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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21世纪教育沙龙简报

LEARNING.SOHU.COM    2004年11月6日16:07    来源:[ 搜狐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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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

2004年8月27日       总第6期http://www.eduol.cn

  “社会参与、NGO与中国教育发展”

  8月27日,人民政协报与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社会参与、NGO与中国教育发展”的第六次21世纪教育沙龙。许多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援助项目负责人并部分政协委员、资助方代表到会,就教育援助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召开研讨。

  (以下是沙龙速记整理):

  首先,英国剑桥咨询公司高级顾问胡文斌介绍了中英甘肃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中英甘肃教育项目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双边合作下,英国政府每年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投入很多钱,做这种援助性的项目,它表示一种友好,当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这个项目是从99年开始实施,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做了五年,本来准备五年结束,因为这个项目做的比较成功,有一些特色,所以我们把这个项目延期一年,增加一部分资金,大概到明年结束。这个项目有两个宗旨,一个是提高这个项目的入学率,一个是减少教育体制中间的不公平项目。从项目目前进展情况来看,我们提出来非常顺理,一直是被评为A级项目,也是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全世界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做的最优秀的项目之一,这是他们目前给我们的一个评价,做的最好的项目之一,很少在一个地方做这么大,这么好的项目。

  这个项目有四个特点:

  第一、商业性的咨询公司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咨询专家到底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有家商业的咨询公司来运作这个事情,英国政府每年在援助项目里投的钱是很大的,但是他自己自身并没有力量做这个援助的项目,很多时候都是把钱委托咨询公司来做,但是这个咨询公司,并不靠个人关系而是通过国际性的竞争招标,谁都可以申请,你给出报价,英国国际发展部请相关的专家做评估,说张三李四,王五,每个人有一个方案,谁的方案最好,最经济,谁来做。我们公司通过这种应标获得这个合同之后,会在全世界,国际国内找专家,按照设计好的项目,只找最好的专家。专家帮我具体设计,项目到底怎么做。因为项目设计它只是一个框架,通过这个运行模式,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项目独立的第三方,我们对英国国际发展部负责,我们不属于他们,我们对甘肃省教育厅负责,我们也不属于他们,我们从我们职业出发,觉得这个项目该怎么做就怎么推进,这个模式就有第三只眼看世界的效果,不会受到某种既得利益的影响,做出有失公平的一种判断。这是一个咨询专家咨询公司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特点,特别强调参与式的理念,这个项目里面所有活动并没有事先设计好,今天第一步做什么,明天第二步做什么,我们都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通过头脑风暴,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大家一块,尤其是项目地区的老师、学生、家长他们提出来,你们做什么,我们就根据他们的要求来设计项目的活动,所以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自下而上做出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想好这个项目怎么做,或者咨询公司做这个决策怎么做,这是参与式方面的一个理念。

  第三个特点,向最弱势的群体倾斜,我们从不锦上添花,我们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第四,所有项目活动都追求一个“新”字,不墨守陈规。我们对所有的传统做法打一个问号,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有效的,做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变好?我们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硬件上的投入,在所有教育项目里面是最低的,而我们在软件的投入,在所有的教育项目里面是最高的,这是我们很突出的特点。我们做了学业发展计划的尝试,让学校自己提出要求,他想什么,我们项目支持什么,我们引进参与式的方法,打破传统课堂里讲授的方法,我们同时搞残疾儿童教育,早期儿童教育,我们设计全新的教室,各种形式的教室,而不是四四方方的教室,总之很多方面我们要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第四个特点。

  最后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我感觉扶贫确实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大家都爱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雪中送炭的事情不是大家不愿意做,因为难就难在你做了之后,效益不是很好。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不等于硬件,这句话对教育尤其实用,我们过去在教育里面投入,很多都是建房子,买校舍,但是这些硬件设施的使用效率非常糟糕,关键因素是在人、在软件上的投入不够,我们恰恰在这样的方面下最大的功夫,我们感觉这也对项目的可持续性非常有帮助。

  参与过中英甘肃项目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郑新蓉,做了题为“教育的扶贫资源:怎样真正使最需要的人群受益——从专家参与看中英项目对我国政策执行的启示”的发言。

  近年来,中央政府以及国内外各种基金会都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的确也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这里有三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扶贫资源是在一定的体制中分配的.

  不管是世行来的钱,还是福特基金会的钱,到某一个地方,一定是在一个体制当中进行的,我们越大的基金,越由自上而下的官方体制来分配。我们资助女童,资助失学儿童的钱,常常很难全部指向目标人群,资金像一个漏斗一样漏了很多,钱漏到哪儿去了?

  在一些教育项目的实施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农村儿童的基本的教育需求,例如入学、教科书等还没有解决,但是省、县项目办的车就提升了档次,教育扶贫资金在执行的过程中大量流失到与目标人群不相干的机构和人群中;项目资金即使到了基层,如何分配使用,也受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观念的制约,例如救助辍学儿童的助学金常常变成奖励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奖学金,扶贫的资金成为扶优的资金。

  教育扶贫的资金流向与农村教育政策

  教育的扶贫资源到不了目标人群的原因,与我们自上而下的项目执行方式有关,我们常常是按照政府既定的教育政策和目标实施资金分配,但是有些教育政策是忽略贫困地区教育实际情况的.例如。关于代课教师的培训问题。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代课教师,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支撑着最边远和最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对他们进行培训直接关系到这些地区儿童的教育质量。然而,项目实施中,地方行政部门却因教育部要求取消代课教师的政策而忽视代课教师存在以及他们的需要。在边远地区的学校布点的政策也是如此,适合于东部或中部教育发展的学校布点政策,常常被强行地推行到西部地区,即使一些项目又新建学校的资金预算,也因为学校合并的政策不能实施,因为这一政策的价值核心是规模、效益和质量,而不是以儿童和他们的贫困父母的需要为本的。

