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同仁，今天在苏州召开这么一个论坛。我环顾会场，可以说民办教育的行政官员理论研究者和我们的实践工作者齐集一堂。今年特别是下半年的3个月是中国民办教育的研讨的高峰，论坛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今天的这样一个论坛，还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我想说明一下我们朱永新市长的个人魅力，他能够把大家集聚起来。第二个说明我们民办教育的同行，是不是关系民办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明民办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风雨坎坷的过程，这可以说和现在气侯一样，是处在冬季的，大家希望这个冬季尽快的过去，能够看到春天，看到阳光。所以我在参加15个论坛以后，我发现我们这里有很多是民办教育会议的专业户。四个论坛都碰到了，但是我还是来了。所以我想着重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当前民办教育发展的基本的评价和看法。

　　第二，我想讲一讲，怎么来看待民办学校现在的转机。

　　第三，我们从制度层面设计来看看民办教育的发展。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2002年12月《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后，客观的说，这几年当中，民办教育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学历教育、民办学校在校生的规模已经突破1千万人，比2000年质上面是增加了，在校的学生人数是增加了两倍，是各级、各类的教育达到了我们学历教育的人数的5％，所以从数量和规模上看，民办教育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纬度来进行评价，有人说民办教育、民办学校的发展也处在一个整体走弱的状况。有两个情况可以来说明。第一个、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立的民办学校现在关门的、倒闭的、关停并转的是有好多这样的情况，1992年，我们的王会长也来。92年有很多的民办学校纷纷建立。但是到今天，剩下来的民办学校可以说是蒴果仅存的，好象王修文董事长的江汉大学文理学院院可以说是办的很好的，但是像他这样的经营、这样的管理，能够延续、发展并且形成特色、这个数量是很少的。

　　北京现在统计只有3家，我刚才走来和卿光亚交流、卿光亚是民办教育的最早的办学、学校。四川是民办学校办得最早的，但是现在就剩他一家。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现在民办教育是不尽如人意。

　　第二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民办学校在数量上、这两年尽管有扩张、学校的规模也在扩大，但是我们要对民办学校这个数量和规模的增加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朱永新市长讲到，真正的社会资金、民营资金、包括民办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资金举办的民办学校现在可以讲发展的空间和环境都不理想。而是国有民办学校、公办的明校举办的民办学校这两年的数量在集聚的增加。卿光亚刚才和我们讲，他说四川有700多家的学校在以前，但是现在关停的大多都被国营的合并了。他说他是最后的一个四川的民办学校的守望者。类似像武汉、几乎所有的示范的、重点校都办有民营机制运行的民办学校。独立学院的发展近两年也是方兴未艾。刚才上午问了一个数据，说现在是294所被公共合并的独立学校，大家的挤占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空间。所以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他们要集聚起来，他们要发出声音，他们要想有发言权，当然我们这些人，我们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推动，所以好多时候是说了也白说，反正就这么说说吧，但是这个民办学校的情况，我们从什么角度对他进行评价，最近草席平？？？同志他说，现在的民办教育是在一个转型期。我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评价也是正确的，民办教育是在转型期，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民办教育的转型期。这里我想也讲两个观点。

　　第一个确实是教育的转型。民办教育的转型事实上是我们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反映和结果。我们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在没有完全实现近代工业化的情况下我们是跨越历史合二为一的实现现代化，像好多的大城市都提要率先实现现代化。那么这种社会转型，讲到底，从他的本质上面说，就是由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反映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讲到最底是由原来传统的政治行政的管理办法向经济市场的管理办法的转变。刚刚主持人讲，致的这个开幕词我很赞同，传统经济的转型还是在起着作用的，我们从现在的复员之争，人大出立法，教育部出“促进法”，这些都是说怎么来放权和收权，是让民办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还是要把它管理起来，这个当中有不断的碰撞，所以这个传统的管理惯性力量还是很大。所以使得我们的民办教育时而感觉春天来、时而感觉我们现在又处在冬天，我们没有真正的实现转型，没有真正的从政治、经济的管理向经济市场的管理的转型。有人讲，政府职能的转变谈何容易，政府职能不会天然、自动转移，有人说，不经济人不政府，善经济者善政府，实际上大家都有他的利益，怎么来限制？怎么来规范和限制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好多的立法都是限制着民办学校的权利。要转过来，这样方能够体现一个民主社会的本质。首先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进行规范，对它们的行为进行规范。

