需要像盖茨这样会赚钱的人才，最后是拿一二个诺奖并无什么用处。
大学生的“平均素质”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恐怕连杨教授自己都难说明白，杨教授用感性且模糊的类比推导出自己的先行主题，如此方式符合客观、理性的科学原则吗？更让人不解的是，杨教授接下来指出了一条“盖茨”式的人才培养方向。众所周知，盖茨虽贵为世界首富，但论学历和学院式的平均素质，却是寒碜得可以，他是哈佛的肆业生，大三便辍学“下海”。
一个在杨教授眼里学生平均素质并不咋样的高校里的“逃兵”，却又成了亟待造就的人才典范和方向。笔者倒想问问杨教授，素质很高的清华学生是该掉头“回车”呢，还是应降格、降低品味效仿之？按此逻辑推导，悖论式的结果恐怕让杨教授瞠目：有着如此雄厚的素质型学生储备，为何我们连符合国情的人才都大量匮乏？反而须向素质不咋样的哈佛盖茨们取经学习？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是社会化的大教育理念，还是教育机制和方向出了问题？
在杨教授给清华大一学生世界性的美誉背后，其实还写着太多被他忽略的社会性代价。比如在清华大一学生的平均素质奠定之前，他们历时十数年的教育背景烙刻着怎样的封闭式、超负累付出啊。父母、学校、老师乃至体制性的应试教育，从不同方向催逼着，在盖茨们从事社会性公益活动时，他们在“素质化”地研习和苦读；在盖茨们享受假期休闲时，他们在“素质化”地补习和苦读；在盖茨们异想天开、憧憬无限时，他们仍然如苦行僧般面壁修习。杨教授眼中让人欣喜的素质优势便是这么悲酸地奠定起来的。更无奈的还不只这些，支撑盖茨们成长的，是高额奖学金、是校园内外的各种激励机制、是一个成熟的橄榄型社会，而构筑清华式素质优势的呢，是层出不穷的教育乱收费，是年年欠账的教育投入，是全家的节衣缩食，是新“三座大山”中最沉痛、最让人无法回避的一个……
在这样的社会化功能失调和沉重代价面前，即便清华园里摩肩接踵、成群结队都是像杨教授一样的诺奖得主，是否就能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呢？对于这样的教育土壤上能否大量培育出任天堂和盖茨式的时代领军人物，笔者对杨教授的“乐观”深表怀疑。相反，在混乱的“杨氏逻辑”背后，笔者不幸看到了曾领风气之先的理性科学细胞被板结土壤同化和吸附的可能。封闭和偏执造就自恋式的教育幻境，由它们导演的二人转，只能是娱乐搞笑的。尽管它让人笑得尴尬、笑得心酸。
(编辑:苏琳) (责任编辑：李静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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