  最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是最不容易听到的

  即使资金到了农村社区,也不能完全保证它能够自主达到项目的目标人群,即最为贫困的弱势人群。贫困的社区也有权力架构,社区成员在财富、社会地位、性别、宗教信仰、民族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事情不同的认识,不同的需要。常常是由于语言、参与能力和习俗的原因,我们很难了解社区最贫困人群的声音。以村民大会为例,在项目实施中,都希望通过村民大会了解社区群众的需要,但是,即使召开社区大会,出席者常常是村子里的男性、干部、受过教育的人、会说普通话和汉语的村民或重视教育的村民,一些不到公共场所的妇女、残疾人、不会说普通话和汉语的村民的需要和看法是难以真正了解的。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是在甘肃省临夏州四个贫困县实施的教育扶贫项目,在教育扶贫的机制上有所创新,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该项目的主要经验有:

  项目的目标就是指向教育公平,明确边远贫困地区的女童、少数民族和贫困家庭的儿童是项目的目标人群。因此中英项目的理念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进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愉快受到有质量的教育。

  因此,项目的规划、决策、活动实施和评估都必须实行平等参与的原则,让所有利益群体都有代表参加,保证项目的公平、公正、公开和规范、严格性。项目实施过程即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过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在教师培训的课程设计上,先是了解各类教师的培训需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设置课程门类,当地教师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发课程和教材,最后才是教师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接受培训。

  打破现存教育机构的科层限制,形成一个由相关各方组成的网络,利用国家级乃至国际专家的力量,连接地方专业人员和一线教师、校长、行政管理人员、家长和社区代表;各方平等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并能够提高各方的能力建设。

  关于国际项目也好,基金会的活动也好,我想一定都带有创新性,这里面的创新性,严格的说,就是要破除旧的东西,不同程度的,对现有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产生一些振动,这种振动的作用体现在中英甘肃基础教育上,我举一点例子:实际上我们项目的执行单位是甘肃省教育厅,它组成一个项目办,实际上这个钱应该是给了教育厅,但是这边有一个CEC教育咨询公司,它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技术支持和监督作用,项目监督作用在我们国家政府项目执行机制里面常常没有。CEC是中介组织或者学术组织,以这种名义,来看这些项目的活动设计和效果是不是按期到位了,它看起来是提供技术援助,其实也是在监督这个项目的实施,监督经费是不是合理利用,比如说选购的图书,都是由地方去选,选完以后,通过请咨询专家来看,这些图书是教师愿意读的,还是学生愿意读的;是以城市学生口味选的,还是以乡村学生口味选的?是否有歧视性的内容?通过技术干预发现,很多书是城市里高级教师考外语用的或专业性很强的书,农村学生读不懂,使教师受益高于儿童受益,与购书计划的初始目标不符,便可以提出咨询意见督促省项目办调整所选书目。

  用参与式的途径了解社区群众的需要,把最贫困人的教育需要列为项目重点;例如在资金的分配、求助金的发放和学校布点方面,都采取倾斜政策,以学校土建为例,首先兴建的是最边远的教学点,然后是村小,最后是乡镇学校,县城学校就没有基建的投入。在助学金的发放方面,采用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方式制定分配规则,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让社区群众监督资金的分配过程和结果。

  我现在也面临很多有关参与式的讨论和质疑。例如参与式是不是浪费时间?是不是没有效率?是不是很形式主义?但是我想参与式本质上至少在基层民主建设上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贫困地区做教育项目,它是很有效的途径。

  设立教育公平的咨询专家,很多人常常会问我“你在项目里做什么?”,“我是做公平警察的”,这个项目里专门为各项活动是否保证了教育公平,设置咨询专家。咨询专家的任务类似“公平警察”,专门监测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和各项任务是否估计到最弱势的人群,他们的利益和需求是否被忽略?它们在项目中是否被边缘化?例如,他们要监测最贫困的家庭是否获得助学金?参与培训的教师的性别比例和民族比例是多少?学校新建的篮球场是否也让女孩子受益?盖房子有没有考虑他们?学校的布点是方便上级指导工作还是方便孩子上学?真正从各个环节和机制上保证贫困人群得到项目最大的支持。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中英项目要盖一个篮球场,把篮球场盖在社区,而不是围在校园里,这样打破学校和社区的界限,同时社区资源和学校资源进行共享,篮球场盖好了以后,的确有很多人在打篮球和看球,利用率很高。但是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项目后果:看球和玩球的都没有女性。从性别角度我们就提出来,这个球场怎么使当地的妇女和学校的女孩子获益,并促使当地社区提出了轮流使用或建立女子球队的行动改进计划。

  用项目带动可持续的政策变革和制度创新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始终关注教育政策的创新和变革,由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项目的执行单位,各项成功的项目活动最终都落实到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变革。例如向边缘地区增派女教师的活动与政策,校园建设的活动与制度建立、参与式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政策扶持等。每一次成功的活动或者成功的教育这种都带来一定政策变革和创新,比如我们说边远地区的女教师,县城里的支援,必须县教育局出政策,而且是五年之内不变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复兴从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启示,谈“教育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政策范式的转变”问题,题目为《改变教育决策受益人缺席的状态,制度安排从外在走向内生》

  2002年,“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启动。我十分有幸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社会评价的参与式研究。

