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鹰：如何看待高等教育扩大及其质量问题

　　北京教科院高教所 单鹰

　　一、国内外争议及事实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其质量如何始终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焦点。有人认为扩招一天比一天多，质量一天比一天差；有人认为这不是事实，拿出四、六级外语的通过率或其他一些指标，证明事非如此。此事涉及政绩，教育主管部门当然不愿承认前者。但教育主管部门内心也未必真信后者，不然不会把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当作一个中心问题，年年反复唠叨了。

　　有的专家从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的质量。这种观点，与高等教育本身要多样化一样，成了当前看待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的主流观点。

　　类似争议，国外也不例外。

　　1981年12月19日，德国的魏纳尔•卡尔特夫莱特在《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这么少？-----西德大学忽视培养精英的任务》一文中，就例举数字证明：大学办的越来越多，但专利外贸逆差越来越大；大学生越来越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越来越少。[1]

　　阿什比曾持相反意见。他从英国大学高等教育选择制度不完备，以学士学位和荣誉学位获得的比例上升和并未下降，来说明大学的扩容，并未导致质量下滑。[2]

　　当然，他没有由此简单地得出高等教育应大量扩容的结论，而是很冷静：“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所依据的设想站不住脚，并不是要英国大量增设大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大人力投资数量，肯定得不偿失。”并且提出问题：“问题在于，按照现行的课程、教法和学位类型来说，这种增加是否对国家和学生最有利。我们不能把人力投资的数量增加同投资类型的变革割裂开来。”[3]

　　阿什比举的数字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当时英国攻读学士学位的新生基数很低，1952年才约2万人，五年后才达到2万7千人，[4] 因此质量控制也许还不算很难。但现在的情况是否依然如此？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2年1月11日报道，英国高校入学管理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2001年秋季申请入学的人数和入学实际人数大增，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入学率也比2000年高2个百分点，达到约80％。这意味着，许多不合格或勉强合格的学生都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因为政府规定，拨给经费与招生数挂钩，所以高校愿意多招，以获得更多拨款。

　　同时，负责监督英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机构对英国大学生学业情况进行调查后也发现，由于高校一味扩大招生，生源质量下降，相当一部分学生入学后根本无法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甚至不得不中途退学。

　　调查还发现，这些考试通不过或中途被迫退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不够入学标准而被“特招”的。

　　“不久前，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权威的教育管理人士对政府盲目扩大高校招生以及将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的教育政策提出严厉批评，讽刺政府把那些本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

　　“文盲”的英国青年也招进了高等学校。”[5]

　　但应注意，英美高等教育有很强的全程淘汰制，因此生源质量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其毕业质量严重下降，高等教育质量有可控的很大回旋余地；但我国基本没有全程淘汰制，进多少，大体同样是出多少，[6] 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毕业率可能更高。

　　其次，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大学多了，大学生多了，这些指标却下降了，很难说与不断扩大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没有关系。

　　最后，经验事实对扩招下的质量下降，也提供了强有力地左证。例如，各大名校在扩招中具有巨大优势，从而导致内部的生师比急剧上升，而且越是名校的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越是会被其他一般高校，尤其是被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生高校或民办高校，高薪请去兼课。名校老师在这种巨大利益推动下，无暇他顾，成了名副其实的讲课机器。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快速增长，但自身品质却在不断退化；而一般高校的教师，更是为如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而热中于其它副业，对教学、科研不能真正上心，更缺乏恒心，因此自身品质也无动力提高。高校教师自身品质不能上进，反而退化，那么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无从谈起。

　　因此，在原有基础和条件下，我国高校扩容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总体看应是不争的事实，也无可回避的必要。即便采纳多样化的质量观也一样不能否认这一点。

　　二、如何看待质量下降的事实：秩序成本

　　对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仅仅从扩大人力资源的数量、类型的角度看，是不够的。这种看法把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功能窄化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不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承认在现有基础和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要维持高深学问这一理念意义上的质量标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高等教育向高端大量延伸并且博士生大量增加且毕业率很高，也不能证明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没有下降。即便美国这种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按田长霖的说法，在案的3000家，其它的加起来达一万家，平均起来也难以说没下降。[7] 因此，从总体看，质量重心也是下降的。

　　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即便质量下降是事实，但有三大好处来适当抵消。第一，破除了“读书高人一等”的陈旧观念和大学的神秘感；第二，扩大了社会多种智力资源得到选择和培养的机会及途径。当然要很好地满足这一点，还需要在高等教育结构和制度上，作持久的变革；第三，更重要一点是，起到了稳定和维护城市社会秩序或制度的巨大作用，因此可以把对高等教育扩大、大众化、普及化投资，同时看作为必须的秩序成本或制度成本。人力资本认为教育可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从秩序成本才能予以阐明。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大约在20世纪初基本完成，美国大体花了100年完成。据专家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一个“稳定值”或“稳定点”，但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值差异很大，但与劳动力结构呈现很强的规律性：即农业劳动力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值低，反之，则高。[8]