　　第二点：我想我们的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分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阶层，新的利益团体，对教育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这个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政府国家垄断教育权，其他人你即便有再大的教育集群，你也很难去参与教育、投资教育、管理教育。这个不客观，现在和教育有关的行为主体、参与教育、投资教育、管理教育这方面的积极性、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解放。我们讲家长，现在家长他们的诉求是多元的，他们对教育的期望是很多样化的。客观的讲，我们现在民办教育发展这么10多年，我们还是一个同质化的现象。单一性、同质化、没有真正的实现教育的多元化。所以民办学校讲到底，不是说有钱就能办好教育。出了钱以后，你办了这个教育，不代表就能满足家长对教育选择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也是现在民办教育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当然、除了家长以外。政府、学校、社会所谓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对教育都有不同的诉求。现在你看我们要定一个政策、法律、难呢？它不是说我今天政策定了以后，民办学校这个政策执行情况，但是公办学校不执行。公办学校的政策倾斜了，民办学校就不满意。所以我们是找一个权利的平衡和权利的重新分配。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怎么能够来推进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讲所谓的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型期的重要特点。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我下面讲第三个项目。我们制度设计方面要有所思考，我讲16个字，第一，我们讲“政府主导”。民办教育的发展我们这么一些人在哇啦哇啦的讲，我们有发言权，最后没有决策权和撼动力，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中国又是一个强势政府，国家地方的政府都是强势政府，要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推进教育的民营化的进程还是要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来推动，要靠政府这双大推手来推进教育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我想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83年，美国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国家教育在危机中”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个报告唤起全民对教育的参与和责任感。把教育危机看成是国家危机，我今天要在这个会上呼吁，要把民办教育的危机看做是国家的危机。这样一个教育兴衰和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的时候，民办教育出现了危机我们首先要把它提高到这个高度。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危机。要唤起我们的当权者、执政者，我们全体的人民来关注、投身、参与、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要提高责任心、来真正的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前两天我在北京开我们“民办教育全会”，学校的委员长，他特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跟我谈了他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思考，特别是他提出了一些可以操作的办法，我觉得就是要国家领导人和我们的全体人民一起来想办法，来怎么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这个里面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定位。你政府要管你该管的事情，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教育的公平性。我们杨东平教授经常讲，他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现在差距这么大，你要保证公平公正、市场是保障教育公平性实现的途径。使我们的教育办得更有质量。所以现在叫有限政府、有限市场。你要从原来管理的琐碎的朗朗平原当中，你要能够撤退，要从规划、布局，调整立法、制定政策、特别是配套的政策来讲。现在民办教育有四大瓶颈问题。现在第一大问题就是税收问题，这个没有和公办学校站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第二就是教师的工资问题。原来民办学校的老师的工资比较高，对老师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大城市这个吸引力就没有了，他们的教育财政上面积聚增加，他们的财政局长经常讲，我们现在的资金不知道怎么用，我们现在就讲，老师的身份就是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瓶颈问题。第三就是名校办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办民办学校。大大的冲击了纯的、真正的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呼吁，怎么来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我不是说，反对吴华同志讲的民营化。我反对的是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有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第四、怎么来落实对民办学校的奖励和扶持政策。使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现在这块有进步，经过我们这些人祥林嫂式的呼吁以后，国家在一些大的城市提出了一些举措，一些好的学校是有奖励，上海设立了4千万的体系，北京对海淀走读大学给予了奖励，但是不是对各地的民办学校的奖励，我们要呼吁的是公平、公正、公开化的在一个制度和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来落实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所以这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怎么来突破，破解这些问题，从政府的角度自上而下的来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所以这我讲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要进一步的来推动民办教育产权制度的变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颁布。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赋予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最近我看康宁在北大的一个博士论文，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几十年来教育转了一圈回到了原点，检视教育的发展，到现在，市场还是没有办法充分的保障学校办学的自主权。自主权问题，讲到低也是一个产权问题。这和统一教育产权是包括所有权、管理权、控制权、分配权、收益权等等。对我们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对我们这些学校来讲，要把所有权搞清楚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赋予学校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这是产权制改革的核心。是一个支撑点。是一个立足点。我们要通过产权制度的优化来真正的推动学校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如果说这点明确了，所有权、管理权、控制权、收益权、任何一个权利的变化不影响其他权利的性质，我可以在增加民营学校的比例，增加民营机构对教育的管理权，不影响他的所有权，这个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制度设计完善以后，所谓教育民营化的趋势才会真正出现一个新的春天。