  这个项目全部的名称是“世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项目”,为了更好了解西部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主要限制性因素、更好的利用项目的资金,有关方面组成课题组开展了参与式研究。2002年的7—8月中旬,课题组到几个项目省区进行参与式的研究,研究的方式跟我们过去研究教育问题的方式很不同:专家一直要下到村子里,下到镇,对各方面利益相关者做访问,做问卷调查,倾听他们的意见。

  项目过程中,我发现在基础教育发展的过程当中,存在几种很有趣的矛盾现象。一个是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多样化的诉求。不同的角色,不同职务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项目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学生、家长、教师,包括校长、官员,社区人员,比如说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长,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有些时候这些利益诉求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教师,很多教学点,很多村小都渴望雪中送炭,但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行政的官员追求的往往是锦上添花。 另外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均衡,中学,中心小学,村小、教学点办学条件相差非常之大。决策者往往强调资金使用的效率,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大部分的资金按照各地方当时的计划大都用在中学和中心小学。

  此外,文化的多样化和我们教育活动的单一性,存在非常大的矛盾。诸如少数民族儿童的语言障碍导致他们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一样,存在较为普遍的学校教育活动与多样化社区生活相疏离的现象。

  在我看来,教育政策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是导致这些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教育政策活动范式,是单向度的政府选择模式。政府选择范式缺乏市场和公民社会的选择,这样一个范式往往是国家中心,强调贷款的使用效率,认为国家要还贷款,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各种各样的群体。政策活动强调的主要是效率而不是公平。重要的政策环节缺失,政策方案往往缺乏全面的论证。另外,教育政策活动习惯于外在制度安排,强调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是我们传统政策活动很大的一个特点。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策活动范式,这是我参加“西发”项目社会评价的参与式研究活动得到的启发之一。要改变我们教育政策的活动范式,引入市场的力量和公民社会选择的力量,更多强调教育的公平,改变教育政策决策活动中“受益人缺席”的状态,教育决策活动中要更多地强调内在制度的建立,决策者要给内在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

  沙龙上午时段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第二部分第一位发言的是天下溪教育研究所所长郝冰,她为来宾介绍西南高校贫困大学生项目。

  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项目是“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出资方是福特基金会,总金额是200万美金,我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跟大家一块讨论一下,NGO的介入是不是让这个项目有一些新的、有别于传统项目的一些要素产生?

  这个项目的实施方是西南三省的八所师范和民族院校,分布在广西、云南和贵州,实施的主体是刚才我们说的200万美金的流向,流向在八所学校里面。实施主要合作伙伴中,我们和教育部的学生司和三省教育厅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没有资金的流向,这个钱全部流到学校里面去,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觉得有必要和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经验和教训,及时的反馈到我们主管行政部门当中去,让他们了解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些项目是做出了努力,同时也为项目经验的推广打下一个基础,这是项目的结构。另外我补充一句,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作为执行机构,福特基金会单独有一笔经费来支持它的行政项目管理的费用,使得NGO与项目实施的主体完全没有一个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使它作为完全独立第三方的角色。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解释这个项目主体结构。

  第二、这个项目做什么,扩招之后,贫困生的比率越来越高,国家出台了贷款的政策,各个高校也在这点上做出很多努力,一些企业和个人也有一些捐款,包括福特基金会,“金长城计划”等都在做。我们有200万美金以后,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项目的目的在于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这个钱不是助学金和奖学金,不针对任何一个个体,它要提高这个群体的能力。首先是这个项目的目标和定位,和其他的项目有所不同。在这个项目的实施初期,从福特来讲,没有太多的既定想法,或者既定的立场在里面,我们和高校的领导一块来讨论。在启动的会上,我们得出了一些共识,作为这个项目的基本原则。第一、我们这个项目是以贫困生为中心的,我们理解学校有很多发展需求,但是你不能以贫困生为名义,来申请这笔金钱花在很多和贫困生无关的项目上,我们首先界定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一定是贫困生。第二、提高能力,我们主要提高三方面的能力,一个是提高他们个人进入社会的竞争力,主要和就业密切相关:计算机,英语水平等等;第二个是培养他们在团队里面工作的能力。作为贫困生,他们是能够克服社交障碍,在团队里面可以工作,能够和人群打交道的一群贫困生;第三、爱心的能力,我们不希望培训自私自利的贫困生,他要跟家乡有关系,必须要设计很多社会实践的项目。这是我们提出三方面能力的目标。后来回到学校框架目标里面,我们给项目讨论了三个领域,第一、传统的教学领域,计算机培训班,英语培训班等等这一类;第二、信息与服务,我们有一个潜台词,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转变学校里的师生管理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学校是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角色,我们希望通过贫困生项目,能体现这个理念。这里面比较多是信息和服务的理念,贫困生自己做的信息和服务中心,他们做的实践社团,还有和贫困生有关的就业指导中心,勤工助学中心等等。第三、也是我们这个项目,和传统项目非常不同的:在高校里面,我们把它放在学生社团这一块,我们觉得不要把贫困生当成一个弱势群体,他相对在高校里面是弱的,但是他们毕竟有机会作为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我们给他们一个舞台,叫他们自己把他们最优势的展现出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吃苦耐劳,能歌善舞,有很多的优势,给他们表演和表达的空间,在这个里面让他们成长。摔跤没关系,可以起来重来。最成功的一个领域是贫困生社团这个领域,他们有很多志强社,爱心社,这一类的很多。还有他们回去给老乡修理电器,乡村服务实践大量的项目在这个领域里面。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项目还强调了三个原则,我们强调每个项目在立项的过程当中,需要创新的,可持续的,可推广的,比较强调参与式的方法。

