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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毕业生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组图)
时间:2006年04月05日07:23 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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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毕业生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组图) 

年轻的清华毕业生戚柯意气风发
清华毕业生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组图) 

戚柯的母亲为儿子担心
清华毕业生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组图) 

戚柯的日记

  3月28日,为了儿子,詹女士又一次登上北上的火车,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上北京为儿子谋求一条出路了。

  儿子戚柯(化名)从清华大学毕业已经6年了,曾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如今却患上抑郁症,沦为一个无法自食其力的社会遗弃者。生活中细小的挫折,使这名身高1.8米的堂堂男儿一蹶不振。他毕业后进的第一家单位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可半年之后,他因种种原因被辞退。此后数年,他做过搬运工、发过传单、交600元找过中介谋生路,但每份工作总在1个月左右就结束了。
直到去年9月,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成日无所事事。

  是什么原因导致英才的沦落?本报记者来到湖南湘潭市戚柯的家中,面对记者的镜头,詹女士失声痛哭:“不知道怎么了,我知道他很痛苦,但我的心也很痛!”经过许多次心理挣扎后,詹女士终于放开思想包袱,不顾丈夫的劝阻,希望通过媒体的介入,寻找全国优秀的心理医生,拯救自己的儿子。

  母亲苦寻医生拯救爱子

  “实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话,就让他自己做点生意吧。”3月28日,詹女士再次北上为儿子谋求出路。她从央视一则广告中获知,4月北京将举行一场小型创业洽谈会,她希望这次能改变儿子的命运。

  而就在前一天,一个电话差点让詹女士打消借助媒体拯救儿子的想法。当时,记者找到和戚柯要好的同学汤韩冰,想和他一起劝说戚柯。不料汤坚决反对媒体“干涉戚柯的事”,他说:“如果全社会都知道戚柯是这个样子,将来还有谁会给他工作呢?”

  詹女士犹豫了几分钟后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怎么了,总是只看到社会上黑暗的一面。”她坚决地告诉记者,虽然包括她丈夫在内的许多亲友都反对她向媒体透露此事,认为这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可她已丧失了凭个人力量挽救儿子的信心。为了儿子,她把所谓的面子抛到了一边。“希望有一天,能有专家像华中师大特聘教授陶宏拯救一名迷恋网游的小孩一样,给我儿子上一堂深刻的心理课,解开困扰他6年的心结。” 詹女士说。

  3月23日中午12时,记者试图利用吃中饭的机会和戚柯接触一下,但詹女士说,戚柯很少在家里呆,通常是白天在亲戚家玩,晚上11时后才回家。近半年来,戚柯的脾气越来越大,对外人特别敏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现在的样子。“6年了,我不能让他再继续消沉下去了!”去年,詹女士好不容易才把儿子骗到湖南省某医院看病,主治医生初步诊断后认为戚柯存在性格障碍,而早在2002年,戚柯就被中山医科大学诊断患有抑郁症,并接受过较长时间的治疗。

  两年独立生活成就清华路

  是抑郁症导致清华学子的消沉?抑或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记者走进这个传统家庭,试图破解背后的谜团。

  戚柯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其曾祖父是毛主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亲自介绍入党的韶山地下组织成员,后来为革命英勇献身。新中国成立后,戚柯的祖父从一名烈士之子成长为资深地下共产党员,并担任湘潭市的地方领导干部。戚柯的初中生活是在湘潭市一中度过的,三年后成功升入这所省重点中学的高中部。从小学到高中二年级,戚柯一直没有经历过寄宿生活。直到有一天,兄妹俩的一场争吵,让父母感到问题严重:家中只有两室一厅,只好让戚柯睡客厅,每天晚上,戚柯要在妹妹的房间里学习,大声地读英语,这让妹妹十分头疼。

  “让一个孩子去外面独立生活吧。”父母终于决定放飞身边的孩子。当时湘潭市一中没有寄宿部,于是父母便将戚柯转学到舅舅家所在地的安仁县一中。戚柯后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正是这2年的独立生活,才让他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才让他在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考上了清华大学。

