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命题从来就是语文教与学改革的“风向标”。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高考逐渐实施了与课本脱钩的命题。这种开放式的考试形式，的确是对考生语文综合素质的理想测试，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人们语文教育教学观的合理转变，推动了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活化了语文教育教学。它促成语文教育教学朝着崇尚素质方向发展。客观的讲，高考命题形式的变革赢得了人们的欢迎。然而，对传统观念、规律、方式、方法的任何挑战，都必须顺应科学的发展规律，千万不能过“度”，变革如果只着眼于利、得而忽视弊、失，就必然会使其实践陷入尴尬的境地。近十年的课本教学现状，让越来越多的同仁感受着困惑、迷茫，冷静之余还是感觉“与课本脱钩之高考模式”值得反思之处颇多。

　　学科知识缺少系统的积淀。语文素质和能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对学科知识、学习方法和运用技能的积累。然而，今天的这种“积累”被大大的淡化了，因为高考试题反映出来的对这种“积累”的空乏要求，使得教者和学者都产生了一种不着边际的错觉。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对知识的积累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变化着的高考试题，还是让师生感到难以应对，为教与为学都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境地。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从高一起就普遍瞄准了高考，市县范围内组织的统一考试，其题型与高考模式毫无二致。教师的课堂讲析再透彻，所教非所考哪个能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学生的知识把握再牢靠，所学非所考哪个还愿意去紧攥课本？90年代中后期的高考默写题呈现出淡化背诵的倾向，诸如“学而不思则罔，＿＿＿＿＿。子在川上曰：＿＿＿＿＿。”之类的题型，让教师和学生感到还能应付。加上1999年至2001年的全国高考统一试题，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默写。于是，背诵教学被根本地淡化了，考生在02年高考时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当年有5个省、区该题的得分率都没能超过55％，我市的得分率只有32％。考后许多名望人士站出来，撰文批评命题工作缺乏延续性。可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哪个文件说过要取消默写。作为考生记忆、背诵、默写一定量的古今经典诗文是明确的。因为记忆、背诵、默写毕竟是知识积累的主要途径，也是语文教学必须达成的基本指标。

　　庄子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载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起负大翼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塘之上，叶为之舟；置杯，则胶焉。”知识缺乏积累，必然导致学生语文素养和能力的整体下降。我们强调减轻负担、强调素质教育、强调能力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积累”。

　　课本资源遭遇到人为闲置。所谓课本，是指具有特定结构、可供学生和教师阅读、视听和借以操作的材料；是帮助学生认识世界、获得发展的一种凭借。中国古代很看重课本编撰，《汉书·艺文志》注《史籀篇》云：“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仓颉》则为汉初通行的启蒙课本。应该说我国现行的各类语文课本都是古人的文化积淀加上今人的采英摘华的集大成。它依据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加以精选和编制，是知识、文化、教育、教学发展到社会某一时点的精华结晶，任何想抛弃它的举措，都是一种对科学发展观的违背行为。高考命题与课本脱钩，使得课本的直接考试功能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瞄准高考、练习对路。课本资源的浪费，必然让受教育的个体———学生，“尽早完成社会化的历程”变得更加曲折。应当重申的，这里所谈的还不包含课本的“育人功能”，可以说对课本的轻慢，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科学发展观的藐视和对学生权益的侵害。

　　双基教学难以有切实保障。“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学，是语文教育教学的传统的主流思想。“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提高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如果学生高中毕业后仍然不能达到较好地掌握语文工具这一要求，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应该说基本上是失败了”。（《吕叔湘语文论集》）这里所言的基本吻合于“双基”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徐枢先生认为：语文能力包括阅读能力、掌握字的形音义、具备有用的语法知识、词句的变化、篇章组织。课本为这些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平台，它既是知识的储集载体，也是遣词缀句的演示场，更是组句作文的经典示范。梁实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背诵默写古文，仿古文。这种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现行课本在知识的完备性、示例的典范性、教书育人的功能性方面，的确堪如人意。那么，出现弃之课本的问题在哪呢？原因不在教师，也不在学生，只能在于“考试与课本的脱钩”。纵观“密”而不漏的专项《读本》、《训练》———音形义300例、标点100式、修辞100题、文学常识200条、传记文言200篇、古今名句300条……。总之，你考什么题，它就出什么“汇编”。真可惜，好好的一套课本被闲置着……