  在我们这一层做到的要求,只有寥寥不到20多字,其他在学校层面来产生,在这里面我们的确把参与式的理念做到了实处,不仅仅是一个方式很技巧的开会,比如说学生贫困生在这里面参与。从第一次我们跟校长谈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由贫困生来参加的。我们每次在学校开会,我们要求公开贴海报,请贫困生的代表来参加,我们项目立项的时候,作为项目提出机构的项目给子项目要去打分,我们打过一轮分,学校的项目负责人都是系主任这个层面的,他们去修改,第二轮是学生来打分的,还是体现刚才说的原则,如果你为贫困生做的,但是贫困生不认可,怎么能说明你是为他做的?最后我们把贫困生的打分和我们这个打分是结合的。贫困生作为参与性的表达,使他们不仅是受益的主体。在整个项目开始,从立项评估一直到受益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在鼓励贫困生。我们给他提供渠道,提供机会来参与。对于教师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一开始立项之初,教师的想法有表达的可能性,即使被拒绝了,他也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中,心里是服气的。

  现在这个项目中,第一期的项目已经到了后期,这些学校我有的去过三次,有的去过两次,有的去过四次都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些项目产生积极的结果,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觉得最可欣慰的,首先是这些学校的同学、老师和领导一再提到:“我们在贫困生的这个问题的理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都是以输血的方式,现在我们更多是用造血的方式来进行。”我们把钱发给你,给钱你要做事,做事过程中有规则和方法,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从学生到老师到校长,都在磨合。现任贵州省省委副书记,原惠师大的校长,开始非常不习惯和学生讨论问题。后期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慢慢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始用这种方法做他们日常的学生工作。这不仅是贵州一个地方的反映,很多高校都有同样的反映。“一开始我们很不适应,你们干什么挑战我们的权威?到底是干什么?”等等会有这样一些疑问。我觉得做项目的一个好处就是,只要你是真诚的,是踏踏实实去做事的,大家还是能够沟通,而且能够看到这个结果的——共同为了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做这样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理念的变化;第二个结果就是很多贫困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这个里边受益;第三个结果,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这种自下而上参与式的方法,已经不仅仅在八所院校当中,而是得到了普遍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问题,体会比较深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贫困生的问题,在行政部门还是存在比较严重的部门的条块分割,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是你不跟省厅合作,你不知道跟哪儿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条块分割的问题。

  第二、项目人员的频繁变动,我们参与的八所学校里面校长变了六个,这个就非常的困难。现在大家很忙,接了这个事,落实的过程中,很难全力以赴去做,选什么人做项目负责人,这是任何一个项目都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简单说三点,作为NGO要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作为执行者更注重过程,更注重监督,不是简单的一头一尾,要使过程很有效。

  第二、作为NGO带来参与式的方法,他可以起到介绍方法和培训的功能。我们决策的过程很有意思。有时候站在执行方的角度要求人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有时候站在学校的角度帮助他们,一块把学校做好,所以和胡先生不同,我们不是绝对独立的第三方,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一直希望推进这件事情的一个立场。

  第三、我们作为一个NGO,很好的特点是,可以不卑不亢。从教育部,从领导到学生我们多有一个平等对话的角度。对我们来讲,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项目合作伙伴,这可能超越体制的成绩,我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而“西南高校贫困大学生项目”的资助方福特基金会的教育项目官员何进,接着为大家介绍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理念。

  福特基金会做教育项目,大家对它都有一个期待值。我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大家对我们期待什么?一般我们开始做项目是因为他有钱,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理念,最后是除了一些理念还有一些方法,我认为我们的作用就是这三方面,比资金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理念和方法。这里面怎么开始,我做两点区分。

  首先我们的任务是定位,把自己的定位做好,定位的前提是你要知己知彼。知己包括什么呢?比如像国内国外的教育体制都不少,但是你做什么,听到基金会大家首先就想慈善,其实我们的定位是发展,两者的区别一个是输血一个是造血,我们主要是造血。这是一个定位。

  另外一个定位,很多人听到基金会,基金会分很多种,有一类是做事的,还有一类是出资的,还有的是又不做事,又不出资,福特基金会就是出资,因为我们人数有限,我们不做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出资。

  这两个定位给了我们一些便利的条件,便利在什么地方?我们不需要到哪儿去募捐,我们的独立性很大。另外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跟任何个人、集体,任何一级的政府进行合作,这是我们的灵活性。我们也很强调创新。这是我们自己的定位。当我们自己定位之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方定位,到底能帮中国的教育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从资金上来说,像刚才的中英项目,经费一亿多;世界银行随便一做就是上亿美元的项目。作为我们,一年也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钱。这种钱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面临的问题。现在很多的人在讨论钱少,而我的观点是:是钱没花好,钱少是个事实,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首先把这个钱花好。否则,现在说百分之三点几的GDP,你就是涨到了百分之三十点几,那个钱不会花也不行,花得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更多的抱怨是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没有办法一下改过来,也有人抱怨人,不是人不好,是体制的问题,但是做还得从个人做起,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们怎么来做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些原则和目标。

  我制定的原则,一共15个字: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易推广。最后还有三个字就是参与式,我跟任何人说,你只要符合这15个字,我就出资,而且你做中国教育平等问题,我就可以出钱。这15个字怎么应用?任何人跟我项目,都觉得磨合的时间很长。说明这15个字确实挺不好应用的。我展开说一个,真正起到作用就是这一点,也是里面有一点最难做的,就是参与式的问题。中国过去做的参与式,上面说话底下做,领导发话,下面执行,自上而下执行。NGO是自下而上的形式,两个各有长处,为什么不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单有哪一方都是不够的。