  在高中班主任眼中,戚柯很有礼貌,学习成绩优秀,同学们也很喜欢他。但时间一长,同学们发现戚柯虽然学习能力很强,但社会经验却十分缺乏。“那时他单纯得像清澈的水,社会人际关系什么也不懂,说话也很直白。”一名同学如此回忆高中时期的戚柯。

  糊涂选下“冷门”专业

  1994年高考临近,戚柯一心向往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而在填报志愿时却犯愁了。父亲一眼看中了清华的工程物理专业,虽然全家人都不清楚“工程物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专业,但其中一条太吸引人了:成绩优秀者,可本硕博连读,9年取得博士学位。父亲一锤定音,一同来的外公也十分赞同,他认为当科学家是最理想的人生。

  戚柯果然不负众望,考出了636的高分,成绩排名在当年湖南省的第60名。两个月后,戚柯从清华大学邮寄回来第一封家书:

  清华不愧是一流大学,不但各种教学设备先进齐全,而且在生活中也有很周全的服务……

  现在核科学已广泛应用在医学、工业和核电事业上,我们系的学生毕业了可以有其他三个去向:机械、电子、计算机,这都是工物系的强项,工物系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也要求学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适应能力非常强。(摘自1994年9月17日家书)

  虽然语句中带有几分稚气,但看得出当时的戚柯完全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中。其实,当时系里的老师曾向学生泼过一些“冷水”,称工程物理专业之前主要是培养核科学人才,随着核工业不需要大量人才,工物系招生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但当时的戚柯怎么也没想到,6年之后,他会因就业而痛苦不堪。

  说到抑郁症,许多读者都会想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我有病,患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

  崔永元说:“得抑郁症的基本上都是天才”,“得抑郁症并不可怕,应配合医生的治疗”,“得抑郁症的人除了想睡觉之外,平时与常人没什么区别”,“得抑郁症仍可以进行工作,只是需要极大的毅力”,“产生抑郁症的原因很多,请不要歧视他”。透过日记和书信,我们发现,毕业6年来,戚柯一直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只是这种心灵的挣扎,竟是那样的艰难。

  日记留下心灵挣扎历程

  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出来后,戚柯意志十分消沉,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抑郁症可能是困扰他多年的疾病。从他写给父母的信中,因抑郁症想结束生命的念头曾让家人寝食难安。直到2002年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后,戚柯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些心灵挣扎的经历。

  坚持每天服药,每天这么多药,真让人感到头疼。如果有效果,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睡眠状况以及病症,那么我也就知足了。

  我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真正了解、体谅我的朋友,希望这种环境是一种普通真实的环境,我希望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摘自2002年3月22日的日记)

  今天从安仁回到湘潭,睡了一下午,起来后感到很累,喉咙也有些痛。在安仁这半个月,我觉得身体的调控能力还是很差,碰到睡不着我还是没有办法,和外公外婆之间的沟通也没有多大成效,只是觉得生活很无聊。(摘自2002年5月20日的日记)

  今天从广州看病回来,潘医生希望我坚持吃药或住院治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服药来治愈自己的病(抑郁症),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现在的我只想找一份能够谋生的工作,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至于前途,我都不敢去想,因为这些事都太渺茫。

  我现在一看书就头晕、想睡觉、睡又睡不着,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度日的办法。(摘自2002年10月23日的日记)

  工作压力使他整天消沉

  2002年,戚柯和小自己两岁的妹妹一齐来到深圳寻找工作,他一直都没有忘记母亲的劝告,“高能物理研究所不要你,就不能生活了吗?还有许多路可以走,还有许多事等你去做。”

  这段时间,戚柯想过许多选择,考研还是找工作,怎么找工作?这些都是痛苦的选择。最要命的时候,一个“思想者”头脑里是万马奔腾,可行动上却表现出十分的懒散。

  妹妹戚芳向母亲打来电话,说哥哥每天睡到中午12点还是不愿意起床,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老是望着天花板发呆,一会哭一会笑。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买了这么多钱的书,但是我无法从书中找到自己精神上的满足……想一想,真是让人感到伤心,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去,不求有所得,但求在书中度过悠悠岁月。