　　这一研究表明，与其说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人均GNP高度相关，毋宁说与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而城市化就是一种秩序安排或制度安排，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城市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石，也是高等教育扩大或大众化、普及化的最终保障和源泉。

　　三、方向相反但功能同一的两种制度安排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始于二战后。美国早一些，五十年代中期进入，英法等国晚一些，六、七年代进入，而且是以公共经费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的。[9]

　　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推力，就是安排大量的退伍军人。美国社区学院此时大量涌现，就是因此而起的。这里满足高等教育的高深学问及内在逻辑的要求和规则，是第二位的，而维护当时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之稳定，才是第一位。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世界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纷纷进入大众化阶段的管涌期，而在中国却出现另一种相反的制度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刚结束大规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知识青年，被送进广大农村“改天换地”去了。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衰落与此运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这一举动，但根本的其实还是秩序需求和经济根源使然：即当时经历了巨大混乱的城市，秩序需要恢复，城市的经济和生活需要及时地休养生息，不然很快面临崩溃；然而，当时的经济制度却不可能在城市里产生出接纳这么多知识人口的有效岗位，当时的僵硬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本已是低效和人浮于事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使得决策不可能把大量资源转投入高等教育，以此来接纳这些将无所事事、却充满破坏力的造反青年，从而维持和稳定城市的原有秩序或制度；城市居民自己除了维持温饱，也无多余的闲钱来用于子女的人力投资；况且高等教育的自然本性，也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紧张性，自然需要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他们同样要吃、喝、穿，要自立，要有自己的空间，要有事可干，要有所追求，并且还有要享受、发展，要思考等等的自然本能。意识形态作用能抑制这种自然本能，但无法彻底消灭。因此，一个城市里如充满了这样具有强大本能和能量，却无所事事的群体和个体，不仅对城市的秩序或制度是个天然威胁，对城市本身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既然不想也不能用扩大高等教育办法，来接纳如此大量的知识人口，那自然用违背城市化趋势的反向运动，从物理和空间上转移掉这种对城市社会的潜在的威胁力量，就是最佳和最合理的选择。当然也需要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宣传的配合，尽管历史和逻辑都证明，在原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分配制度下，没有现代知识“作为”的适宜条件和空间，也不会对农村的落后面貌产生历史性的改变。

　　四、秩序成本和质量之关系

　　其实，在现代经济学那里，建学校还是建监狱，就是城市社会大背景下不可回避的制度选择。现代教育具有稳定和维护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同样把这一功能延伸了。

　　高等教育本身的确是一种可产生意义和价值的良好的作功方式，本身就是人们追逐并实现荣誉感和成就感的途径和方式。这种劳动形态或作功方式，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有形、无形的重要成果，无论这种成果是开智、增识或修养，还是新理论、新技术，抑或只是作为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资本积累，都是为多数人认可并愿为之努力的价值选择；而且高等教育中智力和知识本身的自然等差构成的不断挑战性，给人们在其中的作功或行为，填充了无须证明的自然意义和自然价值，并赋予了人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可满足“人向高处走”的文化本能。况且，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主要诉诸于智力和强调规则文明的再生产方式，直接具有使个体累积理性能力、降低原始攻击本能的巨大功效。因此，选择扩大高等教育来起到稳定和维护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的功能，既有必然性，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就生产力条件而言，西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已大大缩短了个人和社会的劳动总量和劳动强度，产生了大量的无须工作的闲适人口和空闲时间。因此，终身教育或继续教育也好，大众化或普及化也好，都可以同时看作是对维护和稳定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作出的回应方式，都是巨大的秩序成本和制度成本的体现。

　　那么要问，这一秩序成本或制度成本和扩招及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有什么关系？关系如下：

　　（一）扩招及大众化、普及化，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和稳定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的功能，因此，对其质量不能只是从其本身或其显功能上确定，也要从维护和稳定秩序和制度的功能上，予以适当评估；即便扩招及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总体上质量是下降了，但对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制度作用巨大，那么应该适当认可这种下降，不必大惊小怪。

　　（二）扩招及大众化、普及化，起到了维护和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和制度的作用，充分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本性依然是巨大的。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负起各自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三）维护和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和制度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既然要依托高等教育扩大，以及靠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不是扩充警力、监狱等来实现，那么这一秩序成本或制度成本，就需要国家和政府用赋税调控，并在财政安排上向高等教育适当倾斜。现在利用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热情，采用高等教育资本化和半资本化的产业方式，而把这一秩序成本或制度成本，主要转嫁到家长身上，一会产生很大的不公正，二来也难于使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反而会腐蚀高等教育本身，三来不能保证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持久保持。况且用赋税调控来保证高等教育的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本身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及促进社会民主化的一种可获相当共识的措施。