　　考试与课本的脱钩，客观上滋生了教师治教与学生治学的浮躁习气。就语文教师而言，时新“三不讲”（已经考过的不讲、规定不考的不讲、试卷上难以操作的也不讲），看上去滑稽，但倒也“对口高考”。至于学生，在考试与课本的脱钩的模式下，他们期望着老师上各种专项训练课，兴味索然于课本。早读课，文科生背诵的“3＋2”，很少读语文，更甭提课本了，理科生背诵也大致如此。然而，治教态度的危机，影响的只是一个班级；而治学态度的危机，影响的则是学生的一生；浮躁，不应成为一位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应有的心态。

　　削弱了课本应有的激励功能。长期以来，课本在教育和教学上，发挥着很好的激励功能，“啃课本”的成功鼓励并改变着学生。清代学者刘大櫆在《论文偶记》里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里所言当为斯人在品味读物内涵的气韵后获得的激励。可今天，当考试与课本的脱钩成为常规后，在学生的学习心理中，功利思想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应该被充分利用的积极因素，当所教成为所考时，考试就成了一种对学习过程的促进与激励手段。现在的高三学生连1—6册的课本也懒得带全，他们知道课本对高考并无多大直接作用。这种现状如果出现在高一、高二就更令人忧虑了。

　　张志功先生在一次教改研讨会上曾因此感慨：“客观地说，小学的情况要比中学好些。……但进入初中以后，直到高中毕业，除了少数对语文感兴趣的学生以外，恐怕多数学生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不少学生不爱学，认为收获不大；不少老师不愿教，觉得费力不讨好；社会上对中学语文教学也意见颇多，甚至责备、埋怨之词也时有所闻。”由此可见，课本的激励功能被削弱对整个语文教学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肢解了学科知识的整体性。知识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任何学科的教科书必备的属性，现行高中语文的课本，无论是从《编写说明》还是从其整个实际构成看，确实也具备这样的属性。从高中语文学科的功能看，应该说它基本满足了教育教学的需要。当考啥教啥成为一种无奈时，课本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利用也就被肢解了。虽然笔者也不主张死记硬背概念术语，但试想连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都厘定不清，还谈何阅读、分析、把握？连教材规定的背诵任务都完成不了，还谈何文言语感？不阅读名家名篇，光靠“论点＋论据＝结论”？光靠背诵“满分作文选”就能写出像样的文章？上述种种做法实在不是“育才”之策。我们倡导“教是为了不教，考是为了不考”。然而，近年来，三类院校的中文系至少有40％的新生，高考语文成绩没有能达到及格线，这也许更能说明高中学生在语文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方面都能存在着缺陷。

　　笔者深知，考试仍然只能是现今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奢谈“不惟高考是教”，是不现实的；要求高考回归到只考课本的模式，同样也不现实。那么如何充分发挥高考命题“风向标”，对尊重语文教育教学规律、对推动语文教育教学的科学改革、对有效地落实语文教育教学总体目标的导向功能呢？期望能够引起语文界同仁更广泛的关注。所见当否，仅供参考。

　　编后话：与课本基本脱钩的高考命题模式已施行多年，这种形式本身对推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朝着正确方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也渐渐伴生出诸多负面效应：课本价值被边缘化、知识积累被空心化、教与学目的被功利化，以及随之被滋生出来的治教与治学的浮躁心态，语文学科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遭到肢解，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和科学规律受到侵蚀。这些也的确很值得语文界专业人士的忧虑与讨论。

　　作者简介：

　　陈星际，1960年生，江苏省如皋市人，大学本科毕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江苏省语言学会会员，如皋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省三星级高中磨头中学校长。出版个人专著《材料？论题？论据库》，发表《背诵被遭遇尴尬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冷静审视荆轲刺秦王》、《论象声词》等论文百余篇。

(责任编辑：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