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三省区乡村女孩生存现状调查（图）

　　▲7月24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大店村，7岁的姐姐孙小雨领着弟弟孙小兵走在回家的路上。

　　▲7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马小燕正采摘刚刚成熟的枸杞。马小燕15岁，念初二，是家中的大姐。

　　7月18日至24日，记者在陕甘宁三省区采访时，看到了不少像魏喜娥这样需要帮助的女童。她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贫困，更可怕的是歧视。

　　 ▲7月19日，在县医院B超检测室，已怀孕7个月的陕西省岐山县枣林村孕妇陈彩阳在接受每月免费的跟踪服务。在这里，包括女童在内的孩子们的出生权将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王烨差点儿像魏喜娥那样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那天，妈妈怀里的小王烨无忧无虑地摆弄着一件玩具，爸爸还拎出一只小白兔逗她玩。一年前，小王烨出生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南吴邵村的一户人家，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孩。她的父母把她送给别人收养，以换取指标，希望再生一个儿子。1个月后，村里来人把她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几乎同时，她所在的凤鸣镇，另外10名被送出女婴也被追回或查明下落。如今的小王烨对此全然不知，不知长大后得知这段插曲会怎么面对父母。

　　▲7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大店村，10岁的姐姐赵亚莉（中）、两岁的妹妹赵亚雪（左）正帮妈妈采摘豆角。这个人均年收入650元的家庭是二女结扎户，已得到政府3500元以上的资助。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做男孩还是做女孩？”结果所有的男孩依旧都愿意做男孩，而所有的女孩都选择做男孩。这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卜卫几年前在西北农村人群中做过的一项调查。

　　面对父亲，18岁的王小花显得很坚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上台村的王小花家有一条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小狗崽，满地乱跑，王小花一将它搂在怀中，便开心地笑起来。她家是独女结扎户，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多见。小花现在撩猫逗狗的时候可能不太多。她在城里读高二，明年就要高考，学校也要开始补课。但她请了假，身患重症的父亲要去城里检查。高考，尤其是父亲的病，让她压力不小。她想上医学院，但学医要5年时间，多交一年学费让她又有些犹豫。王小花的英语成绩不好，发音不标准是不少当地学生的共同特点。

　　▲7月21日，天宝线上的一列客车通过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底川村时，11岁的郭倩云正领着两岁的妹妹郭倩倩在自家院中玩耍。郭倩云上4年级，有些贫血，父亲聋哑，母亲智障。作为被救助的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她们家去年得到1000元补助和600元养老储蓄补助，从今年起，郭倩云的学杂费和书费将被全部免除。

　　在陕甘宁这样的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像魏喜娥、王烨和王小花这样的女孩。这些贫困女孩子的命运应受到更多关注。当地政府正加大对她们的帮助和扶持力度，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较重的社会来说，她们的出生权、生存权及各种权益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女孩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反映了女性权益状况和妇女地位，也将影响到人口质量和社会发展。消除性别歧视、创造有利于女孩生存成长的社会环境，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异常持续攀高。根据中国政府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100，即当时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就会相对应出生近120名男婴，这大大偏离了103－107的正常范围。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2010年后，这些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那时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凸显，由此还会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7月21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潘集寨学校“春蕾”女童班的孩子正在游戏。在“春蕾”班成立之前，当地女孩辍学问题极为严重。

　　从2003年开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关爱女孩”行动试点，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思想，扭转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逐步改善女孩的生存成长环境，形成全社会关爱女孩的良好氛围。目前，“关爱女孩”行动国家试点扩大到24个省的24个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启动县级以上试点638个，基本覆盖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人口和计生委正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遏制，并在以后逐渐促使其趋于正常。

　　▲7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陵原乡宝陵村的张亚丽（中）躲到手持玩具手枪的男孩子们身后。12岁的张亚丽上5年级，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子。

　　“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双儿女，但只有一笔教育经费，你投给谁？”一些西方国家公众普遍认同的答案是：投给女孩。因为教育了一个男孩，你只教育了一个个体，而教育了一个女孩你就教育了一个家庭，教育了一个民族，教育了一个国家。这次调查发现，我们全社会的意识与此还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