　　第三、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推动学校的自制。现在有好多新的说法，我这里也不去阐释、诠释了，包括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我想学校自治，大学里面讲，德国建立了汉堡学校制度以后，他是一个大学精神和本身的管理，就是一个学校自治的行为，他没有办法。

　　在学校管理当中，怎么来形成权利的制衡，我认为这个关键是两点。一个是权限的逐级下发，国家权下发到地方、地方权下发到学校，中间不要积累，现在有很多地方有区域的制约，部门有很多的制约，但是这个权利不能积累，校长的权利要下发到教师、学生、要充分的推进这个权利的治理。二、要让更多的人，学校的人来更多的参与教育的决策。和教育有关的人越来越多。来参与这个教育的决策，这样我们的学校才不会成为用某一个人和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工具。我认为这个制衡制约是很重要的，最后我认为就是类型多元。学校许家？？？副委员长和我们讲，现在学校的这个办学部队，怎么能够进行教育的多元化、现在讲到底，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同质化和单一化。现在学校30所是公立学校、其他的都是私立学校，像陶行之？？？等一些大家都办有自己的学校，所以这些私立学校的多元化讲到底就是资源。现在高考也难，我听说这次的70％多的被调查者都不同意高考被取消，他有他的权威性、他是成本最低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高考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有千千万万的学者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我们的朱永新市长今天可以在这里发言，本来可能都是在农村，所以都是高考带来的。我们要把这个权利层层下发，让学生学习的资源能够多元、考试的机会能够多元、好象我，我现在办的这个学校，我们不是国际学校、但是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校。中外校长共事、中外国际学校和我们的学校的课程是同样的。引入了英国的IB课程、中国的考试系统，学生可以选择，他除了参加国内的考试以外、他也可以参加国外的考试系统。所以我是呼吁在民办教育当中，大好形势可能会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要规划，日日思考，长规划、短安排，来寻找民办教育的出路，而不是说我们去办一个哈佛大学、我们要办一个自己的学校，只有学校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论坛，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包括刚刚有同志和我们说，希望成立一个民办教育的学校联盟，使我们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翻版能够有风险的抵抗能力。包括资金、投融资、办学经验的传递、介绍、使民办学校怎么来找到法律的资源，我们弱小、微弱的声音把他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声音，真正使我们的话语权和推动力结合起来，迎接一个民办教育的春天。谢谢大家。

　　胡卫简介：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副主席，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民办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APNIEVE专家，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会长，上海现代教育鉴证评估事务所理事长，上海教育学会民办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中美桥网文化教育基金会会长。

　　创办了28所幼儿园、3所成人业余学校和3所中小学，任协和教育集团董事长。

(责任编辑：赵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