  第二个,围度要有横向的参与,教育的事情不能只靠做教育的人,教书的人,一定是那些不搞教育人关心的事,教育才能做好,这个具体到项目体现有很多。

  第三个围度,讲参与式,实际上在每一个人群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地方,参与的人群大概分四类,一部分是学者跟研究者,一部分是实践者,还有一部分是受益者,但是非常重要是决策和管理者,参与的意思不是有研究者和受益者,或者研究者和受益者就行了,一定要让他们都参与,才能保证项目从头至尾成功,保证项目可持续能推广。

  最后一个围度,我强调参与式,就是全时段的参与,不要领导决定完了,才让受益者知情,一定在没有开始做,在项目的立项期间,就要让受益者尽量的参与。派代表来,给他们话语权,给他们说话的平台,听到他们的声音和观点,只有这样的参与才是保障。参与式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个人认为,说的学术一点,减低沟通的成本,我们现在成本很多,很少有人考虑到沟通的成本,像一个项目你做得再好,比如中英的项目,教育部现在会不会来解决推广的问题?如果项目开始的时候没有参与进去,对事后的持续和推广就会造成障碍。更重要的是刚才几位谈到的,透明和民主,是我们社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形式,一个过程。

  我最后讲两点,一个、做项目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什么?很多人开始跟我谈项目的时候,我要做个事,这个事情怎么持续和推广,只是做这个事,融一点钱,作为中国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所以你这个钱怎么起到作用?这个事是第一步。事后面,通过这件事,做事练人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出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要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研究的方法,能借鉴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方法照抄。第三是出方法,第四是创一个机制,当这个事人跟方法持续,应用跟推广的时候,只有靠一种机制,不能靠几个人,不能就靠几个的领导,靠任何个人都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做事练人,出方法,创机制,最终的目的,就是刚开始,我讲到的。大家都抱怨体制的问题,像刚才那位同志讲了,他说这个体制不可救药了,我们把它甩在一边,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这张纸已经画上花了,你甩不到一边,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以增量的方式,把体制当中不合理的改变了,这才是最大的目的。

  西南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这个项目最开始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摸,后来郝冰他们进入,我不认为政府做错了。政府应不应该做,应该做,但是他做的不够。不够在什么地方?是三个,第一个,政府的关注点,是在个人,我们重点在于机构,在于大学。我帮大学针对贫困学生群体来做事这是机构建设,这拨学生走了,下拨学生仍然受益。

  第二、政府对于学生的关注主要是经济的。我们关注的,是学习上的,心里上的,就业上的,活动上的,多方面的,是多维的一种关注。因为实际上,光靠给他钱是给不出自强自信自尊自立的,一定要靠他自己来做,做的过程,咱们从学校到个人,都没有一套很好的方法,当然他讲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具体在摸的,这是第二点不同。

  第三、国家对贫困生的关注,就是让这个人上了大学毕了业,国家任务就完成了,而我们的关注,除了个人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处人的能力,就是他怎么跟别的人相处。现在世界完全要靠团队,而咱们团队精神是需要培养的,不是生来就有的。咱们越往下,竞争的时候越离不开团队,这是很大的现实。所以个人能力,我们帮,但是更重要是处人处事的能力。现在越是穷地方的来的,越不愿意回家乡,这是我们教育大的欠缺,我不认为我们做的非常好,但是我们在摸索这条路。

  这三方面,就是我们在摸的,我们只是帮助几千个、一万多个学生,从教育部、到各省,到校到师生,我们正在摸索。不能说我们有了方法了,机制正在改变,像云南教育厅的副厅长说:“我对贫困生的关注就是讲三个代表,10%的学费我们减免,听了你们的项目,我愿意拿10%按你们的方式来做。”我说,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方式,按照符合当地云南学校的需求来做。

  最后结束我想说,在这几年当中,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起到了一个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谢谢大家!

  而后,苏州市副市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朱永新为来宾介绍了“教育在线”网站和“新教育实验”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了。改变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学校的细节开始,中国教育面临很多困境,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实际上最好的教育,应该是一个返朴归真的教育,应该是把人类几千年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在我们教育中保存下来。我们在教育中,炮制的东西太多。我们老师跟着风走,今天一个东西,明天一个东西。但是真正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读书却忽略了。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教育的阵地,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真正的读书了,这就是教育。我们提倡书香教育。孩子不仅仅要读课本,更多的要读文本,要读很多的精品。这些东西,真正保留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再比如说师生贡献随笔,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反思自我的行动。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教之教,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行动让他养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习惯,他为了写得精采,必须做得精采,必须活得精采。开始很多老师不太习惯,但是写了一段以后他就知道写什么了。有一个老师叫吴英花,写的过程中,他发现必须了解孩子。他用了两个月观察班上一个叫苏戴的孩子,然后写了《孩子我看着你的长大》。他观察苏戴每天的进步。我们把这些东西建成中国教师的资料库,就是中国最精彩的图书馆。没有哪一个这样的图书馆,能够真切反映我们现在老师的那种心理,那种情感,那种对教育的追求。

  整个教育在线网站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国最优秀的中小学老师基本上都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讲的很多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教育必须从每个细节开始做起,新教育实验也是从这儿开始做的。为什么用民间的方式在进行?最近有一本书叫《拐笔》,里面有一章,“官方精英民间突破”,第一个人物写的就是我。真正行政可以推动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不一定能深刻地触及到人的思想、观念。而加入新教育实验的都是志愿者,需要申请以后才进来,相信以后才进来,这样他就会主动努力、认真去做,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他做出来才有品位和质量。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是204所,才用了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有20年的时间,就能做到两万所学校,我想多少也会影响中国的教育。谢谢!