  来到深圳以后,和同学联系了很多次,每次联系,只觉得相互之间已经越走越远,现在我宁愿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度过,也不再去渴望别人的理解。友谊和沟通,那并不是我真正想去做的事,也不再是我自卑心理的一个症结,我无法改变自己,别人也很难接受我。环境之于我已经不再有感觉。我只是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强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人生。(摘自2002年7月19日的日记)

  母亲总是打电话来,催我回去,真是烦死人了。工作、读研、出国,我觉得读研岁数太大,出国身体又不好,只能工作,目前工作只能从底层做起。(摘自2002年10月26日的日记)

  治病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

  远在湖南湘潭的詹女士得知儿子根本没有找工作之后,心急如焚地赶往深圳龙岗镇的一个小居民区。此时的戚柯脸色很不好,并有些浮肿。

  小小的出租房内零乱不堪,阳台上留下一地的烟头。一直体质虚弱的戚柯此时又患了重感冒,长时间在附近的一个小诊所里打吊针。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想起读大学到现在,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从理论学习到工作实践,接触了社会的一些方面,在感情上成熟了一些。

  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北京、深圳会发生这些事情,对社会对人都太理想了,自己对朋友太真了,没有轻重。

  最近回来治病,心情平静了许多,更深入地思考了很多事情,希望能对自己有一些帮助。(摘自2004年10月1日的日记)

  离开北京已很多年,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想身体会好起来的。(摘自2004年10月10日的日记)

  与长辈们的恳谈,使我很累,我没有鲜明的立场,更没有动人的观点,庸俗的生活使我寝食难安。朋友自然越来越少,未来生活的另一半也不愿多想,摆脱这种机械的电气化的冷漠成为强烈的愿望,也不想去计较日常生活的得失与朋友之间的亲疏。

  深圳已成为旧游,又要回到北方,用一种广阔的心灵去体验,而不要为自己辩护,去承受平凡生活的深刻。(摘自2005年4月6日的日记)

  经过几番努力,戚柯回到湘潭家中。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的脾气十分古怪,他十分反感父母通过各种方式为他找工作和治病。

  一名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亲戚对戚柯说,国家很快就要建设许多核电站,正是你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机,可每次找到合适的工作时,戚柯又表现出清华学科成绩给他留下的自卑心理。

  2005年,詹女士和戚柯在北京治病找工作期间,再次去过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年是戚柯导师的毛泽普再次将他拒之门外。

  詹女士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她孩子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正是需要关爱的时候,却遭受无情的抛弃,这种毫无人情味的用人方式令人寒心。

  她说,曾被媒体报道的“神童”魏永康,最初也是被高能物理研究所拒绝,后来还是另外一所大学的教授接纳他为研究生,为什么一而再地出现类似情况,“这些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的人,难道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问题?”

  记者手记

  关爱“怪才”

  从一名清华学子沦落到一名搬运工,除了叹息以外,我们不妨再次思考,到底是谁之过?

  教育之过?中国的“应试”已有数千年传统,也培养了无数精英人才,就连教育强国美利坚也曾到中国来探索“考试”制度的奥秘。再者,许多教育强国如日本、韩国等也十分重视考试的作用,均采用考试来选拔人才。

  数年的“应试教育”转“素质教育”,让人们发现,考试本身并没有错,教育也很难摆脱考试,因为它是一架相对公平的秤,但如何利用考试这杆秤,则学问极大。

  严爱之过?正如戚柯自己所言,家长对自身要求过于苛刻,期望值过大,导致了心理的极度失衡。反过来想,其实这种压力再大,也大不过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能够得到利导,则是一股无穷的精神力量。用另一句话说,戚柯自己没有能够战胜自己。

  抑郁病痛之害?从崔永元这个典型抑郁症患者来看,抑郁症并不可怕,抑郁症同样能干出优秀的成绩,同样能够走出心理的阴影。

  古人云,心病还需心药医。笔者理解,抑郁症本身就是一种心理障碍,是一个很难打开的心结,一旦这个心结彻底消除,病态也就迎刃而解。

  当北大学子卖肉、南大博士乞讨等类似新闻仅仅作为社会老百姓一种谈资的时候,我们又悲剧性地看到了戚柯,看到了魏永康。一种很不对称的现象摆在世人面前,令人心痛!