　　（四）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与公共经费投入不足，以及高等教育内部机制不合理，是有很大相关的。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和改善负有很大责任。

　　（五）这个秩序成本或制度成本是值得的，但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学功能又不是终极性的、绝对的，而是缓冲性的。如果经济制度和结构依然不能吸纳扩招或大众化、普及化后产生的大量知识人口，也不能或不愿以赋税方式持久支撑不断庞大的高等教育结构，那么城市社会的秩序或制度的稳定和维持问题，依然悬在。何况现在已不具备把无学可上却又无所事事的人口，送到广阔农村的社会条件了。因此，离开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根本改革和调整，孤立地讲高等教育的扩大和大众化、普及化及其质量提高和改善，只有局部意义，没有全局意义。

　　五、当前我们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目标

　　承认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其教育质量下降，具有必然性，当然不是说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不再有任何必要和任何可能，也不是指高等教育不再需要追求高深学问为目标，满足于以上的社会学功能即可。

　　就高等教育的本意而言，总是包含着人的自然天赋约束，而扩招及大众化、普及化则意味着自然天赋约束的淡化、消解。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内在而天然的紧张性的。自然天赋从生物学上讲，是一种正态分布，从而表明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极限的。

　　当然，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未必触及到了自然天赋上的极限，而是如罗杰•盖格所说的极限：“似乎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分布可能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广泛，而且高等教育可能已经达到了增长的一般极限。这种极限不是人口的遗传智力的函数，而是社会与职业结构、中等学校的生产能力和高等教育的组织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函数。”[10]

　　可见，仅以质量问题为由来反对高等教育扩大不尽合理，但把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局限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待和解决，同样是瞎子摸象。

　　对待高等教育扩大而产生的质量问题，多样化的观点和标准是一种思路；象英国区分大学高等教育和非大学高等教育的办法，是一种思路，——当然这之间要有适当的沟通，而不是重造分裂的双轨制；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自由扩充、敞开大门，但按其质量分出不同的水平，容纳多种多样的大学标准，是一种思路；我国专家们提出的普通、成人和高职构成立交桥的设想，也是一种思路，——只是这一设想，可能制度化不易，操作成本也很高。从高校内部讲，淡化专业，学科环境综合化，学分制，各高校的资源互通互补，提高教师对待教学、科研的恒心等等，都是提高、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办法。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从国家层面上讲的，就地区层面上而言，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已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了。这些地区是高等教育的重镇，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或者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改善，主要要由这些重镇来带动和体现。

　　再者，这些地区更是高层次高等教育的集中之地，而对高层次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必须严格，因为高等教育质量主要是靠高层次高等教育来体现和带动的。因此，具备国际化的眼界并树立培养国际一流的人才的理想，必须保障并强化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要能产生创新思想和创新理论，要能产生出具有领先水平的新技术、新发明，更要树立良好的学术操守和职业操守，要坚持把遵循教育规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产业规律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古人说的“有余力，则学文”的意思，这些重镇已有一定的“余力”，应多作出一点更能推进公益的贡献和探索。

　　对我们的高等教育而言，更需要树立和厉行程序公正第一的理念和依法治教的理念，还要树立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良好形象和作风，为消灭贫困、消灭偏狭、消灭文盲、消灭暴力、消灭环境恶化等等作出服务。这些是当今时代体现高等教育质量，而我们却做的很不够的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这些是我们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目标，也是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协作才能实现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点：这是一个需长期努力不懈才能实现的结果，不是靠一两个“工程”或结构调整就能立即有效的，因为世界高等教育史已清楚地告诉了人们，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持久踏实的历史积淀，其次才是适应。这是必须遵循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不注重历史积淀或任意破坏这种积淀的国家，其高等教育无论扩大与否抑或进入大众化、普及化与否，其高等教育质量都是不可能真正是高水平的，更是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的。

　　注释：

　　[1] 扬汉清 韩 骅 编著《比较高等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10月第一版 第69页

　　[2] 阿什比 著 腾大春 腾大生 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年6月第一版，第26页

　　[3] 同上第27页

　　[4] 同上第26页

　　[5] 2002年1月12日14:24　 人民网

　　[6] 参见 单 子“谈教育目标的超前性”《教育科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7] 朱国仁《高等学校职能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 第99页

　　[8] 朱桂生等“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数量目标研究”郝克明、谈松华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9] “展望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编《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教育科学出版社

　　[10] [瑞典]路尼•波勒姆•弗斯：“在数字背后----国际高等教育机会政策 跑析” 李文权译 《高等教育资料》 1985年第4期； 转引赵文华著《高等教育系统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第214-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