  回应:

  贺春兰:

  这个网站从诞生起,我和很多媒体朋友来介入过多次,新教育实验开了好多次大会,那些老师有的从深圳赶来,有的从云南某小镇赶来。很多记者非常奇怪,他提的双语教学,营造数码校园,还有读书,很多人都提出过,官方也提出过,怎么他提出后会有这样的感召力?我一直追问究竟是什么东西感召了这么多的老师.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总结来说,这是朱永新这个人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的。他无限相信每个人的潜力,他鼓励每个人。比方说他每天早晨五点钟上网,鼓励老师参与,最后变成一种网站的文化,整个网站文化变成互相尊重,非常民主,没有边界。这个网站和新教育实验,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唤起了每个教师自己的人格力量,他自己向善向美的追求被唤起。在现实社会中他只觉得被异化。我们看到从农村来的小学校长和老师,他说:“我找到最真最美的东西,一起成长。”有一个老师说:“生命需要唤起,生命需要回应,生命需要提醒,谢谢。”

  我在网站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朱老师写新教育实验有危险,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有什么危险?

  提问:

  刚才听了您的描述,我对您的教育理念很赞同,而且我很羡慕。因为我是在旧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包括还有我看到的一些学生,我感觉他们学出来顶多就是复读机,我觉得这种没有意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考虑过没有,在我们民间组织,民间的力量怎么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在我们促使政府修改它的培养目标、培养取向,修改旧的东西,包括教材等。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你考虑过没有,民间组织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朱永新:

  事实上我们知道,刚才贺老师讲的新教育实验也面临很多困难,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打出了公益性的旗号,我们所有的实验学校都是不需要交任何的费用加盟的实验,很多困难的学校可能还给他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读物。我们很多农村的学校,他们根本买不起书,我们的新教育之梦,有一个校长说我攒半年的钱,还没有攒够买一本新教育之梦的钱。所以,首先在运作的机制上来说,它面临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新教育实验,从理念上强烈的认同感。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从理念上的认同。最大的挑战是,很多人质疑:新教育实验,第一,是不是新东西?人类教育几千年的文明要说真正的新东西,没有什么新东西,该说的话,都说了。所谓多元智能,孔老夫子早就有了。人类的智慧,人类伟大的教育文明,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营养,关键我们好好梳理几千年的教育文明能够给我们的东西。我讲最好的教育,它应该是不变应万变的教育,应该是返朴归真的教育。我们的六大行动,我们的五大理念,我们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实际上都是在努力去寻找那些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我觉得教育最高的境界,是应该让人类走向崇高,让人类更有尊严,让人类生活的更美好,我们的教育往往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它成为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工具,成为一个工具,而不是成为人自身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是教育很大的悲哀。

  来自企业的资助方代表,摩托罗拉公共事物部总监杨伯宁为来宾讲述了企业公民的资助需求。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从企业公民这个概念来讲,有很多方方面面。其实从企业他自己的角度,比如说从企业经营方面来讲,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环境危害,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事业,等等都是企业公民很多具体的方面,我们今天主要来讲我们做公益事业方面,在摩托罗拉特别是在中国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讲跟希望工程的一个合作,以及我们合作十年后,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拿出来跟大家请教。

  其实摩托罗拉在希望工程这边已经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有十年合作的经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基本都是跟企业自己打交道。我们有一个摩托罗拉基金会,通过我们每年向基金会申请一部分资金来参与公益活动。企业的基金会,同像何进老师所在的福特基金不太一样,我们基本上不对外。而且我们的企业在中国,我们关注哪些公益事业,要和基金会在美国制定一个全球的指导方针相吻合。我们在这个指导之下,来进行项目的申请。比如说我们主要是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大学还有普通教育都有倾斜。除此以外,企业自己还做一些其他的公益活动,比如说环保等等。

  摩托罗拉在过去十年当中参与了希望工程。这个幻灯片主要给大家展示了我们一些成果。这里面我们想讲的是:我们在希望工程当中,我们在十年和青基会的合作当中,青基会做了大量很艰苦、细致具体的工作。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来参与这种公益事业,我们也要不断的发展观念。比如说最开始我们建学校,后来我们发展到评选600多名希望之星,这主要是考虑到希望工程的那些孩子,从小学应该是接受希望工程的资助,后来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他长大了,可家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我们为了让这个资助有一个持续性,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延展我们原来做的,评选全国600多名希望之星。这里面有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有200多名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们非常注重持续性,这个持续性主要是表现在对教师的培训上。因为我们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这些希望工程学校的老师,他们只要是在中国的教育界,只要是在中国普教事业上,无论在希望工程学校还是非希望工程学校,只要在这个事业当中,他本身的素质提高了,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在做教师培训。