  笔者不禁要问:那些坐庙堂之高、身披各类学术大袍的专家学者们,假如你们不做教授、不做学者、不干自己本行,你们还能从事哪些工作?

  “术业有专攻。”其实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时过境迁,我们再也无法判断戚柯、魏永康这类人是否为真正的天才,但我相信,如果这个社会能够多一些宽容,对“怪才”多一些关爱,也许世间的悲剧只会越来越少。

  心理分析

  抑郁症并不可怕

  [特邀嘉宾]

  大学教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

  记者(下称记):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有哪些?

  舒幼娥:造成抑郁症的因素很多,有些是遗传因素,也有一些是社会因素。

  自尊心、自信心受挫。如“我不行”,“我的生活让人失望”,“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想法就是。

  不良性格的影响。如表现出来的孤独、离群,性格过于内向,适应集体生活困难,人际关系差。

  家庭的影响。如有的父母在家少言寡语,不参加社会活动,对自己身体状况过分关注,稍有不适就十分紧张、焦虑。

  记:治疗抑郁症有哪些方式?目前国内的治疗水平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徐远超(下称徐):由于精神医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目前抑郁症的治疗已有许多极有效的方法,疗效率都在70%以上。目前有数十种抗忧郁剂,其作用通过层层的严密试验,安全有效,且其药理作用与一般镇静剂或兴奋剂不同,并无成瘾之可能,其作用在强化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刺激神经细胞之再生,从而帮助脑神经系统调适其功能。

  心理治疗则通过与专家的访谈,加深个人对自己的了解与接受,调整生活的步调与人际关系,理清个人的价值观及自我期许,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可以说各有千秋,由心身一体的各个方向来达到共同的目标,两者合用其效果则更佳。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心理疾病必须长期治疗,持续服药,且不论是哪一种心理疾病,越早发现治愈及愈后的状况越佳,所以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记:人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抑郁症?许多人忽略抑郁症,歧视抑郁症患者,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徐:得抑郁症并不可怕,社会偏见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懂或不愿意寻求及时有效的正规专科治疗。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播出一期《远去的生命》,一位来自青岛的母亲张女士含泪向人们讲述了自己原在 复旦大学攻读硕士的女儿杨愈青自杀的经历。

  假如杨愈青告诉她男朋友说她自己患有抑郁症,她也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恐惧、担心和害怕。杨的性格过于自信,不能承受挫折,也是现代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通病。

  我们要区分抑郁状态和抑郁症,偶尔的、短时间内的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只要调适得当,很快就能恢复。如果长时间的心境低落,就要引起注意了。

  记:患者心中往往会为某个问题(如就业失败)而耿耿于怀,如何才能打开这样的心结,走出阴影?

  徐:大学生所遇挫折的根源无外乎几种:学业问题、人际问题、现实问题、两性交往问题。我以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大学生都要学会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心胸开阔、朝气蓬勃、健康成长。

  要学会消除心理压力,应通过修正自己的任知观、放松身心、转移视线、倾吐苦恼等方法,消除心理压力,提高自身的抗挫能力。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进入清华大学以后,成绩却一落千丈,这沉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戚柯的妈妈詹女士告诉记者,后来她突然收到戚柯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让全家感到寝食不安。戚柯打算休学一年回家养病,在信中,他谈到了死亡,谈到了结束生命。詹女士说,其实这已是抑郁症初期的表现。

  不当“书呆子”滑进“龙尾”

  在清华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戚柯为了摆脱“书呆子”形象,试图全面培养自己的“素质”,不断地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然而,清华严谨的治学风气,考试难度较大的课程设置,很快击碎了戚柯培养“素质”的梦想。

  大一下学期,戚柯成绩明显下滑,全班29名同学,他的成绩排在第28名,并出现了学科成绩不及格的现象。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此时却要耍“龙尾”,沉重地打击了戚柯的自信心,也让他第一次感到没有了尊严。

