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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科院高教所 单鹰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消费者要装电话，要先交初装费，一般是5千多或3千多元不等。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是摊派？是成本分担？是捐赠？还是投资？没有人说得清，也没有人愿意去说清楚。好在当时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不高，电话也不是必需品，5千多或3千多元钱对一般家庭不算一笔小钱，所以嫌贵可以选择不装。而对出得起这笔钱的人来说，通过所得与所付的理性对比，如依然愿意支付这笔钱来装电话，也许会觉得这笔钱的名堂不清，但显然还是认为物有所值的，不然也会选择不装。因此，愿意支付这笔钱来装电话的人，虽然有点充冤大头的味道，但作出这种选择还是有其自足的理由的。 初装费这类不明不白的东西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很长时间，决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缘故，而是全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这就是垄断。当然，垄断并不能使垄断企业强大，所以尽管曾有初装费之类给电信不断输血，我们电信部门依然缺乏国际竞争力。 类似初装费的现象，现在转移到教育领域了。其中一类是明码标价的初装费，如名牌或重点中、小学收的4万、8万不等的赞助费；另一类是隐形初装费，这主要发生在新乔迁的公立大学身上。本文主要针对后者作一些议论。 大学扩招或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了政策目标后，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省市掀起了大学扩张热，很多公立大学通过扩建或乔迁，校园面积和建筑面积一下子扩张了一倍或几倍，校园宽阔，建筑气派豪华，校景园林化。有的利用老校址与新校址的巨大级差地租，通过置换完成乔迁；但不少是银校结合，通过银行贷款建成，或校企结合，依靠企业投资。不能不佩服一些公立大学的校长们的能量和胆识，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使原来的老校在异地骤然嬗变，从一个“土头灰脸”的灰姑娘变成了外貌内室俱亮的公主，变成了当地的所谓标志性景观。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银校结合也好，校企结合也好，都是需要连本带息偿还的。有的大学算了一下，以现在比老校收费提高一倍的学费水平还贷，需要还三十多年，才能还清；有的贷款多的，还贷时间还得更长，可能要50年。靠什么还贷？主要还是学费，一般是比老校的学费高出一倍，用于还贷。有的私企办的大学，也有学费25%返还的。 这类公立大学的学费是多少？一般是每年一万，也有收一万以上的，其中一半用于还贷。对有钱家庭，每年一万或一万多的学费，简直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对年收入只有两、三千的农民家庭，这个学费几乎就是天价；对象笔者这样年收入不高也不低的约有三、四万的工薪阶层的人而言，这个学费虽不是天价，但也足以启动本人为孩子的未来学费而尽力节制当前消费的念头，因为就是不吃不喝，并且任何费钱的事都不要发生，起码得化本人两年多时间才能省出8万元，积累到供孩子4年大学的基本费用。如果说后两类家庭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公立大学这样的收费，到底是拉动消费还是抑制消费，其实是不说自明了。公立大学的价值观发生位移，传统发生断裂，到底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触动，目前还是一个不能完全看得清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去讨论。 不过，假定一切顺当，30年后这个乔迁校还清债务，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大学产权属于谁？如果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假如是国家无偿提供的话），学校的品牌属于自身，那么，起码1/3产权要属于这三十年中在此校求学的学生群体，因为是他们用多付一倍的学费购买回了这个大学。这类问题，在中国当然是不会发生的；正如人们付出了初装费，但没有人声言对中国电信拥有产权一样，最多是认为自己生不逢时，高调一点的则用“为国家作了贡献”来自嘲一番而已。 有人会说，公立大学用高出老校收费一倍的收费偿还债务，与初装费有什么关系？难道一个借债建成的企业用赢利还清债务后，消费者有权声称对这个企业拥有产权吗？问得好。 乔迁后的公立大学用高出老校学费一倍的学费还债务，表明这用于偿还债务的50%学费收入，成了它的实际上的利润。但是，没有一个公立大学声称自己是企业，因为这意味着它要交税；没有一个公立大学声称用于还贷的另一半是它获得的利润，因为这意味着它违反了《高教法》的不能营利的规定，意味着这也可能是一种非法的高额利润；也没有一个公立大学在收高出一倍的学费时，声称一半是赞助费；当然，更没有一个公立大学收高出一倍的学费而自称在乱收费。那么，既然它不是利润，也不是赞助费，更不是乱收费，那么用于还债务的50%学费收入不是隐形的初装费的话，那又是什么？ 有人会说，新校的学费比老校的贵出一倍，是因为新校是优质教育资源，学生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所以多收一倍的学费是合理的。一个老校换了一个地方，有了宽阔的校园，气派豪华的建筑，公园化的校景等，就成了优质教育资源，这种说法是可悲的。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中国的大学将象老鼠搬家一样永无宁日，中国的大学将不再有历史，并且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装费将永远可由学生掏下去。 当然，超然一点讲，象电话初装费一样，公立大学因乔迁而多收一倍的学费，不过是一个愿打愿挨的市场法则。人穷大不了不上大学，大可不必议论，只要结果是所谓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好；尽管这是不是中国大学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并且人为地割断大学的原始地脉和人脉，割断其传统氛围，抹平其历史积淀，然后迁至一个半封闭的地域，变成一个相对单纯的精神孤岛，这种披着“现代化”漂亮外衣的新型“五七干校”似的发展模式，对社会、对文化、对终身教育、对大学本身及对培养人，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实。 