  除了具体的工作以外,我们还非常鼓励员工的志愿者精神。我们每年都要组织的一些希望行,到我们所资助的希望小学去访问。另外除了访问以外,我们员工自发组织每年一到两次,差不多每次持续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员工拿出自己的年假,他们到希望学校去进行教学,包括电脑的应用和其他方面。我们觉得员工的自愿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做希望工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你到底是给他输血还是帮他学会造血的本领?其实从福特基金这边,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觉无论希望工程学校,还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些公益事业,我们都希望有一定的示范性、持续性和评估性。可评估,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在这边做那么长时间,自己每年要去摩托罗拉基金会申请项目,在申请项目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提供很多的报告,包括我们的评估等等。另外作为一个企业,我们的公益活动当然是公益性是第一的,同时我个人认为,如果能把企业的公益活动和企业的美誉度能够结合在一起,通过你的公益活动,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美誉度,这样的话对于企业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反过来企业对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企业所做的公益活动,这是一个双赢。我觉得在我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作为企业来讲,有一定的资金,和一定的愿望从事公益活动,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也没有专职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怎么使得我们在公益活动当中有不断的创新,而且对我们公益活动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所从事公益活动的效果?比如说对它进行评估,对企业美誉度的影响,当然这可能很难具体量化。你做了希望工程对你销售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是要有这种非常直接量化的联系。但是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有创新?我想,一方面企业有资金有愿望来做公益事业,另外一方面,像福特基金会,他们自己有些项目,有些理念,还有具体的执行机构,像刚才郝冰老师他们那些机构,他们有执行的能力,我们多方面一起来做,也许能够跳出以前的一些固定模式:简简单单的把钱给了一个机构,他就去做,做完了以后,年底给我一个报告,或者最开始我们搞一个捐款仪式而已。怎么能够更有创新的做出来,真正把我们花的钱,把我们社会的资源更好的利用起来?其实这是我今天在这里面最想讲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希望工程到现在有15年了,我们经常拿希望工程来举例,怎么进一步的让希望工程有创新的来做?我们企业也愿意和希望工程来探讨,在座各位也许有这个愿望,帮助希望工程一起成长,毕竟邓小平写这几个字,在人的心目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就讲这么多。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助理孙红璎做了题为:“信孚的资助理念——从创设在线—信孚优秀创业人奖谈起”的发言。

  我们为什么要资助人民政协报?今天要谈一谈我们资助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的初衷。

  这份周刊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表扬他们的就不谈了。信孚这些年做了许多事情,有些看起来与教育教学无关,也不太容易得到社会甚至员工的理解。做得多了,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效果:一方面有人给予高度评价,说信孚在传播先进文化,在真正的办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不务正业”、浪费经费的名声。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些事情,成就了信孚的“社会化教育”和“教育社会化”。

  几年来,我们做了如下的一些工作:

  1、97年开始开办了儿童福利院和老人院。福利院的孩子们主要来自政府福利院的委托,政府提供生活费的补助,其它场地、人员工资、孩子康复和发展就由我们负责。目前在院八十多名孤儿,而且即将发展成为一所面向社会的,既有公益慈善性质又能服务公众的特殊学校。

  2、开办了外来工子弟学校。在校四千多人。而且在我们的主动要求下,四月份人民政协报组织了一批学者和媒体在广州召开了“关怀弱势群体,关注制度创新”的研讨会,发起了一次在新形势下教育制度创新的讨论;

  3、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田野调查项目,成立了一笔基金,支持在校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参与社会;

  4、助学项目“白云信孚助学计划”,为面临失学的学生们提供学费。至今已经开展了三年时间,每年资助的金额十几万。这项工作我们利用了一些政府资源,比如说妇联、团委,他们来进行具体操作,而我们则负责资助对象的审核,及操作的监督,保证款项一分不少都到学生手上,也比较好地降低了项目的管理和运作成本;

  5、资助一些行业协会的活动,以民间身份发起成立行业协会;

  6、以民间身份评各种各样的奖,例如十大优秀传媒,国内著名教育理论家,年度最具民族良心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诸如此类;

  7、企业文化涵盖的面极广,印制的学习资料,文摘,等等,非常频繁,数量也较多。信总以个人身份常常参与社会各种问题的讨论,例如城市建设,大学城,创业投融资。

  我作为这些事情的主要工作人员,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白费力气,也和老总提意见,但是时间长了,我也逐渐认识到许多东西,信孚的价值取向也逐渐突显出来。信孚从事这些工作,确实有时候它的效果是差强人意,甚至见不到成效,反而惹了一身的麻烦,但这些都不要紧,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对各种观念大浪淘沙。一些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会象沙里的钻石一样被人们看到。就象我们对人民政协报的支持。

  其实,每年要求信孚资助的项目,包括公共的、个人的,行业内和行业外的,不下一百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处理好几个项目,其中也有很多是媒体。但是人民政协报也象沙里的钻石一样,紧紧吸引着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援助理念,最核心的就是一个价值观念的坚持,其次是方法的正确。我们的原则不外乎几种,当然最主要是手段与目的的相统一。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价值观念的缺失,因此,重新建构或者说宣传好的理念、观念,普世的价值观——真善爱美慧,就成为我们最关注的一项工作。也成为我们资助理念当中最核心的一项原则。 五四以前,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那时人们虽然行为不统一,也有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也有农民造反,但是大家的道德观是统一的,所以就算是梁山好汉造朝廷的反,他们还是忠义的,是替天行道,无论官兵还是土匪,大家都忠实于有共识的一个东西,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善恶观,即价值观。虽然是小农经济时代,大家都还是向往安居乐业、详和稳定、皆大欢喜,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当然在利益方面是有冲突,但除此以外,没有根本的对立。在近代,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例如文革的时候,强调你死我活,“宁长社会主义的苗,不长资本主义的草”,传统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了。

