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朝天的扩建，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借债，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学可能正在纷纷踏上“破产”的不归路

　　张立是某大学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区上大一。前不久，张立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学校要卖掉在市区内的本部，全校将迁到位于大学城的新校区，这将他们在大学的后两年去“城里”上学的理想击了个粉碎。据说，起因是学校建分部欠了银行一笔巨额债务，必须卖地偿债。然而，即使是卖了本部也难以还清债务，张立和他的同学纷纷议论着学校 “破产”的风险。不过，这并不是这所学校单独面临的尴尬，众多大学其实都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大学会破产吗？20年前，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一问的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原本有着绝对否定答案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危机。民办大学艰难求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占全国90%的公立大学也纷纷坠入了重重财务危机。原来，大学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学，又一个高危行业

　　“你们学校借钱了吗？”这是近年来大学领导们相互之间最为流行的“问候语”，其中虽然不乏“戏言”的成分，却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当今大学的财务状况：举债“兴教”已成为大学的一种“时尚”。

　　20世纪末，国内高校的扩招高潮一浪胜过一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间，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

　　显然，原有的教学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对教学硬件、软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扩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城”这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大学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与大学城一起壮大的是大学的招生规模，还有巨额的银行贷款。

　　自从1999年年初，各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大学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就愈发紧密，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同属南京的江宁大学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资达40多亿元;位于广州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的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竟高达120亿元……除了上述大学城中的“巨无霸”外，还有众多“小型”大学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一边是大学扩张带来的大学教育的欣欣向荣，一边却是自身的负债累累。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在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后，发现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根据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 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大学的合作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正式的审计报告公布之前，审计厅已经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属高校由于建设新校区等原因，欠下巨额债务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

　　问题是，如此高的负债率，大学有能力偿还吗？事实是，它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让它们气喘吁吁。

　　有消息称，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

　　如果将大学当作公司，以中国今日大学资产负债率之高，财务风险之大，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继银行、证券业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行业。

(责任编辑：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