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成本”问题成为高校“高收费”的挡箭牌

　　早就有人惊呼：中国大学收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中国青年报》9月8日

　　中国高校教育成本之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教育部所“调研”出的高校年运行成本其实并不高。“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现行标准”显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所高校的赞同和支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本科生大学四年，总学费一般都在2万以上，远远高出3500元的年标准。

　　3500元的年标准，在百姓眼中，确实是比较合理的。但这个标准实施不起来，这就说明了该标准和实际现实情况存在着巨大分歧。分歧并不在于那提取的25%比例，这个比例实际上是符合国际的平均水平的。一些高校很委屈地认为自己并没有高收费也没有乱收费，因为他们是“严格地按25%的标准来收取，丝毫没有提高比例。”。

　　分歧在哪里？这就要说到教育部1999年下发的一个规定，其精神就是“收取学费的比例为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应该说这个规定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然而，通过这几年的大学收费实践，这个规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弊端：该规定并没有给“成本”定一个科学的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是成本，什么该纳入到成本范畴，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成本没有科学的标准，那么，高校教师的办公室投入3万是教育成本，投入300万、3000万也是教育成本。建设一幢图书馆，原本只需投入5000万的，由于没有标准的约束，就很可能建造成2个亿的规模。这些“成本”都摊到学费上面，能不导致学费居高不下吗？一些宣称“没有提高比例”的高收费高校，其手段正是如此，它还有什么理由“委屈”？

　　教育经济学界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如果不给予约束，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西方学者鲍恩的高等学校成本最大化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理论认为：“学校作为经济人，总是会穷尽一切理由试图来增加收入，提高收费标准则是最好的办法，高校的成本越大越可以提高收费标准，则高校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试图使成本最小化，而且还有最大化成本的倾向”。

　　要真正抑制住这种最大化倾向，让成本完完全全地为教育服务，而不是成为拉“成本”的大旗作“高收费”的虎皮的生财之道，为成本定一个科学的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务之急。只有定立了科学的标准，高校的成本才有可能更加透明化，才有可能对高校的成本核算进行监督和约束，才有可能制止住高收费和乱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