  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戚柯的心理带来了阴影。内心焦急,加上水土不服,他经常发烧感冒,晚上常常睡不安寝。

  直到1996年5月的一天,他才给母亲打电话,说去看过学校的心理指导老师,但每天晚上还是睡不着,并开始服用安眠药来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

  温室花朵反感“有毒的爱”

  此后,戚柯一直处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之下。

  5年的本科学习时间结束之后,戚柯因学分未修满而推迟一年毕业。在清华就读的最后一年时间,他给家里写的信特别多,并开始在信中抱怨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管束,甚至入大学以后,也脱离不了父母的“遥控”。他在信中写道:

  多年以来,你们粗暴蛮横的教育方式,使我自幼以来对你们在情绪上形成了坚强的抵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了许多黑色的回忆。

  一个人受一两次委屈并不要紧,每天被人误解还要认为对方有道理,这个人就不正常,而中国文化就把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列为“孝”道,实在是扭曲人性。

  我已经离开家庭很多年,但心仍然在家放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影响着我,我并不开朗也不乐观,我性非如此,希望你们尊重我的正当权利和应有的尊严,否则我就很痛苦,因为是你们在伤害我。(摘自1999年5月16日给父母的家书)

  一名心理医生分析说,中国许多父母从小就不肯让孩子自己学会走路,社会上的任何事情也不让孩子接触,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爱是有毒的。懂得教育子女的父母应从小就让孩子经受适当的挫折,为他们“种痘”。

  他为何从中科院辞职?

  2000年7月,戚柯从清华大学毕业了,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对于戚柯来说,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既是新的转机,也是噩梦的开始。

  半年之后,戚柯从高能物理研究所出来了。“高能所不要我,还要我写辞职报告,”只要有人问戚柯怎么没找到工作,他总会耿耿于怀地说。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他自己并不愿意说。母亲好不容易才从戚柯口中打听到一些内情:在一次值班时,戚柯不小心睡着了,结果领导安排下来的总结报告没有写好。

  詹女士委屈地告诉记者,戚柯刚从大学毕业,没有什么社会交际能力,也不愿意与人沟通,但单位应该多考虑新员工的实际情况,多给他们一些锻炼的机会。

  2006年3月30日,戚柯在高能所时的一名同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高能所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同时表示,在2005年再次见到戚柯时,认为他很正常。但他拒绝透露戚柯离开高能所的真正原因。

  随后,记者又拨通该所办公室电话,一名蒙姓主任告诉记者,高能所一直有自己的用人制度。蒙主任说,前期戚柯主要从事高能物理相关研究和软件设计工作,后期,他进行过探测器的探测记录与维护工作。

  蒙主任说,从戚柯所写的辞职报告中来看,他辞职是因为对计算机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想从事计算机工作,辞职信中还提到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习惯和气候。

  而据记者了解,戚柯在北京生活了7年,所学的专业是相对理论化的高能物理方向,事后,他也多次抱怨高能物理研究所将他赶出来,并从此对社会产生了绝望。

  蒙主任与记者交谈中无意说起“魏永康”这个名字,这让记者想起这名同样被高能所赶出来的“神童”。原本是按照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录取,三年之后,魏永康却无情地被高能所赶了出来,硕士学位也无法取得。

  詹女士气愤地说:“为何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负责任,像魏永康这样的学生从小就是按照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培养的,所学专业的就业面也十分窄,突然把这些学生无情地放到社会,那不是往火坑里推吗?”

  6年“迷途”意志消磨殆尽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试用期间,戚柯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目前,所里没有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按照老师的话说,是在观察考验我们这些新人。来这里已经4个月了,我逐渐地被环境同化,也了解到要在这个科研单位立足,没有博士学位将会很难。

  英语学习还在继续,明年10月拿下GRE,应该没什么问题,每天晚上都能学习。(摘自2000年12月7日的家书)

  从大学毕业后,亲朋好友又开始帮戚柯策划下一步人生计划——出国、考研。在紧接着的GRE考试中,戚柯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身心遭受极度痛苦的戚柯只好南下深圳,听取母亲的劝告,“高能所不要你,可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去做”。

