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德胜：学校的利益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杨宜勇：教育体制和学生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张车伟：教育部门应该好好反省！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见解。还有的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教育结构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在线调查，题目是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到昨天为止网友投票的情况是：55％的人认为教育体制不适应社会需求，10%的认为中国人才过剩，认为是大学生眼高手低只有10％，还有25%认为是整体就业环境不宽松。专家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赖德胜：网友一半以上把原因归在教育上了。我认为：
第一，教育与企业的边界，学校跟企业的边界需要澄清。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都能够提供知识，从学校到就业，从大学到就业有转化，有些知识是应该学校提供的，有些知识是应该企业提供的。比如做会计的，不到企业锻炼怎么做会计？他有一个适应期，这可能是在大学里没法学到的知识。所以企业跟学校有一个边界问题，学校提供了很多社会上没有提供的知识，可能是具体的微观的，而企业提供的是实用的技能知识，所以网友认为就业难就是学校提供的知识不是企业期望的知识，；实际上这里有个边界问题。
第二，大学本身的利益和学生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曾经参与大学生专业委员会，有一个学校院长提出来，我们学校的学生80％考研究生，因此我们学校研究生非常多。我问考研究生他是自愿考还是被迫的考。有很多学生是找不到好工作被迫读书去了，你不能以靠研究生比例高低来衡量大学质量的好坏。这就体现出大学或者院系的利益和学生利益客观的说是不一样的。因此很多学校的利益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这可能是很根本的问题。
第三，目前大学提供的知识确实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市场的需求，是事实；但也难免，因为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因此我觉得，教育的问题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可以改革的
杨宜勇：我觉得投票的网友可能大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主要归结为教育不适应社会的需求。我觉得在大学生就业难最主要的原因上，学校教育体制和学生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首先，所谓的大学生就业难出现了之后，中国2100多所大学没有一所大学倒闭，清华北大学生的供求比率可能达到200％，对于一些三流的大学、三流的专业，可能大学生就业率低到30％或者更低。这应该说和教育体制和学校是有关的，扩招不等于简单地摊大饼。我觉得大学区别于中学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它不仅仅是学知识，而更多是学习方法、学习掌握今后自我学习的本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位获得者海克曼教授曾讲过，“大学是通过学习知识创造知识，通过学习技能增进技能”，所以我们的大学自身要提倡对社会的普遍的适应能力。
中国的大学生，还是受整个应试教育体系的影响，可谓“灾难深重”；最终可能要归到孔夫子那儿去，师道尊严严重压抑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中国的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很值得反思的，在全球创新活动中，中国也比较低，全球平均为11%，中国只有5%；其中，相对应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也很低。
张车伟：我基本同意这个调查的结果，我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供给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批评需求方面的问题，因为那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责任，更多的应归结为教育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轨相比滞后，我一直批评教育改革滞后，没有跟上我们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应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阶段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教育部门是应该好好反省。当然我也算教育部门的一分子，所以我也经常在反思：我们教育应该如何改革发展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
主持人：您提倡教育应该改革，您设想的教育应该怎么改革来适应我们的市场需求呢？
张车伟：我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对说教育改革就是教育放开。
杨宜勇：你（张车伟）理解的教育产业化是什么意思？
张车伟：就是用教育赚钱嘛？我觉得国家一定要承担起教育国民的重大责任。如果教育产业化是想把教育推向市场，我觉得是不对的。国家重大的使命就是教育自己的国民使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有一个大的提高。这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的根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要加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因为学校能够敏锐的感觉到市场对它的需求。
赖德胜：但是这是一个矛盾：教育要适应社会需要，当然要承担一定经济功能，但最近几年的教育发展，把教育赋予了太多的经济功能，把扩招看成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这是有问题的。如何既能够保证适应市场需求又保留教育原滋原味的东西，这很难。
张车伟：教育是兴国之本，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有这个国家教育上去了，才能永久的过上好日子。我们讲的好日子一定是建立在教育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
赖德胜：但是现在学校商气浓重，有的学校教师在外面干很多活，学生兼职。另外一个原因，过去大学生没有选择权，他们很纯的，现在大学生四年，他们商业活动，兼职非常多，真正读书的很少的。
杨宜勇：现在大学里面，教师不像过去的教师，学生不像过去的学生。这里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倾向，但是整体还是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的。
张车伟：这种情况对大学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大学毕竟和中学、小学不同。大学应该是各方面能力的锻炼。我始终不认为一个人读死书就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教育本身不应该仅仅只限于教必须书本的东西。我觉得教书本的东西最容易了。所有人把书写成教科书的时候，我相信即使我再笨，花两年也能背下来，背熟了。我虽然不向赖教授那样专门在大学里，但是我也带研究生，我不希望把我的学生培养成就会纸上谈兵的人。我希望他既懂得一些基本的技能，同时能够实际解决实际的问题。我想市场最后需要的大部分是这样的人才。当然也需要一些个别的及其伟大的思想家，像霍金那样，坐在屋里就能够创造人类最美的思想……但对于大多数的，90％的毕业生不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赖德胜：我是讲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进步，大学想离开商业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何既要保持我们教育的纯教育，又要适应社会确实是两难的。
张车伟：怎么解决这个两难，每个学校我想有不同的招数。但是到现在为止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放开了，国家不管，没有。不管国家多么自由都没有放开教育。但也不是干什么都管，我想多招一个不让，少招一个不让，用这个教材不让，开这门课你觉得不行。这样限制过死培养出的大学生是一个模式。我在一次教育论坛上我就说，北大清华和其他的大学使用同一套教材，然后出来竞争同一个岗位，这样其他学校的学生机会肯定就少了。比如北师大可能就找准了你的位置，我就培养这样的学生。北师大最后可能希望我的学生毕业以后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学最后是需要特色的，不能说最后所有学校毕业出来都是一个模式，北大清华干的活和地方上的师专出来干一样的活。这样就有悖于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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