  昨天我们一所中学举行了开幕活动,我们举行了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就是拜祭孔子,我们没有拜四方土地,没有拜鬼神,观音如来佛祖,而是选择了一个圣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来纪念他,有人说你们是不是搞迷信活动或者宗教活动啊?我们很坦然,我们不是在迷信,而是倡导一种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回归,希望我们能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传统的东西里面,注入现代精神,例如西方的一些好的东西,独立、自主、崇尚自由,以及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可缺少。实际上,在这整个一个表象后面,我们提倡的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取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必须是“以人为本”,社会以人为本,人则以生活为本,生活要以人的生命状况为本,这就直接与人的观念思想、精神状态产生了联系。人活着就应该有好的价值取向,信孚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注入教育的东西,是应该还原的属于本源的东西。

  作为媒体,也应该倾向于普世价值的宣传。坦率地说,这一方面,许多媒体是完完全全忘记了,包括我们许多自称为中央级的媒体。最近我们接触了一个中央级媒体下属的一个子刊,几个人过来采访,结果采访的内容什么都没有写出来,就直接问我拿了一篇几年前的文章用上去。又说我们必须买多少本杂志。以市场价格来说,是很贵的了,我们也买了。但是半个月不到,又是这个媒体又有一些人说要来采访,我就说你们的记者已经来过了,他问清楚是谁之后,就说他们是假的,而前面的那批人又说他们是假的。我就说,你们应该自己协调好,其实你们谁比谁也真不了多少。

  在某种意义上,结果和过程是辩证统一的,互为因果,互为手段与目的。有好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又能够被很好地被证明,就是善的,才是最高效率的结果。天则所的盛洪所长有一篇文章是《善的目的要通过善的手段来实现》,当这样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也必然能够吸引到全社会的支持,吸引到包括信孚教育集团在内提供的援助。谢谢大家。

  沙龙的上午半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发展简报》编辑钱霄峰,她从总体上介绍了企业公民的资助理念

  今天我主要是来讲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最近比较热门也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运动。刚才两位企业的代表也讲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很多工作,我在做这块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也采访了、接触了不少企业的人,有些管理层的管理人员,还有些是普通的员工。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是经历了发展的。最开始是“企业慈善”这么一个概念,后来变到“企业公民”,刚才摩托罗拉公司的同事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更多的时候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么一个词。也许它所指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最根本的一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我想提一点,大家都知道企业是盈利的,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对企业有越来越多的要求,他最根本的一个社会责任是什么?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根据企业社会公民这样一种理念理解,可以说企业需要纳税,企业需要和他的社区甚至整个社会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社会向平等正义好的方面发展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和答案。但是我觉得,或者我们更加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最底限的有两点:

  第一、企业首先他从事生产活动,在整个生产、销售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他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没有破坏或者这个破坏是最低程度的。现在有很多企业,他们都把自己的一些盈利捐出来资助环保活动,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企业在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地球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地方,这种环境的破坏,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不可逆的,而且这个影响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不管你是拥有很多钱财的一个富翁,还是很普通,或者社会中比较弱势的人,你都逃不掉的。空气的污染,交通的混乱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谈社会责任最基本的一条。

  第二、我觉得要对参与企业活动的人,比如说雇员,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人权给予最基本的尊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很多企业,他们搞了很多捐钱,资助的活动,但是在企业内部,对他所雇佣的员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休息权,工作权,包括对女工的生育权没有足够的尊重。我觉得他再去做任何的、所谓的慈善或者公益活动,都有悖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的一个初衷,我觉得它是做的不够好的。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公益活动,我觉得公益活动是企业社会活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应该更关注作为底限的两条,或者加上第三条,企业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按照实际的经营活动来进行合理的规范的纳税,遵纪守法。这三点我觉得是我们在看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的时候,应该提出来的,在现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更应该突出的三点。

  第二个我想说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一般来讲,很多企业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教育事业,像摩托罗拉、可口可乐很多的知名公司都是如此。他们都会和希望工程来合作,来捐资助学。我觉得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好的。我想提的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关注教育?就是因为教育是能给我们这个社会以希望,而且能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起点。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企业,他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公平性的问题。我们这些很好的公司,他们都希望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对自己的企业形象有所帮助,所以很可能那些优秀的人,优秀的学校,优秀的地区,反而容易受到资助。那么另一些实际需要资助的对象,就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我只是想提出来,我们的资助,比如说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还有就是贫困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的一些弱势群体,还有就是像包括企业选择的合作对象,这里面今天有希望工程的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想说,希望工程做教育方面时间很长,在中国知名度非常高,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企业把钱或者把资金投向一些,也许是小的,但是效率和质量也非常高的机构,他们也应该有机会,成为企业捐助的时候考虑的对象,我觉得这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可以更加强调,体现最终的社会公平目的一个目的。

  第三、我觉得很多企业他们自己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也有很多感到和公众,或者所谓的现在一些NGO有相冲突的地方。我觉得企业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说像福特公司,他们是以生产汽车为主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非常多,城市交通状况非常差,如果按照每个人都有车,或者每个家庭都有车的梦想,很难设想北京的交通会成为什么样的状况,包括空气的污染和环境的破坏。但是这个企业他们就是生产车的,他们有权利继续生产车,所以这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和悖论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于我们让每个人,或者每个利益方,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或者表达他们的利益,大家进行冲撞交流,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像这些大的跨国公司,他们继续生产,为我们提供一些优质的产品,当然也需要一些利益集团,哪怕是一些普通的公众,在涉及到他们利益的问题上,来跟这些公司有一个交流或者是冲突,这个都是很自然的。有些NGO他们做环境教育,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每个人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环保主义者,而是使我们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尽可能的知道需要保护环境。知道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消费对这个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自己来做出一个决策,我是买车还是不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想表达的第三点,企业社会责任还有公众的参与,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斗争是很自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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