但是，这里有一点恰恰是与电话初装费的愿打愿挨一样的，那就是垄断导致的。公立大学目前的地位和作为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代表，本来就是垄断下的产物，目前其学费可以与私立大学一样高，或者更高，并且还可以直接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经费和特权，政策和政府也有意无意地限制私立或外资办的高等教育发展，从而使公立大学目前形成了垄断性的卖方市场，以致于公立大学的身份是公立的，但其行为方式与私立大学已没有两样了。因此，目前公立大学的乔迁性扩张成功，其决定要素还是垄断体制，垄断体制使其从市场可获取类似超额利润来支撑目前的乔迁性扩张。 但垄断体制只是母床，提供的是回报的安全性和前景性，而资本才是公立大学乔迁性扩张的自主动力或翅膀，无论这种资本来自企业的还是来自银行。因此，虽然公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但支配它的逻辑和力量已经是资本的逻辑和力量，很大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改扩建的公立大学，起码在以后几十年里，必然受资本的逻辑和力量支配。因此，享受因资本的逻辑和力量所获得成功的喜悦的同时，也有必要提一下由同一种逻辑和力量所产生的可能的不幸命运，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保障公立大学垄断地位的体制能永远维持下去，公立高校收费会永远处于市场高端或最高端。 当然，不必用姓资姓社来评论这样的公立大学，也可修改“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这类在我们教育学上反复唠叨的学术废话，因为收高出一倍的学费是政府许可的；不然，谅资本有十个胆也不敢介入公立大学，从而使公立大学老校咸鱼翻身；但这样的公立大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错位，——无论这种错位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是无奈还是无意，则是可以肯定的。就公立的本意讲，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大多数人而设立，就一个正常的市场而言，即便是所谓的教育市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大学，其收费也不会处于市场的高端，这是公立大学的本意和职责。假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正常市场，那么必然会存在学费价格的高中低规律，而公立大学以服务于最大多数人为目标，以提供价廉质优的教育为己任，其大多数公立大学的价格也必然会处于中低价位。这不是什么高明理论，不过是国际性经验和历史常识而已。 当然，有人认为就是一定要创造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处于收费高端，而其他大学收费却只能处于中低端这样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本人自然无话可说。就目前而言，公立大学因乔迁而其收费处于市场高端或最高端，已是事实，尽管这是垄断和资本的结合所导致的，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现象，但这是以学生缺乏价格自由选择为代价的。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目前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即破除垄断，会使介入公立大学的资本的利益受损，包括由公立大学内部人垄断集团的利益受损，而维护垄断，则公立大学的收费又降不下来。但是，公立大学的收费只上不下，那么以各类学生自由而充分选择为主的高等教育市场就无法形成，而没有这一由外部多元竞争而形成的高教市场，你说未来的中国公立大学的品质能提高到哪里去？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又建筑在哪里？总不能建筑在公立大学永远的垄断性高收费上吧？ 南方经济发达省市公立大学扩张中目前所取得的辉煌，以及对缓解就学压力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吸引眼球的，但对会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长久利益，并触及到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底线为天职的公立大学的变革行为，决不可能仅从高等教育规模一时得到了扩张，就可得到完整的评价；更何况资本的达摩克里斯剑悬在一个公立大学头上三十年或五十年，决非是一件好玩、有趣和幸运的事。资本目前之所以选择并勇于大量进入公立大学，并非是因为生源市场的所谓的无限性，而是公立大学背后有政府做依托。但是，如果有意无意夸张公立大学目前乔迁性扩张的辉煌和经验，以为依靠这样的垄断和资本结合，能使我们的公立大学持久辉煌或可持续扩展，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任务并最终成为国际一流，这是断不可信的。这种见解如可成立，岂不等于说象陈嘉庚、李嘉诚的捐赠办学，以及西方高等教育扩张中非资本推动的做法，都成了道德上崇高而智力上愚蠢的傻瓜之举了吗？ 我们的国有企业走过靠政府输血，然后靠银行输血，最后靠股市输血的路，辉煌一阵，但最后又怎么样了呢？还不是很多企业从承包开始，到所谓股份制改革，最后到拍卖私有化了事。我觉得，中国的公立大学，好象也正在走这样一条路。当然，这条路如果结局很好，使我们的国民大多数都上得起大学并使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终身教育快速到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我宁愿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很愿意我的观察和判断是错的，因而多少年后公立大学乔迁的“初装费”会首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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