  清华大学的牌子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吸引许多用人单位的目光。在一家台湾老板开设的游戏软件开发公司里,戚柯又开始试用了一段时间,但公司很快发现,戚柯根本就不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

  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戚柯一直在湖南湘潭、深圳、北京等地晃荡。一边接受药物治疗,一边找工作,但高能所留在他心底的结一直没能打开。

  清华骄子当起了搬运工

  直到2005年,被父亲认为懒惰的戚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既然干不了高等的、体面科研工作,总还应该去养活自己吧。

  于是,他放下所谓的架子,决定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4月,他在北京招工中介所花了600元钱,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积极性十分高,可没过多久,老板说并不需要这名学历太高的搬运工。2个月打工时间,戚柯获得的工钱是250元。

  在此期间,母亲詹女士一直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多次带他去医院治疗心理疾病,并通过多种关系,想为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再次来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但均以无效而告终。

  戚柯对母亲的“多事”大为恼怒,并坚决不要母亲替他找工作。

  从北京回来以后,戚柯跑到湘潭市劳动局,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了一名包装工,干了49天之后回到家中,这次又只赚到200多元钱。此后,他还替商场发过传单,但每份工作干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如今,因运动过少,将近30岁的戚柯体态变得臃肿起来。詹女士说,现在惟一能解救自己儿子的是:有好心的人能够给他一个合适的平台,让他重新找回那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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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童”魏永康的挫折人生

  魏永康刚生下来两三个月时,母亲曾学梅就教儿子识字,还经常读唐诗给儿子听。在母亲的倾心教育下,魏永康从2岁开始,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神童”的故事。

  1985年,只有2岁的魏永康,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后来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2000年,17岁的魏永康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读硕博连读研究生。

  曾学梅认为,孩子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于是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都包下了,包括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

  来到北京读书后,魏永康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便执意不要母亲“陪读”,孤身一人北上求学。

  身边突然没了母亲的照料,魏永康感到很不适应。由于长期生活不能自理,并且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模式,2003年8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回家。

  从中科院退学回家后,魏永康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玩电脑,其间还玩过几次“失踪”。

  据悉,经媒体报道后,魏永康已通过了国外某研究所教授的面试,该教授表示,哪怕花十年时间,也要把他培养成才。

  专家观点

  有毒的爱与有毒的教育

  胥青山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记者(下称记):这位清华学子社会交际能力的低下,对生活挫折的承受能力低,这是带给他压力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如何看待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分低能”?

  胥青山(下称胥):最近类似的案例很多,如北大生卖肉,南京大学博士乞讨等,这说明我们教育确实出现了问题,而根本原因是出在教育观念上。

  “目中无人”的培养模式扼杀了受教育者的人性。许多时候,教育者也无可奈何,在以升学率为指挥棒的教育体系下,造成了许多学生知识结构的畸形,“高分低能”也就并不奇怪。

  记:长期以来,家长对孩子严格管教,许多事情都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力,造成了孩子自主能力低下,清华学子的教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胥:家长总是打着“我是爱你的”口号,一手操纵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孩子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他一旦踏入社会,就会出现无法与人沟通状况,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社会,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抛弃,因为他做人的基础并没有打好。

  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正因为我们的教育中,忽视了做人的教育,而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各种考试热就是体现,这种教育是失败的。

  记:作为受教育者,从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之后,应怎样面对管理相对轻松的大学环境?

  胥:高中与大学是两重天。在高中以前的教育,学生是生活在班主任保姆式管理下,而进入大学以后,管理宽松了许多,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

  从高中到大学,许多学生都在进行转变,去适应大学的环境。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此时更加感到孤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人甚至抵挡不住诱惑,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十分可惜。

  许多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应尽快地转变角色,正确面对过去的成绩,培养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

  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应该怎样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胥:清华课业很重,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更需要学生摆正心态调整好。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更应注意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

  就业单位要爱惜人才,要多给刚毕业的学生机会。而在市场条件下的用人机制又是十分灵活的,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虽出自名门,可也应摆正心态,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要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刘 俊/文

  摄影记者 伏志勇/图

  来源: 法制周报

(编辑:苏琳)

(责任编辑:李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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